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孔子思想内容的分析

（一）关于正名

冯友兰、关锋、林聿时都认为孔子把“名”看作第一性的，“实”是第二性的，其“正名”思想是唯心主义的颠倒；用旧名改变新实，也是保守的。

（二）关于天道观、天命问题

冯友兰指出，孔子一方面承认有意志的天，另一方面，在“力”和“命”的关系上，又为二者划分了各自的范围，对天命的权威有所限制。汤一介也认为，孔子虽也讲天命，但他的天命已经和传统天命不同，已不是上帝的命令，而是遇到困难时的一种感叹，认识的一个关节，做人的道理。孔子天道观的开风气之处在于它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因素，从发展的观点看，传统的束缚和唯心主义因素已经不是他的思想的主要方面。^[43]

关锋、林聿时认为，无法确定孔子的自然观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他们认为，孔子主张天命，他的“命”和老子的“道”相似，在此孔子是客观唯心主义者。孔子没有讲到“命”和天地万物的生成关系，但和老子的“道”一样，命是“规定万物的秩序的东西”；孔子“没有什么唯物主义自然观，而只有神秘的‘天命’主宰着人间的一切，因此，孔子的‘天命’和人格神——上帝的命令，就没有什么原则的差别了”。^[44]孔子在这里表现了“从西周的形象上帝观念这种感性的唯心主义形式到抽象的、‘理性’化的‘客观’唯心主义的转化”。^[45]关于“畏天命”，关锋、林聿时认为这里的天命是“大人”——奴隶主的意志。孔子的“命”绝对排斥人为，又承认人为，这是“折中主义的调和。折中主义是孔子思想的‘一以贯之’的方法论”。^[46]

（三）关于鬼神、宗教观

冯友兰指出，孔子用比宗教更精细的唯心主义代替了宗教。他倾向于无神论，但并没有脱离唯心主义。孔子的自然观基本上还是唯心主义的。“归总起来，他的思想的总的方向还是在旧框子里加进新东西，用旧瓶装新酒。”^[47]汤一介认为，孔子怀疑天神，虽主张祭祀，但并不认为真有什么鬼神，而是为了表达敬意，这些无神论因素与其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相联系。“孔子是倾向于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48]关锋、林聿时认为，孔子虽然怀疑鬼神，但照《左传》的记载，春秋时期怀疑鬼神的思想非常普遍，所以孔子的怀疑在他的思想构成中和当时的思想战线上都不具有重要意义。孔子不反对祭祀，所以肯定鬼神的存在。任继愈也认为，把孔子和当时的先进思想家排队对比一下就会发现，他早已掉了队，跟不上了。“比如当时争论的中心问题，天命、鬼神问题，在以老子为首的唯物主义哲学学派发出的耀眼的光辉下，以孔子为代表的妥协、改良主义，就更显得旗帜灰暗，站到反面去了。”^[49]孔子在思想上“宣扬人格神、唯心主义的天道观”，在天道问题上“是有神论者，是维护一向为奴隶主阶级服务的宗教神学的”。孔子教人“畏天命”，“天命其实就是地上奴隶主贵族的意志”；孔子公开承认有鬼神：“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认为中国封建统治者既然信奉孔子，所以孔子应代表封建地主阶级这样的结论的根据是很薄弱的”；只能说孔子是他们塑造的“圣人”。^[50]

对于关锋等人关于孔子鬼神观的观点，孙长江提出了不同看法。他指出，春秋时代对鬼神的怀疑并没有成为普遍流行的观念。《左传》提到鬼神58处，只有6处是怀疑鬼神或降低其地位的言论。这表明，在春秋时代，怀疑鬼神仍然是少数，孔子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为什么别人怀疑鬼神是难能可贵的，而在他却“只能是无足轻重的呢”？孔子没有直接否定鬼神，但是《左传》其他6条也都没有直接否定鬼神，都是通过表面肯定的形式来否定的。关锋、林聿时对于子产和孔子“这两个基本倾向一致的人物，一个给予他‘相当彻底的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进步阵营的主要代表人物’的评价，而另一个却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唯心主义、保守阵营的角色”，“未免厚此薄彼，难于使人信服”。^[51]孙长江又说，关锋、林聿时得出孔子的天命是有意志的天的结论，但是他们引用的材料不足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关键是，孔子的“命”究竟是一种必然性，还是“上帝的意志”？从材料上看，孔子的“命”并没有规定万物秩序的意义。

孙长江进一步指出，判断孔子思想倾向，关键还在天道观问题。孔子的“天”都和“知”相联系。知道夏商周百世相因的规律，就是知天命；四十不惑，其中也包括“不为妖言怪语所惑”，他引用《夏书》“惟彼陶唐，帅彼天常”、“由己率常”（《左传·哀公六年》），赞扬楚昭王不信妖魔鬼怪。孔子说“天何言哉”的天，就是自然的天，“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乃是自然的常规。他所说的“命”，有时是一种百世相因的社会趋势，有时是“帅彼天常”的自然的常规。孔子是通过努力学习自然和社会知识，“逐渐摆脱传统的有意志的天的束缚，逐步尝试着为旧的‘天命’寻求一个科学的解释，一个唯物主义的解释”。^[52]

（四）关于仁、仁礼关系

冯友兰认为，“仁”是孔子思想的最高道德原则，其内容是“爱人”，这是孔子思想的进步方面。孔子的“爱人”理论有两个来源：一是“徕远人”，一是奴隶主贵族的宗法制度。但是，孔子已经感到宗族太狭小，所以要求一个人也要爱宗族以外的人。“爱人”的人还有一个与自己相对的“别人”的含义，这种爱人在消极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积极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承认人的独立意志。“这是奴隶主贵族向地主阶级转化在提高劳动生产者地位时，对于人的作用的认识的一种表现。”^[53]冯友兰指出，“仁”的真实感情，已经是传统的“礼”的影响下培养出来的统治阶级的感情，所以，仁礼在孔子思想中没有矛盾。“从奴隶主贵族转化过来的地主阶级本来是一方面要维持旧制度的框子，一方面又要加进去新的内容。”

关锋、林聿时认为，孔子的“仁”，从抽象形式上说，是人与人的关系，但人和人的关系是具体的，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改善和维持的是阶级统治的关系，“不过是在旧制度、旧规范的范围内，调整人与人即君臣、父子、兄弟、贫富之间的关系”。^[54]所以，“孔子的‘仁’和‘礼’的学说，基本上是站在奴隶主立场调和阶级矛盾的改良主义，基本上是保守的”。^[55]它的进步方面是对被统治阶级有所让步，发现了人，把“礼”推广到庶人、尚贤。针对冯友兰的孔子的“仁”包括“别人”的观点，关锋、林聿时指出：“孔子的‘爱人’却是有具体的阶级内容的”。“人”和“民”不同。“人”是奴隶主阶级，“民”是奴隶。“孔子所说的‘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是不包括‘民’（奴隶）在内的。”博施于民在孔子看来是不现实的，所以，“孔子公开所说的就不是爱一切人，更不是真正主张爱一切人”。^[56]孔子主张贤人政治，和贵族政治相对立，他的“尚贤是有很大的进步意义的。但是孔子的‘尚贤’，却没有从根本上冲破守旧、复礼的藩篱”；孔子把“尚贤”和“亲亲”“折中主义地拼凑在一起”。孔子在政治上站在鲁国公室一边，他的政治理想是“改良的西周贵族奴隶主统治的社会”，和老子一样，是回到周初理想化的社会，但“尚贤”、“仁”以及不反对生产进步的思想具有进步因素。

任继愈认为，在仁礼关系上，孔子认为不能改变支持奴隶制的“礼”，但也要求统治者关心劳动者（奴隶）的生活和社会地位。孔子的“仁”只对统治阶级，不对被统治阶级，“仁政”“在很长时期内都起着欺骗人民的作用”。“所谓‘爱人’，不能离开了一定的阶级的内容，只要有敌对阶级存在的话。”^[57]汤一介对“仁”提出了较为不同的看法。他指出，“仁”的理论是孔子为了适应新的封建的生产方式而提出的。孔子把“仁”作为“礼”的内容，“为封建社会的道德伦理观点奠定了基础”，使“礼”成为为新的经济关系服务的工具。他又说，把“仁”作为最高的哲学概念提出来，是孔子的创造，也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不过，“仁”也有阶级性，是统治阶级的一种品德，是他们做人和行事的标准，此即“仁政”。“仁”不仅处理剥削阶级之间的关系，也从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处理和劳动者之间的关系。“爱人”也包括劳动者，但他的出发点为了他那个阶级的阶级利益。“一个新兴的阶级那怕是剥削阶级，在客观上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劳动人民的利益的”；“仁不仅为当时进步的统治阶级所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的广大劳动者所需要”。^[58]汤一介强调要“把春秋末年的孔子和以后封建社会中所歪曲了的那个孔子加以区别”。安作璋对孔子的“仁”给予了更为积极的评价。他说，孔子对于“礼”的态度是批判改造，适应时代的要求，给“礼”以新的解释，把“礼”下放到庶人，加进“仁”的内容。“孔子第一个发现了‘仁’，承认劳动者也是‘人’，从而提高了‘人’的地位，这在当时来讲，对处于奴隶地位的劳动人民是有利的，对正在成长中的地主阶级也是适用的。因此，孔子的这种仁学理论，应该说是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形成前夕在思想上的反映。总之，孔子的‘仁’和‘礼’的学说，是反映了时代精神的，孔子的基本思想是顺应当时社会变革的潮流的。”^[59]历史地看，应肯定孔子为古代伟大的思想家。

（五）关于孔子思想的历史地位的总体评价

冯友兰认为，孔子在天命宗教观方面有新的成分，即倾向于无神论；在自然观基本上还是唯心主义的；他把“仁”作为主要的道德原则，是以前所没有的；在教育和文化古籍整理方面，他对春秋以前的文化作了总结，使它有了很大的提高。“他是第一个以个人资格大规模教育学生的人”，“有教无类”“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教育”。“他是中国古代第一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他创立了古代中国最早的学术流派。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他的哲学观点，标志着各代思想开始从神权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还能够把人和现实生活提到了重要的地位，从人的实际生活的需要，观察和了解一切问题。因此，教导人们对现实生活采取积极的态度，这都是孔子的贡献。”^[60]关锋、林聿时则认为，孔子思想是“折衷主义、主观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的折衷杂拌”。^[61]孔子的命定论是客观唯心主义，但孔子又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者，二者是相通的。“他的哲学思想并不是二元论；基本上是折衷地混合了‘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62]

在大体平等的气氛下，除了一些评价稍显偏颇之外，20世纪60年代对于孔子思想的认识在广度和深度上超过了1949年前，构成了中国哲学研究的可积累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