杜威与中国现代教育

四、杜威与中国现代教育

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处于重要的历史变革时期。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不仅显示了清王朝的腐朽与衰败，而且也加剧了社会矛盾。思求变革，救亡图存的社会思潮汹涌澎湃，跌宕起伏。改革传统教育，学习世界先进国家的教育，创立中国的新教育成为人们的呼声和历史的必然。1919年5月1日，即五四运动前夕，杜威应北京大学、中央教育部、尚志学会和新学会四个团体的共同邀请，偕夫人自日本抵达上海开始了对中国的访问，由胡适等人陪同到各地考察讲学。

杜威来华之初仅是短期考察讲学之安排。但自开始访问起就被中国学生和教师的热情所感染，被中国声势浩大，如火如荼的民主斗争所吸引。5月2日杜威即在胡适的翻译下在上海作了“谈谈实验主义”的讲演。随后赴杭州、南京等地游历讲演，胡适、陶行知等先后随行翻译。5月29日，杜威一行抵达北京，在此后的数月里，杜威以北大为基地，以其《学校与社会》《民主主义与教育》《哲学的重建》三部著作为基础，向中国知识界、教育界全面系统地介绍和宣传他的哲学和教育理论，主要涉及近代教育的趋势、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伦理学、思想派别等五个方面，形成了当时著名的五大讲演。1920年4月，杜威在华讲学一年期满，北大致电哥伦比亚大学，请求续聘杜威一年得到同意。于是杜威再次南下讲学，前后在华讲学两年多，足迹遍布中国11个省，讲演次数多达200场，所达之处无不受到教育界、学术界乃至军政要员的热情欢迎，所作讲演也是场场爆满，座无虚席。

杜威的讲演，除各大杂志竞相连载外，《杜威五大讲演录》还出版了单行本，至1921年7月杜威回国前就再版达10余次，发行量超过10万册。“儿童中心”“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等主题话语一时成为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中国当时的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类似杜威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所办的实验学校，在我国北京、南京、上海等地先后产生，有的直接就叫“杜威学校”。杜威在中国的讲演及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当时的中国广受欢迎，原因在于杜威的主张和思想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要求变革的心声和改良主义者的要求。他的“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的改造”以及要求把现实生活中的内容组织到教学过程中，使学生“从做中学”等思想与主张，为中国教育界、学术界反对空洞，呆板的传统教育提供了锐利的理论武器。可以说，杜威在华的两年多时间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教育理论的确立和新学制的建立以及平民教育运动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