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函周汉湖洋督抚年代以后

周汉反洋

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列强侵华的深入，西方传教士也蜂拥而至。他们以不平等条约为护身符，到处修建教堂，网罗徒众，刺探情报，强占田产，包揽词讼，胡作非为。一些不法教徒常常聚众闹事，为害乡邻，酿成的教案此起彼伏，湖南则出现了震惊中外的周汉反洋教案。

周汉（1842—1911），字铁真，笔名孔徒，晚号铁道人，宁乡大屯营村廖家冲人。公元1858年，中秀才。1860年，参加举试，中副榜。同年投身湘军，后因战功保举为知县。公元1867年，随左宗棠北上，参与镇压捻军和回民暴动。公元1876年起，他参加收复新疆的战争，在刘锦棠军中总理营务，擢候补道，加二品衔。公元1884年，因病返湘，在长沙宝善堂参与刊布《救荒百策》等善书活动，掌握了雕版印刷技术。中法战争后，民族危机加深，教会势力向内地渗透。宁乡绅士崔暕以反洋教著名，编撰《辟邪纪实》。周汉受其影响，于是投身反抗列强侵略的爱国洪流，撰刻了大量反洋教的书籍、图画、歌谣、揭帖、檄文等宣传品。

周汉的反洋教宣传品以“崇正黜邪”、“杀身报国”为宗旨，尊儒、佛、道三教为正教，詈洋教为“鬼叫”、“邪教”、“妖教”。他宣称教会来华是要“谋中国的江山”，“剥中国银钱，害中国人性命”，将反洋卫道与爱国反侵略紧密结合，极具煽惑力。周汉反洋教宣传品使用了大量彩色套印的精美漫画，图文并茂，配以幽默诙谐的文字或对联。他将这些漫画汇编成册，取名《辟邪全图》。这些宣传品采用民间喜闻乐见的“莲花闹”、“十字长句”、“弹词”和“快板书”等形式，语言通俗易懂，文风活泼诙谐，笔锋犀利辛辣，朗朗上口。如他将矛头对准列强：“英国鬼子真讨嫌，压制我买鸦片烟。美国鬼子惹不得，助运鸦片到中国。”他痛骂满清政府“可恨可恨真可恨，可恨一班蠢杂种，奴颜婢膝媚外人，认贼作父害良民。每逢一宗教案起，丧权辱国输到底”。^[1]

周汉反洋教宣传品流传甚广，不仅湖南各州县、长江中下游各省，甚至偏远的新疆、甘肃都有人传阅、翻印。其中《鬼叫该死》曾印行80万份，流传到了全国几乎所有省份和地区，这对当时全国各地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反洋教斗争产生了巨大影响。列强惶恐不已，“各国牧师为之胆寒”。^[2]1891年夏，长江中下游地区相继发生反洋教斗争，各国驻华使节多次照会总理衙门，要求查处反洋教宣传品。他们在照会中说：“中国士大夫阶级中的反外人和反基督教分子，正在系统地煽动仇恨。这些分子的大本营和中心在湖南，而他们的宣传品则传播到整个帝国境内。”1891年10月间，英国牧师杨格非查获了周汉写给湖北巡抚谭继洵的信件副本，信中直言不讳：“辟邪各种，乃汉与宝善堂同事文武官绅所刊布者也。”^[3]杨格非将这一情报转知汉口各领事。11月，各国驻汉口领事联名照会湖广总督张之洞，要求从严查办周汉。张之洞随即转饬湖南巡抚张煦。11月底，长沙宝善堂刻字商邓懋华、曾郁文、陈聚德被捕。由于周汉积极营救，三人不久即被释放。12月31日，英国驻华公使华尔照会清政府，强烈要求严办周汉，否则后果很严重。迫于列强压力，总理衙门致函湖广督抚，下令严禁反洋教宣传品，查究周汉等人。然而，湖广方面对拿办周汉顾虑重重。1892年1月19日，张之洞致总理衙门电：周汉“自以崇正黜邪为名，以杀敌报国为辞，若加参办，既于政体有妨，且湘省无知之人必为激愤，曾扬言：若办周某，立将长沙省中教民七十余家先行杀害”。^[4]正在张之洞为难之际，直隶总督李鸿章建议一方面查禁反洋教宣传品，一方面调查周汉的“别项劣迹，奏明酌量办理”。不久，总理衙门收到驻英公使薛福成报告，说英国政府也看到了周汉的《书图歌说》，想借端要挟。总理衙门急忙致电张之洞，要他加紧办理此案，不能拖延。张之洞乃派湖北督粮道恽祖翼前往长沙查办。周汉早已避匿，于是逮捕了他的几个亲戚及刻书商邓懋华等人。他们供认周汉“近患痰疾，时发时愈，病剧时言语不清，有似癫狂”，^[5]并矢口否认有刊刻反教揭帖之事。恽祖翼返回武昌禀报张之洞。张之洞本来就不想深究，只将周汉革职，勒令查封曾为周汉印书的长沙南阳街书铺邓懋华堂、曾郁文堂、陈聚德堂，销毁书版，然后将处理办法上奏清政府，并通报各驻华公使。

周汉革职后，并未停止反洋教活动。他继续撰刻新的揭帖。甲午战争结束后，周汉反洋教书画又广为流传，南方各省均有刻印。公元1897年冬，胶州湾事件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周汉忧愤不已，用“大清臣子孔徒”的笔名大量刊印《齐心拼命》等揭帖散布湖南各州县，号召人民“悉将耶稣妖巢妖书妖器焚烧”，“并宜多方设法，严防妖灰再燃，妖根再发”。^[6]这些宣传品迅速风靡全国。据英国公使致清政府的照会可知：周汉的书刊在五省印刷，有一种还是七省印行，每册卷首都有“仿湖南原刻”字样。^[7]对周汉的再次公开反洋活动，侵略者气急败坏。公元1898年初，英国驻汉口领事照会湖南巡抚陈宝箴，要求立刻拿押究办周汉。湖南巡抚陈宝箴正锐意维新变革，期望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遂于3月中旬派员至宁乡拘拿周汉。此时，宁乡正举行县试，“童生千余人哄县堂，以罢考胁知县朱国华”。^[8]朱国华奏请巡抚准予保释周汉，未获准。周汉被押至长沙受讯。周汉先后写了三篇“供词”，鸣冤叫屈，不仅不认罪，还要平反旧案。这三篇供词不胫而走，迅速雕版印行，题为《天柱地维》，书末注明“湖南七十六州县绅士庶民公刊”。官府自知周汉的辩解无懈可击，但迫于舆论压力，只好给他冠以“疯癫成性，煽惑人心”的罪名，“照疯病例”留按司狱长期监禁。民众和绅士提出抗议，多方营救，陈宝箴也顺水推舟，同意释放周汉。但周汉秉性刚烈，坚持“没有廷诏，誓死不出”。陈宝箴只好优待周汉，任其自由出入牢狱。周汉冤狱长达十数年，直到1910年，周汉病重，家人才将其强行抬回家中。次年6月，周汉病逝家中，湖南各府厅州县几乎都敬送挽联，纪念这位反洋教英雄。其口供今藏于湖南图书馆。

【注释】

[1]饶怀民.三湘英烈传第一卷.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367.

[2]湖南历史资料编辑委员会.湖南历史资料第4期.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3]吕实强编.教务教案档第5辑.台北：近代史研究所：1335.

[4]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一三六·电牍一五·致总督.北京：中国书店，1990.

[5]刘泱泱.湖南通史·近代卷.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238.

[6]周汉.齐心拼命.1897年刻本.

[7]饶怀民.三湘英烈传第一卷.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372.

[8]刘宗向.宁乡县志故事编·县年记·清.1941年刊本：4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