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脉络与中文译名》简介

马腾嶽

《ethnicity（族属）：概念界说、理论脉络与中文译名》一文发表于《民族研究》2013年第4期。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尽可能地从英文原著中梳理ethnicity相关的理论脉络，结合日常生活使用中英语ethnicity的意义，为ethnicity寻求较适当的中文译名，以作为与西方ethnicity理论接轨，发展本土研究的基点。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各种民族现象丰富。改革开放以来，学者大量引入西方社会科学关于民族与族群研究的各种理论与社会资料，糅合我国本土的民族事务经验与理论，使得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发展日益多元深入。

然而任何理论与理论词汇的引入，都需要经过本土的转译与再生产过程，特别是西方最新前沿理论与理论词汇的引入，常因为本土文化中缺乏相对应的概念，而使得西方理论难以被我国学界深化与利用，这其中，ethnicity一词便是一个重要例子。

从社会科学学术史看，部落（tribe）、种族（race）、民族（nation）、族裔群体（ethnic group）都是人类群体分类的范畴概念，也是学术研究中人群的基本单位。然而有学者指出，这些概念不是人类普同先验与固有的概念，而是应特定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产生的概念，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特别与西方的殖民历史相关。Thomas H.Eriksen便指出：“诸如ethnicity与民族主义等都是我们（西方）自己所创造的概念，我们必须假设行动者自己没有这样的概念，即便目前他们也和我们一样使用这些词汇。”Eriksen指出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ethnicity、ethnic与ethnic group这些词汇才大量被人类学界使用，取代了原有的部落与种族等概念。推究其原因，一是社会世界（socialworld）的改变，其次则是社会人类学思维的改变。

Eriksen所谓社会世界的改变，主要指的是人类长达数百年殖民体系的结束。族裔群体取代部落，而成为英语人类学的社会单位的主要术语，反映现代化下人群之间日益频繁的接触与互动，当代的人类共享着一个共同的世界，而不再有文明演化上的先后次序之分。Eriksen指出：“将被研究者称之为部落，代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对应着现代与传统或是原始社会的差别。如果以族裔群体取代部落，则这种差异性就很难再维持。因为所有的人都应属于某一个族裔群体。”在此情况下，Montserrat Guibernau与John Rex也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亚、非两洲的去殖民运动与新兴国家纷纷成立的背景下，20世纪60年代起ethnicity研究日渐重要。Ronald Cohen更以“Ethnicity研究乍然普遍出现”，指出ethnicity研究在当代的重要性。

如前所述，从学术史的脉络而言，以ethnic group、ethnicity取代传统的种族、部落，作为新的人群研究单位，某种意义上而言，代表学术界去殖民的努力。ethnicity是目前西方族群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概念与词汇，它是一个新创的英语词汇，在近代英语的使用中，ethnicity最早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牛津字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对于它最早的记录版本出现于1953年。就学术界而言，美国社会学者David Riesman在1953年首先使用ethnicity一词。晚近英语世界的社会学界大量使用ethnicity作为理论工具进行社会观察与民族研究，发表数量庞大的论文。笔者从目前西方最重要的外文资料库JSTOR进行检索，发现至2010年之前以ethnicity作为研究对象的西方学术论文已高达16万篇。然而由于在世界其他主要语言中，例如法语、德语与中文中，都缺乏与ethnicity相对应的概念。这种因为缺乏相对应概念词汇，而导致理论无法被深化使用与再生产的现象，仅有依靠本土学术界不断地进行讨论与再生产，最终发展出相对的词汇与概念，才能利用。本文即是在这个学术目标下的研究成果。

由于ethnicity在英语中是个多义词，目前ethnicity在中文学术界有着诸多不同的译名，如大陆学者劳焕强在翻译斯蒂芬·芬顿（Steve Fenton）的Ethnicity（2009）一书时，译为“族性”，台湾学者谢世忠从主观论的立场译为“族群意识”（1992），王明珂则从客观论的观点译为“民族本质”（1997），蔡英文译为“文化性”（2001）。这些著作或译作对于ethnicity的翻译与指涉的意义各自有其观点，差异性极大。还有部分学者根本放弃把ethnicity译为中文，而直接采用英文。如王铭铭直接使用英文ethnicity，将它视为一种“关于族群性的论述”（2011）。另外陈庆德也放弃将ethnicity译为中文，不作定义，而透过ethnic group/ethnicity与nation/nationality间的对比，来指出其间的对应关系（2009）。笔者认为，无论将ethnicity译为族群意识、民族本质、文化性、族性等，都只对于ethnicity的意涵提出了部分的表达，但是这些部分的总和非但不能代表ethnici-ty在英语中的原意，反而呈现出这些中文译名在词义上的矛盾。以上面列举的例子分析，在中文的语意中，“族群意识”指的是对特定族群的认知与认同，强调的是心理的、主观的层面；“民族本质”指的则是民族客观的生物性或是文化性的本质，重视的是客观的成分；“文化性”强调的是文化的特征或是特质，重点关注文化；而“族性”则让人联想到族群本质上具有的特性。这些中文翻译词汇间的差异，突显出中文学界对于ethnicity认识的不同，反映出建立ethnicity中文译词的困境。

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20世纪40年代由人类学者Edward Sapir与其门生Benjamin Lee Whorf提出的“Sapir-Whorf假设”，指出语言与思考在文化上的相对性，特定社会的某些词汇与其指涉的意义，若是完全不存在另一个社会，会导致文化概念在转译与理解上的困难。加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所谓语言无限开放性或许可以弥补这种词语转译的困境，但却必须历经一个复杂的转译、诠释与再生产过程。

笔者认为，对于中文使用者而言ethnicity正是一个需要转译、诠释与再生产的词汇。译名一日无法确定，中文学术界利用ethnicity理论进行知识再生产的困难便存在一日。笔者撰写《ethnicity（族属）：概念界说、理论价值与中文译名》一文主要的目的，便是希望借由中、西方目前关于ethnicity理论进行大范围的梳理，厘清ethnicity作为理论与英语世界实际生活语言的意涵，寻找最适当的中文对应词汇或是新创词汇。在《ethnicity（族属）：概念界说、理论价值与中文译名》一文中，笔者引注了65个英文原文文献与7个中文文献，最终选择以“族属”一词作为中文译词。笔者认为，这个译名符合中文翻译“信、达、雅”的原则，也延续了中文学术界对于ethnicity研究的既有的看法，同时符合中文已有使用习惯。

在本文中，笔者说明将ethnicity的中文译为“族属”的原因有三点：首先，“属”这个字在此有两层象征意义，一个源于亲属（kinship）概念的人群“类属”（category）；其次，则是与客观条件或主观认同相关的“归属”（ascription）；最后，则是ethnicity在今日英语日常使用中的语意“族裔属别”。笔者在论文中特别指出，ethnicity作为“族裔属别”的意思时，它的意思又相当类似于中文的“族别”“族名”“族称”。在日常的语言使用中，以中、英文询问他人“你的族属是什么？”（What is your ethnicity？）时，这句话在语意上与“你是属于哪一个族群？”（Which ethnic group do you belong to？）是相当的。透过这种语言的互换性，可以协助我们理解“族属”（ethnicity）与“族裔群体”（ethnic group）间的异同。同时说明将ethnicity的中文译为“族属”，符合英文原有的多重意义，以及中文既有的使用习惯。

诚然，一个新理论与理论译名的引入与被本土学术界接受，常需要很长的时间，其结果也多是不可预期的。诸如英文urbanization究竟该译为“都市化”还是“城镇化”，历经三十多年的发展依旧没有沉积出明显的结果，中文学术界各有支持的学者与学术文章发表。然而ethnicity一词缺乏共同中文译名对于族群与民族研究的负面影响性，显然更大于urbanization这样一个较为通俗具象的概念。ethnicity具有概念上的抽象性，一天“无以名之”，中文学界就一天难以深化、本土化相关的理论，使它为我们所用，并与世界相关研究接轨。

作者简介

马腾嶽，男，人类学博士，美国夏威夷大学夏威夷研究中心博士课程研究访问学者。现任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特聘教授，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专长为族群理论、文化人类学、博物馆人类学、应用与公共人类学、太平洋岛屿区域文化等。目前最新的研究方向为大理州白族社会组织与文化的人类学田野基础调查，目标在于进一步完善当代白族社会文化的民族志基础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