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哲学史上，人们常常把康德所发起的哲学革命称为“哥白尼式的革命”，因为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序言中，康德本人引入了哥白尼在天文学中的革命来说明自己在哲学中所实行的变革。他这样写道：“向来人们都认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必须依照对象；但是在这个假定下，想要通过概念先天在构成有关这些对象的东西以扩展我们的知识的一切尝试，都失败了。因此我们不妨试试，当我们假定对象必须依照我们的知识时，我们在形而上学的任务中是否会有更好的进展。这一假定也许将更好地与所要求的可能性，即对对象的先天知识的可能性相一致，这种知识应当在对象被给予我们之前就对对象有所断定。这里的情况与哥白尼的最初的观点是同样的，哥白尼在假定全部星体围绕观测者旋转时，对天体运动的解释已经无法顺利地进行下去了，于是他试着让观测者自己旋转，反倒让星体停留在静止之中，看看这样是否能取得更好的成绩。现在，在形而上学中，当涉及对象的直观时，我们也能够以类似的方式来试验一下。如果直观必须依照对象的性状，那么我就看不出，我们如何能先天地对对象有所认识；但如果对象(作为感官的客体)必须依照我们直观能力的性状，那么我倒是完全可以想象这种可能性。”[2]
凡稍稍熟悉天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在哥白尼之前，在古代学者亚里士多德、托勒密那里，形成了著名的“地心说”。这种学说认为，太阳是围绕地球而旋转的，而日常生活中的感性的观察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因为在天气晴朗的时候，人们很容易观察到：早晨，太阳从地球的东面升起；晚上，太阳又从地球的西面落下去，仿佛太阳是围着地球而旋转的。然而，哥白尼发现，这种日常生活中的感性观察所引申出来的结果恰恰是错误的，因为它使许多天文现象得不到合理的说明。为此，哥白尼提出了完全相反的、革命性的假设，即著名的“日心说”，肯定地球是围绕太阳而旋转的，从而使这些天文现象得到了合理的说明。就哥白尼革命的实质而言，意味着思维方式上的革命，即从认识的主体围绕认识的对象而旋转变成认识的对象围绕认识的主体而旋转。
当然，在这里，康德的意图并不是单纯地叙述哥白尼在天文学上的贡献，而是试图把这一贡献所蕴含的思维方式的革命贯彻到对哲学的研究之中。在传统的哲学研究中，人们通常以对象为轴心去解释知识，而康德的先验哲学则试图以认识主体为轴心去解释对象，即“我们关于物先天地认识到的只是我们自己放进它里面去的东西”。[3]说得更明确一些，“这个模仿自然科学家的方法就在于：在可以通过一次实验加以证实或反驳的东西里寻找纯粹理性的诸要素”。[4]
海涅对康德的这一“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实质和意义做了十分形象的说明：“自从康德出现后，迄今回旋于事物的周围，东嗅西闻，收集些事物的表征加以分类的哲学便一蹶不振了，康德把研究工作引回到人类精神中去并考察了那里所呈示的东西。因此他把他的哲学和哥白尼的方法相比较并非是不恰当的。……以前理性像太阳一样围绕着现象世界旋转并试图去照耀它；但康德却让理性这个太阳静止下来，让现象世界围绕着理性旋转，并使现象世界每次进入这个太阳的范围内，就受到照耀。”[5]在海涅看来，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在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一方面，它使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一蹶不振；另一方面，它肯定了理性，尤其是纯粹理性在人类全部认识活动中的基础的、核心的作用。
然而，康德的哲学革命也留下了一系列问题，引起了康德同时代和以后的哲学家们的批判和反思。文德尔班在《哲学史教程》中这样写道：“认识能力摇摆于主体的难以理解的X与客体的同样难以理解的X之间。感性在自身之后什么也没有，知性在自身之前什么也没有。……批判的理性之为理性纯为无事忙，即只为自身而忙碌。因此，批判主义如果不愿沦为虚无主义或绝对怀疑主义，则这位先验的唯心主义者必然有胆量主张‘最激烈的’唯心主义；他必然宣称，只有现象存在。”[6]这段评语集中反映出康德哲学革命的局限性：
首先，文德尔班这里说的“主体的难以理解的X”指的是“心”(Gemuet)。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的一个注中，康德肯定“心”有三种能力，即感官、想象力和统觉，并指出：“在这上面就建立起了：(1)通过感官对杂多的先天概观；(2)通过想象力对这种杂多的综合；最后(3)通过本源的统觉对这种综合的统一。”[7]按照这样的论述，在认知的范围内，“心”起着基础性的作用。没有“心”，也就不可能有感官、想象力和统觉这三种认知能力，而没有这三种认知能力，任何认知活动都是不可能的。在《判断力批判》的导言中，康德赋予“心”以更宽泛的含义。他强调，“心”有三方面的能力：一是认知机能，就是上面已经论述到的感官、想象力和统觉，涉及认识论；二是情感机能，即愉快或不愉快，关涉到审美和艺术；三是欲求的机能，关涉到意志和伦理学。众所周知，康德的三大批判就是对“心”的上述三大机能的考察。然而，“心”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心”会具有这三大机能呢？康德对此却没有做出任何论述。显然，在他看来，“心”乃是一个无法认识的“X”。
其次，文德尔班这里说的“客体的同样难以理解的X”指的则是“自在之物”(Ding an sich)。人所共知，康德所创立的先验逻辑的一个巨大的贡献是在对象中区分出经验范围内的“现象”和超验的“自在之物”，知识只停留在经验和现象的范围内，“自在之物”则是不可知的。康德这样写道：“当人们谈论一个与知识相应、因而也和知识有别的对象时，他们是什么意思呢？很容易看出，这种对象必须只被作为一般等于X的某物来思考，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知识之外毕竟没有任何我们可以置于这个知识的对面与之相应的东西。”[8]在康德看来，“自在之物”作为X是可以被思考的，但却是无法被认识的，我们能够认识的，只是“自在之物”向我们显现出来的现象而已。对于康德关于“自在之物”不可知的学说，黑格尔不无遗憾地评论道：“这样康德哲学，对于思维懒惰，便提供了可以躺着休息的靠垫之用，因为一切都已经证明了，完结了。”[9]
再次，文德尔班认为，康德把全部知识都限制在现象的范围内，强调“自在之物”只有在实践理性中才能起到积极的范导性的作用。这样一来，不仅割裂了人们的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助长了一种浅薄的怀疑主义。正如黑格尔在《小逻辑》的第一版序言中分析当时哲学研究的现状时所说的：“一种浅薄的作风，本身缺乏深思，却以自作聪明的怀疑主义和自谦理性不能认识自在之物的批判主义的招牌出现，愈是空疏缺乏理念，他们的夸大虚骄的程度反而愈益增高。”[10]在黑格尔看来，由康德的哲学革命所引发的这种哲学研究的现状必须被超越，否则，哲学就只能停留在怀疑主义的阴影中。事实上，在康德之后的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试图超越康德，而在这些哲学家中，正是马克思通过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从根本上扬弃了康德的哲学革命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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