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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心无沾滞,随缘放旷

时间:2022-09-0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但应该值得注意的是,苏东坡留给后人的主要形象并不是这一面,而恰恰是他的另一面,即适性逍遥、随缘旷达的一面。苏东坡一生居官40余年,但其中近一半时间是在贬谪中度过的。

——苏东坡的生活艺术

一、宋人生活中的“秋”与“愁”

赵宋王朝是中国文化盛极而衰的转折点。在320年的历史中,其推行的基本国策是重文轻武、守内虚外。一方面,宋代经济之繁荣,政治之开明,教育之发达,科技之创造,文学之璀璨,哲理之邃密,均为前朝所未有,后继所不及。另一方面,就国力之宏迈拓展,军事之强悍有力,又远不及雄汉盛唐。与此相联系,宋代之后文人的精神气象也与汉唐精神迥然有异。汉唐人精神豪放外向,宋代士人感情精致内敛。

如果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汉唐文化就像一个青年人,其思想情感虽不十分老成,却意气风发,精力旺盛。宋代文化就像年过不惑之年的人,精神体魄虽已老成持重,极度成熟,但血气性格已不及青年人刚健灵敏,精力充沛。如果说李白是盛唐文人的象征,那么,苏轼则是宋代文人的典型。李白怀着一颗骚动不安的灵魂,在生命苦旅中追寻自己的理想,苏东坡则带着一种宁静淡泊的心境,在命运磨难中慢慢品味着人生的酸甜苦辣。

唐宋文人气质的变化,是由社会环境和时代精神的迁移造成的。从表面看,宋代经济较之汉唐大有进步,科技教育更是空前发达。但民风士气已没有汉唐时代的古朴刚劲。且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所记北宋汴京的民物风情:

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歌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散驰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秀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衢,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街,接管调弦于荣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宇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

好一个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足以使宋人赏心悦目。但社会的另一面与之极不谐调:北方游牧之民,常来扰犯边境,宋真宗每年要贡献契丹白银十万两,丝帛二十万匹,来换一个对契丹国王称兄的虚名;宋仁宗每年要贡给西夏银七万两,绢十五万匹,茶三万斤,来诱劝西夏元昊取消帝号;宋王朝还要用大量支出供养冗员,换来暂时的稳定。这种既繁华又虚弱的现实,给十分敏感的士大夫的心灵笼罩上一道阴影:他们已不属于火辣辣的盛夏,已经感到“其色惨淡,烟霏云敛”的“秋”的萧瑟凄凉。且看欧阳修《秋声赋》对“秋”的描绘与感受:

噫嘻悲哉!此秋声也。胡为而来哉?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愤发。丰草绿缛而争茂,佳木葱茏而可悦;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一其气之余烈……

嗟乎!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黟然黑者为星星。奈何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

这篇赋文足可以与晋人潘岳的《秋兴赋》相媲美。它通过多样化的比兴,把似乎难以捉摸的秋声秋容描绘得惟妙惟肖,从中触发了作者对自然和人生的感叹。不仅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而且含不尽之义见于言外。借“悲秋”这一文学上的古老主题,抒发了自己伤秋叹老的情怀和对宇宙人生的理解。

“秋”在中国文学的比兴传统中是一个象征,常与人生的愁绪相关联。这不仅因为秋与愁音相近,而且由于两者意相牵。秋气时至,万物萧瑟,虫声唧唧,诱人哀思;衰草枯杨,动人柔肠。真可谓“嗟秋时之可哀兮,良无愁而不尽。”(潘岳《秋兴赋》)难怪宋人填词常引用秋字:

少年不知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辛弃疾《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

欧阳修的《秋声赋》具体地说是通过描写秋声秋景,来委婉曲折地抒发自己在政治上遭受打击、理想难以实现的悲哀。但赋中所表达的一般意境,恰恰可以看作宋代历史文化氛围和宋代文人心境的一个表征。

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宋词诞生了。它是在“理学”严霜下挣扎的野草。在这片野草丛中,飘零着五颜六色的花——情人的伤别、游子的思念、少女的闺怨、征夫的乡愁、仙的幻想、月的皎洁、酒的奔放、梦的香甜,无不散发着愁韵的哀愁与幽香。

苏东坡是这一时代感知着秋韵、吟唱着秋声的第一歌者。

二、对命运的默认

作为儒生,苏东坡自幼学习的是儒家经义。学而优则仕,忠君爱国是他一生追求的理想。无论是他的上皇帝书,还是他在反对熙宁变法中的温和保守立场以及他的许多言行,都表现出了这一点。但应该值得注意的是,苏东坡留给后人的主要形象并不是这一面,而恰恰是他的另一面,即适性逍遥、随缘旷达的一面。这与他一生怀才不遇、屡遭贬谪的坎坷命运有关。苏东坡在高中进士步入仕途不久曾写给梅尧臣一封信,信中引用了孔子厄于陈蔡的故事。他写道:孔子厄于陈、蔡之间,而弦歌之声不绝。颜渊、仲由之徒相与问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渊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尔多财,吾为尔宰。(《上梅直讲书》)

这虽然是在讲孔子厄而不失其乐的君子精神,但“夫子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一句,也道出了苏对才能之士往往不遇的感慨。这感叹虽然是对梅尧臣而发,但隐约中更含有对自己未来命运的担忧。这种忧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无才固不足以用世,才高往往也不得用于世,这几乎成为一准规律性的现象。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已言之在先: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之无闻。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时悠悠而荡荡,将遂屈而不伸。

这好像预言了苏东坡的命运。苏东坡一生居官40余年,但其中近一半时间是在贬谪中度过的。他晚年在金山作《自题金山画像》诗云:“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惠、儋三贬所,记下了他一生的坎坷仕途。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苏因“乌台诗案”而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以戴罪之身接受地方官的管制。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由于党争,苏东坡刚刚时来运转后再次被贬到岭南惠州。

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由于惠州太守对苏东坡管制不够严厉,甚至礼有所加,这引起了政敌忌恨,于是下令改贬到天涯海角的儋州。

政治命运的浮沉不定,官场仕途的坎坷不平,使苏东坡对自己的经世功名不再那么执着,对官场的是是非非也不再那么认真。随缘放旷,在艰难困苦中自得其乐,成为他后半生基本的生存方式。

从形式上看,苏东坡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的“归田”,但他通过诗文表达出来的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的“归田”、“遁世”要更为深刻、彻底。因为苏东坡诗文所表达的随缘放旷的退隐心绪,已不是陶渊明式的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它不是对政治杀戮的恐惧与哀伤,而是对人的生存意义的厌倦、怀疑与舍弃。这种无隐之隐,实即超越了山林之隐、市井之隐、朝中之隐的“心隐”,它是对人生存在意义的彻底回避。对政治的回避,是容易做到的;而对社会的回避,是难以做到的。即便出家做了和尚,也还是要生活在另一个社会中,他还要穿衣吃饭、化缘、修道。这就成为一种难以解脱的困境——既要解脱,又无从解脱。苏东坡的智慧就在于他悟出了一条最根本的解脱方式——以不解脱为解脱,这是对存在意义的根本舍弃,此种舍弃,不是自杀,也不是纵欲,因为这都意味着心灵仍在选择。对存在意义的根本舍弃。即随缘放旷,一切委之于对命运的默认,而又不沾滞于此种默认。他的《赤壁赋》就表达了这种境界: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在烟波浩渺之中,诗人与客人对酒当歌。酒酣耳热之际,主人唱起了“桂兰明月”之歌,客人吹洞箫而和之。伴随着歌声,面对赤壁,想起了奋一世之雄的曹操、周郎及赤壁大战,而这些英雄豪杰今安在哉?想到这里,客人有些按捺不住,油然产生出世之想。客曰: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

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

听了客人的感怀,苏东坡将话头引向一个更高的境界。苏子曰: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当时的苏东坡正贬谪在黄州,他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庄子齐万物、同死生的道理使他感到人生的空漠虚无,而这种心境恰好使他排遣了内心的郁闷压抑。

其实,早在贬谪黄州之前,苏东坡已经感到人生的空漠悲凉,感受到人生存在的不圆满性。他在《水调歌头?中秋怀子由》中抒写了这种感受: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填在密州,那是熙宁九年(1077年)中秋,为思念弟弟苏子由而作。历来词论家认为这是中秋咏月词中的最上之作。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从风格上看,《中秋怀子由》既非豪放,也非婉约,其意境虚无缥缈,情思恬淡悠长,词韵弥漫浸润,有回味无穷之效。

当时苏东坡任密州太守,官事不忙,常有闲暇打猎、饮酒、填词。然而越是此时,诗人、文学家越是容易多情敏感。恰逢中秋,明月中天,此时不由自主地想起远在一方的弟弟。诗人的情思自然流淌出来,便成为这首词。望着月亮,他想到了“天上宫阙”,那是一个象征,一个明净无染的彼岸世界。那里没有人间的杂乱,没有人间的烟火,只有冰清玉洁的琼楼玉宇,据说是仙人居住在里面。苏东坡想飞向那里,但又惧怕那里的寂寞清冷。这说明,在他看来,没有一个完全理想的世界;理想世界若在现实的世界之外,那本身就不够理想。人的烦恼、欢乐,只能在人间消磨。下阕转入了现实。望着移动的月影,难以入睡。苏东坡终于把世界的本质、存在的意义、人生的价值想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是本首词的灵魂。既然无论自然的存在,还是社会的存在,人间的一切本身都是不完美的,那又何必追求一种十全十美的理想呢?人生的可悲、烦恼就在于在不完美的世界中追求完美。想到这里,诗人的情感平静了许多,他愿与弟弟一起在人间理解、玩味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顿时,人的悲欢离合,月的阴晴圆缺,一起化为一句淡淡的思念与祝福。

三、像禅僧一样平淡

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淡漠,对存在意义的本体性否定,使苏东坡信奉儒家而又出入佛老,谈世事而又颇作玄思。于是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嬉笑怒骂,皆成幽默。这里没有屈原、阮籍、嵇康式的忧愤,没有李白、杜甫式的豪诚,也不似李商隐、柳永那般多情。倒像禅僧一样平淡、自然,不超越、不沾滞,随缘放旷,即使在生活最困迫、最无奈的时候,他也没有改变这种一如往常的平淡。在流放岭南惠州时,他身体不好,想吃点羊肉而不得,只好买点羊骨头熬汤剔肉来吃。若是李白,又该牢骚万分了,苏东坡则不然。剔着吃着,竟剔出了快活。于是提笔记入了《仇池笔记》:

惠州市寥落,然每日杀一羊。不敢与在官者争买,时嘱屠者买其脊。骨间亦有微肉。熟煮熟漉,若不熟则泡水不除。随意用酒,薄点盐,炙微焦食之。终日摘剔,得微肉于牙綮间,如食蟹螯。率三五日一食,甚觉有补。子由三年堂庖,所食刍豢,灭齿而不得骨,岂复知此味乎!此语虽戏,极可施用。用此法则众狗不悦矣。(《仇池笔记?众狗不悦》)

在谪居天涯海角时,他看着一片树叶上的蚂蚁在水上漂浮,来想象自己与蚂蚁一样的处境,也是这种幽默。

苏东坡随缘放旷,与他的处境有关,也与他的天性有关,但又不止于此。他对这种人生态度作了形而上的理解。这种理解受启发于庄子,更有得于当时士人已十分谙熟的禅理。苏东坡与禅僧们过从甚密,而且在一起斗智、嬉谑,无所不谈。他无处不放旷,无时不幽默的人生境界,超越世俗生活和以逸为隐的智慧,乃是对瞬间永恒、刹那古今的禅谛的活用。禅家语录《无门关》云: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这种一切声色事物,过而不留,通而不滞,随缘自在,到处理成的禅境,不正是苏东坡借以安顿自己心灵的形上理趣吗?

宋元以后的文人,大都懂得援儒入禅,他们的生活韵致、心灵境界大都近于苏东坡。所以,苏东坡成为后期专制王权社会文人生活的一个象征。理解了苏东坡,便理解了公安三袁、张岱,便理解了郑板桥与扬州八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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