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盛于周的历史观

第六节　汉盛于周的历史观

王充批评汉儒“尊古卑今”，称赞“五帝三王”的“天下太平”之世，而认为汉代“没有太平”，“汉不如周”的历史观点，认为“此言妄也”。由此他提出“周不如汉”、“汉盛于周”的历史观。

王充认为，儒者之言、世俗之论，妄称“上世之人侗长佼好，坚强老寿，百岁左右;下世之人短小陋丑，夭折早死”^[73]的说法，是虚妄之言。对此，王充反驳道:

夫上世治者，圣人也;下世治者，亦圣人也。圣人之德，前后不殊，则其治世，古今不异。上世之天，下世之天也。天不变易，气不改更。上世之民，下世之民也，俱禀元气。元气纯和，古今不异，则禀以为形体者，何故不同?……一天一地，并生万物。万物之生，俱得一气。气之薄渥，万世若一。帝王治世，百代同道。^[74]

王充依然以元气论作为理论基础加以说明。上世之人与下世之人，都是禀元气而生。元气不变，古今不异，帝王治世，百代同道。正因为上世之人与下世之人，“俱怀五常之道，共禀一气而生”，所以不能说“上世质朴，下世交薄”。究其实质，“万世若一”，“古今一也”。于此说来，“今世之士者，尊古卑今也”，“此言妄也”^[75]。

王充初步认识到，由于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历史文化是有继承性的，后世是在前世的基础上继承、发展、前进的，而且是后世超过前世的，所以说:“周有郁郁之文者，在百世之末也。汉在百世之后，文论辞说，安得不茂?……汉氏治定久矣，土广民众，义兴事起，华叶之言，安得不繁?……滋茂汉朝者，乃夫汉家炽盛之瑞也。”^[76]汉朝在百世之后，继承百世的成果，所以周朝虽有郁郁之文，而汉朝在周朝之后，故使汉朝文化枝叶繁茂，鸿儒辈出，奇而又奇，盛于周朝。

王充指出，汉儒“称五帝、三王致天下太平，汉兴以来，未有太平”，其所以如此，在于他们“见五帝、三王圣人也，圣人之德能致太平;谓汉不太平者，汉无圣帝也，贤者之化，不能太平”。如实论之，“此言妄也”。^[77]王充在断定此为虚妄之言的同时，接着以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汉代有太平之世，且汉代比周代强。

王充认为，所谓天下太平，就是指阴阳调和，万物发育，广大百姓安居乐业，这就是圣王之治。他说:

夫太平以治定为效，百姓以安乐为符。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百姓安者，太平之验也。夫治人以人为主，百姓安而阴阳和，阴阳和则万物育，万物育则奇瑞出。……是故王道立事以实，不必具验。圣王治世，期于平安，不须符瑞。^[78]

太平之世，以治人为主，以治定为效，百姓平稳，安居乐业，“不须符瑞”。圣王之治，在于平安，不在符瑞，所以论定、评定是否太平治世，要看百姓是否平安，不看是否有符瑞。不论是有符瑞，还是无符瑞，只要百姓平安，就是太平治世。“文帝有瑞，可名太平;光武无瑞，谓之太平。”为什么这样说呢?王充列举大量事例证明道:“帝王应瑞，前后不同。虽无物瑞，百姓宁集，风气调和，是亦瑞也。”光武帝封泰山，天晏然无云，太平之应也。汉宣帝时，瑞象迭出，异鸟各至。如“麒麟、神雀、黄龙、鸾鸟、甘露、醴泉”等。汉明帝时，“虽无凤皇，亦致麒麟、甘露、醴泉、神雀、白雉、紫芝、嘉禾、金出鼎见，离木复合”等。由此可见，“五帝、三王，经传所载瑞应，莫盛孝明。如以瑞应效太平，宣、明之年信五帝、三王也。夫如是，孝宣、孝明可谓太平矣。”^[79]在王充看来，如果不以治人为主，民安为效，而以符瑞为应、为效，而定太平，则汉代宣帝、明帝的符瑞则信于五帝、三王之时，由此可以证明汉代为太平盛世了，并且盛于古代。王充的“如以瑞应效太平”，是假设命题，非事实定瑞，其本意则是“太平以治定为效，百姓以安乐为符”，这是前提，所以“不须符瑞”。假如以符瑞为效应，亦是“汉盛于周”也。

接着，王充又以周与汉比较，证明“周不如汉”，并以此驳斥世儒的后世未有圣人、汉不如周之论。他说:

周有三圣，文王、武王、周公并时猥出。汉亦一代也。何以当少于周?周之圣王，何以当多于汉?汉之高祖、光武，周之文、武也。文帝、武帝、宣帝、孝明、今上，过周之成、康、宣王。非以身生汉世，可褒增颂叹，以求媚称也;核事理之情，定说者之实也。……近与周家断量功德，实商优劣，周不如汉。^[80]

世儒认为，历史上周朝有郁郁之文，故为太平盛世，而汉不如周。王充经过一番分析比较，而断定“周不如汉”。王充认为，汉代的帝王:高祖、光武、文帝、武帝、宣帝、明帝，章帝等，都是圣明帝王，故使世治民安，值得称赞，这是根据实在的政绩所论，不是媚上的虚言颂歌。如实论之，“实商优劣，周不如汉”。

为什么说“周不如汉”呢?王充列举事实证明汉盛于周，周不如汉。他说:

何以验之?周之受命者文、武也，汉则高祖、光武也。文、武受命之降怪，不及高祖、光武初起之祐;孝宣、孝明之瑞，美于周之成、康、宣王。……今上即命，奉成持满，四海混一，天下定宁，物瑞已极，人应斯隆。……今亦天下修仁，岁遭运气，谷颇不登，迥路无绝道之忧，深幽无屯聚之奸。周家越常献白雉，方今匈奴、鄯善、哀牢贡献牛马。周时仅治五千里内，汉氏廓土收荒服之外。牛马珍于白雉，近属不若远扬。古之戎狄，今为中国;古之裸人，今被朝服;古之露首，今冠章甫;古之跣跗，今履高舄。以盘石为沃田，以桀暴为良民，夷坎坷为平均，化不宾为齐民，非太平而何?夫实德化则周不能过汉，论符瑞则汉盛于周，度土境则周狭于汉，汉何以不如周?独谓周多圣人，治致太平?儒者称圣泰隆，使圣卓而无迹;称治亦泰盛，使太平绝而无续也。^[81]

王充从帝王圣明、国家安定、修德行仁、应付灾变，对付四邻、领土疆域、敦平化俗、符瑞多少等各个方面，证明“周不如汉”、“汉盛于周”。

王充证明“周不如汉”，“汉盛于周”的主要条件、标准，主要是修德安民，使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即使发生天灾，也不使民众流离失所，造成社会混乱。就此而论，亦是“汉盛于周”。王充说:

孝明加恩，则论徙边。今上宽惠，还归州里。开辟以来，恩莫斯大。……皇帝振畏，犹归于治，广征贤良，访求过阙。高宗之侧身，周成之开匮，励能逮此。……建初孟年，无妄气至，岁之疾疫也。比旱不雨，牛死民流，可谓剧矣。皇帝敦德，俊在官，第五司空，股肱国维，转谷振赡，民不乏饿，天下慕德，虽危不乱。民饥于谷，饱于道德，身流在道，心回乡内。以故道路无盗贼之迹，深幽迥绝无劫夺之奸，以危为宁，以困为通，五帝、三王，孰能堪斯哉!^[82]

王充认为，汉朝明帝、章帝，就治德宽民、惠民而言，亦超过周朝的高宗、成王。他特别以建初孟年遇大灾而救灾为例，说明由于皇帝敦德，赈济灾民，而使民归心，以危为宁，以困为通，这是五帝、三王都做不到的，所以汉代可称得上太平盛世，值得称颂。

王充认为，自己歌颂汉代盛世是据实论之，是有事实根据的公正之论，就是孔子生活在汉代，也会这样称赞的。他说:“孔子称周曰:‘唐、虞之际，于斯为盛，周之德，其可谓至德已矣!’孔子，周之文人也，设生汉世，亦称汉之至德矣。”^[83]

王充看到汉代的繁盛时期，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安宁，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等情况，而对汉朝政权唱赞歌，这既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也表现了他的今胜于古的社会发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