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凄日对须弥雪”

《大同书》是康有为定居印度时所撰，为什么他在这时撰写《大同书》？除掉时间较长、闲暇较多外，还由于他流亡海外，漫游欧美，看到理想中的资本主义实际情况，感到“千劫皆烦恼”、“苍天岂不神”。在新加坡潜读《天演论》，又觉察“万年无进化，大地合沉沧”^[1]。从而撰有此书。

康有为是在1901年12月7日（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七日），离开槟榔屿，乘海轮去印度的。12月12日（十一月二日）“入恒河口”^[2]。直到1903年4月（光绪二十九年三月）才离开印度，经缅甸、爪哇、越南、暹罗，10月（九月）回到香港。在这比较长的“定居”期间，他除初到印度，进行游览、考察外，埋头写作的时间较多。

康有为之所以由槟榔屿前往印度，定居时间较久，是因为印度是文明古国，“必有可考观而益中国者”，他说：

先是，久居槟榔屿英督署中经年，槟榔屿署多瘴，吾病累月，乃决居印度雪山中。且以印为大地第一古国，旧教如麻，及英新变政，必有可考观而益中国者。^[3]

康有为一到印度，就到各处考察。他早年曾“偶有遁逃聊学佛”，仍然“忧患百经未闻道”^[4]。佛教哲学讲“出世”，康有为却要“入世”，想“人世界观众苦”。“政变”出亡，定居“哲学之宗”的印度，却使他感到“佛倡之太早，故未可行”^[5]。而所见所闻，又使他“幽凄日对须弥雪”^[6]。

为什么他对“文明最古邦”的“大地第一古国”印度倍加感慨？首先，他认为印度因循守旧，不吸收外来文化。他在《印度游记序》中诉说了他的感受：

夫印度者，大地之骨董，教俗、文字、宫室、器用至古，为欧美文明祖所自出，文明所关至大也。与支那交通二千余年，自身毒竹杖蒟酱始入中国，及白马驮经而后，佛典大译，浮屠新义及幡幢铙钹大行于中夏，以增长文物知识。夫物相杂谓之文，物愈杂，则文愈甚。故文明者，乃智识至繁、文物至感之谓。支那之文物无所加于印度，故印度之智慧不增，至今手食地坐，衣无缝衣。印度之文物大入支那，故支那之文明更广。心学、灵魂、戒律、塔寺是也。盖娶妇必择异姓而生乃繁，合群必通异域而文乃备。惜二千年之游印度者既极寡，或有其人，皆佛法之裔，仅传佛之经典，而于印度之政俗、波罗门及诸教之瑰异，皆不及考。举印度至古之文明而委弃不收，此则二千年来最可叹惜痛恨之事也。吾昔于佛典中辑《婆罗门教考》，后于戊戌之难不存。然古今殊异，不经亲身目击，而但据残文以考大教，岂有当哉！今驱驰印度中八千余里，蒙沙犯尘，举耳闻目见而亲考之，乃皆为中土数千年所未闻者。^[7]

这篇《印度游记序》写于“孔子生二千四百五十二年，为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查《印度游记》，于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去槟榔”始，至十一月二十七日（公元1912年1月6日）止，《序》撰于“十二月”，即其初入印度游览考察后所记。此后他到大吉岭，就从事写作了。因此，《序》文可说是初到印度游览考察总的感受。

他认为，印度本来是文明古国，“为欧美文明祖所自出”，但印度保守，“故印度之智慧不增”。中国和印度同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能吸取外来文化，故文化发达超越印度，如“印度之文物大入支那，故支那之文明更广”，而印度则不然。非但如此，“印度至古之文明而委弃不收，此则二千年来最可叹惜痛恨之事也”。

当康有为初入印度，考察印度的古文明、古物时是有感受的，他参观古迹，购买古董，曾使他大为失望，说：

惟访购印度古铜古画则无之，闻其王及士大夫所藏，不可得诸市，盖印分人种，皆世其家故也，想三代时亦必如此，是则商货必不兴，民智必不开矣。^[8]

吾欲购一印度古画，而遍访市上无之，稍有一二，笔墨极呆，已索千数，盖印度之文明绝矣。^[9]

他“念之太息”，“此固进化自然之理，然旧俗旧物，足资考证，亦不可不稍存也”。^[10]

其次，康有为认为印度等级深严，“不平等之处尚多”，“无自由之乐”，如“严男女”、“重男轻女”。对印度婆罗门人之等级制度，更屡屡言之，《大同书》中还有专门记载，如：

印度喀私德之制，其一婆罗门，言道术者；第二刹帝利，为王族者；第三吠舍，为贵族；第四首陀，为农工商族。而首陀之族下又分为数族之等焉：一曰配哈，为工服役于王者；次曰摭麻，作贱工者也；又次曰巫士哈，业猎，食蛇鼠，作路工者；又下曰拖卑，洗衣者；又下曰咩打，作除扫粪者，又下曰冬，荷担死尸者，皆不得为吏。而诸族之中，各世其业，婚姻不得通焉。（第45页）

丙部《去级界平民族》列“印人在昔省四种”，谓“夫不平之法，不独反于天之公理，实有害于人之发达，观印度而知之矣”：

一曰婆罗门，为净行者，或出家，或在家修净行而涅槃者；

二曰刹帝利，为王种，奕世君临，统辖其余之三姓者；

三曰吠舍，旧曰毗舍，为商贾，贸易有无者；

四曰戍陀罗，旧曰首陀，为农民及奴身勤稼穑者。首陀内分贱族七十余，今略举数种如下：

一曰配哈，为工，服役于刹帝利者，不食肉葱，不饮酒；

二曰摭麻，作下工，一切肉皆食；

三曰巫士哈，打猎，食蛇鼠，作路工；

四曰拖卑，洗衣者；

五曰咩打，作扫地除粪之工者；

六曰冬，抬死人而烧之者。

以上皆贱役，而以咩打及冬为最下。贱族之中，皆不得为官为士，而各贱族各专其职，不得改役他业，不得通婚姻，子子孙孙世为之。（第108—109页）

然而，印度旧俗却戒杀生，康有为在游市院时，“出庙散行，有游蚁大队过从者，误践之，带游之人诧劝谨避，谓：‘吾印人不敢践之’，其仁及蝼蚁又如此。观其养猴杂居，其蚁戒践二事，印度俗之仁能及物，过于大地矣。此皆婆罗门教者，故戒杀亦婆罗门之义，吾佛从之，非佛创法也”。但是当今“诸侯并立，弱肉强食，民不能保，实非戒杀之时”。“今婆罗门先哲于数千年乱世之先，而遽行及数千年太平极平之说，宜其害也”^[11]。

他在旅游时，也屡记印度“非乐土”，如说：

盖全印之地，实非乐土，且教化风俗束缚极严，全无自由之乐，且印度可谓西方极苦世界，惟其烦恼至极，佛乃降生是间而超度之欤？^[12]

特别是重男轻女，“失自由之性”：

盖印俗重男轻女，寡妇多如是。幽闭伤天地之生，郁人道之和，失自由之性，旧俗多如是，皆教不平等所致也。^[13]

印戏院上层为贵女座，隔以沙幙，无灯不可见，盖印俗严男女如此。^[14]

如果说，康有为在新加坡和丘菽园同温《天演论》，引发了他“天演”进化的思考，那他的定居印度，却又使他在游历这世界著名文明古国后，又增加了一阵惆怅，说：

昔英人言东方为大古董，然将变矣。若不速往观，则将无矣，今果然，念之太息。此固进化的自然之理，然旧俗旧物，足资考证，亦不可不少存也。^[15]

在《大同书》中也慨言“天演之无可逃”：

即印度数千年前之土民，亦为亚利安族所夷灭。以此而推，今若非洲之黑人虽有万万，千数百年后皆为白人所夷灭，否则白黑交种，同化于白人，此天演之无可逃者也。（第117页）他在《大同书》中记述印度见闻四十余处，且这时期其他著作、函札、诗文、游记也多次谈到印度。

政变前，康有为以为通过变法维新，就可逐渐达到他所想望的“大同”境界。政变后他的想法变了，以为中国还只是“乱世”，“公理不明，仁术不昌，文明不进”，在这“大地既通”之时，“欧美大变，盖进至升平之世矣”。“人道进化，皆有定位”，“由君主而转为立宪，由立宪而转为共和”^[16]，也曾想以之分为三等。然而，“法之拿破仑”，“始则专倡民权，每破一国，辄令民背其主”，终且“挟其兵力以行之，于是复自为君主矣”。拿破仑第三也是“拥兵数十万而称帝矣”^[17]，又使他“不愿革命民主之事”。康有为自己也说：

仆生平言世界大同，而今日列强交争，仆必自爱其国，此春秋据乱世也，所以内其国而外诸夏也。仆生平言天下为公，不可有家界，而今日人各自私。……仆言众生，皆本于天，皆为兄弟，皆为平等，而今当才智竞争之时，未能止杀人，何能戒杀兽。……仆生平言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政事同权，而今日女学未至，女教未成，仆亦不遽言以女子为官吏也。仆生平言民权广言公议，言国为民公共之产，而君为民所谓代理之人，而不愿革命民主之事，以时地相反，妄易之则生大害。^[18]

政变后游历各国，定居印度，使他彷徨迷惑，如何再能走向“大同”之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