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胜于周”与“百代同道”的矛盾历史观

在社会历史观方面，王充坚持历史进化论。他继承和发挥了先秦后期墨家和法家功利主义的进步思想，重视社会物质生活问题，批判儒家空谈道德的观点。他认为：“夫去信存食，虽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虽欲为信，信不立矣。”（《问孔》）即是说社会的物质生活状况决定社会的道德思想。

从重视物质生活的观点出发，王充引申出自己的另一主张，认为社会的治乱不决定于圣人的主观意志和才能，而有一定的客观规律，这种规律又与人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密切相关。“夫世之所以为乱者，不以贼盗众多，兵革并起，民弃礼义，负畔其上乎？若此者，由谷食乏绝，不能忍饥寒……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矣”（《治期》）。他从这种观点出发论证了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农民被迫起义，主要是广大人民得不到温饱；确认了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决定着社会的治乱和发展，否认了圣人是历史的创造者。

秦汉新儒家在改铸统治思想的过程中，为了重新抬出孔子和推崇儒经，大肆宣扬“今不如昔”论，来美化三代古史。与此相反，王充提出“汉高于周”的论断去进行回击。汉代为什么会胜于古代，“在百代之上”呢？王充认为，一是由于“汉在百世之后”，继承了丰富遗产，所以文化繁荣；二是由于民族融合，“四海为一，天下安宁”，形成了空前统一、安定的政治局面。他认为一代比一代进步是历史的趋势。但是为什么社会必然进步呢?对于这个问题，他无法回答。他仅以事实驳斥论敌，而一但企图从理论高度来探讨问题时，他的元气论反而局限了自己，从而陷入了历史循环论。

他说：“上世之天，下世之天也；天不变易，气不改更。上世之民，下世之民也；俱察元气，元气纯和，古今不异……一天一地，并生万物。万物之生，俱得一气。气之薄渥，万世若一。帝王治世，百代同道。”（《齐世》）这里关于“天不变易”、“百代同道”的论断，同“汉盛于周”的论断，是相矛盾的。

王充从气一元论出发，认为万物都是“气”的不同表现形态，而气是“万世若一”“古今不异”的，同时又赋予“气”以道德属性，并借以推论整个人类社会运动，终于不可避免地与董仲舒殊途同归，陷入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泥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