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百科知识 哥白尼式的革命

哥白尼式的革命

时间:2022-09-05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人们一向以“哥白尼式的革命”来赞扬康德对哲学所作出的伟大贡献,这主要是因为他倒转了知识和现象之间的关系,将其上升到批判的维度,从而为全面解决哲学问题提供了可能。他受卢梭、休谟等人的影响,对于近代科技理性的无限能力表示怀疑,力图在实践理性的基础上捍卫哲学的地位,并建立起真正的道德实践哲学。

我们先来看一下康德提出实践哲学思想的理论背景: 首先是一向高高在上的理性陷入了危机。中世纪的哲学抛弃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主张,转而奉行神学的世界观,神的权威造成了对人的生存的压制,神灵意志弱化了人们生活的目标与方向,使人类渐渐陷入了矛盾、迷茫与盲目之中。随后,一方面,随着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人们开始质疑并抵制神的统治地位,强烈要求以人权取代神权,以人性代替神性。另一方面,自然科学在几乎所有重要的领域里均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使得实证方法深入人心,让人们产生了一种科学万能的乐观信念,于是,在放弃了对神灵意志的坚定信仰之后,人们很快转向了对科学技术的狂热崇拜。但无论是对神学的一度迷恋,还是对自然科学的顶礼膜拜,都是对于人本身的遗忘,是对思索生命本真意义的忘却,这直接造成了实践哲学的思想被弃置一旁,在岁月的风尘中逐渐黯然失色。我们知道,近代哲学在科学知识的认识方面一直存在着两派,即经验论和唯理论: 前者认为一切知识均源于经验,因此人可以通过对经验的归纳达致科学的真理性;后者则质疑人的感性经验的可靠性,认为人必须通过理性自身的演绎才能把握科学知识。此后,休谟指出: “一切出自理性的知识的确具有普遍必然性,但是它与外在事物无关,只是局限在理性之内的主观知识,而以外在事物为对象的知识必以经验为依据,由于它们以个别、偶然的经验为基础,因而只能是或然的知识。”张志伟,《康德的道德世界观》,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0页。 他认为传统的形而上学所认定的、具有客观必然性的因果性实际上只是人的主观性,由此,形而上学的根基被摧毁,科学知识的证明陷入了困境,理性的权威也被动摇。其次,科学理性造成了对人性本身的压制。近代哲学所推崇的理性实际上是一种科学理性,它主张通过理解、判断、推理的方式去认识事物,推崇抽象、逻辑、科学的认知形式,并坚信科学能够扫除愚昧落后,理性可以帮助人们掌握自然法则,最终让人们过上自由而幸福的生活。然而这一理性同样压抑了人的自由,因为它认为通过自然科学的方式可以解决一切认识问题,包括对人和社会的理解,由此忽视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本质性的区别。关于这一点,卢梭就曾在其著作中将自然状态与文明状态对立起来,严肃地指出,文明的进步导致并加剧了人类社会的不平等;科学和理性非但没能为人们带来幸福,反而招致了灾难,导致了人的自由的沦丧和本性的迷失。再次,形而上学也陷入了困境。实际上,实践哲学自亚里士多德创立之时起,就采取了一种科学式的思维方式,即试图用概念和范畴来证明事物的本质,执著于探讨“世界是什么”、“存在是什么”、“实体是什么”之类的问题,但是其有限的科学方法并不能解决无限的哲学问题,由此导致了形而上学的困境。这三个方面的理论背景分别关涉认识论、伦理学和形而上学,而其中形而上学的问题则是根本性的。因此,康德所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在科学世界观的侵蚀之下为道德自由保留地盘的问题,就是如何在机械决定论的世界图景之中为人保留存身之所的问题,而康德对此的回答就是重建形而上学。”同上,第14页。

人们一向以“哥白尼式的革命”来赞扬康德对哲学所作出的伟大贡献,这主要是因为他倒转了知识和现象之间的关系,将其上升到批判的维度,从而为全面解决哲学问题提供了可能。在这之前,经验论和唯理论在科学知识方面所达成的共识是: 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就在于它是先天的,而非经验的。由此所推导出的结论就是: “知识必须符合对象才具有真理性,亦即主张我们能够按照事物本身所是的样子表象事物、认知事物,这也就是说,唯有当对象本身被给予我们之时,我们才能认识它。”张志伟,《康德的道德世界观》,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7页。 问题在于,世界是否真的可以无条件地被人认识?人类的认识能力是否存在界限?人们又是否可以超越经验这一环节直接去把握事物本身?康德打碎了人们的梦想,就像哥白尼在发现地心说无法解释许多天体现象后,反转思路提出了日心说一样,抛弃了“知识必须符合对象”这一论点,提出了“对象必须符合知识”的思路,认为一切知识均源于人的经验,但是人唯有通过理性才能够把握经验和知识,使问题由此变得豁然开朗。他将认识的对象分为两类: 一类是物自体,它是超验的、不可知的;另一类是现象,它才是物自体在人们的感官中的呈现。他指出,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度的,知性为自然立法、理性为实践立法,并强调“理性的真正用武之地是实践领域,是实现先验的自由。”俞吾金,《从康德到马克思: 千年之交的哲学沉思》,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2页。 正如李泽厚所指出的,“康德在伦理学上的所谓‘哥白尼革命’,正在于把道德基础从经验的外在的对象(物)转移到先验的主体(人)的意志中来。”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82页。 他受卢梭、休谟等人的影响,对于近代科技理性的无限能力表示怀疑,力图在实践理性的基础上捍卫哲学的地位,并建立起真正的道德实践哲学。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