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亡典”原义释读彰显《国语》古史新证

上文中，我们对距今2300年前的原版古籍——清华简《尹至》一文中“亡典”二字，以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的原义解释为“史官‘携典逃亡’，典为五帝之书”。对于此二字的重新释读，不仅将相关历史事件有机地联系到了一起，而且更加全面地表明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对于众多流传到后世的关于典籍的传说或记载而言，更显意义重大。如果我们承认清华简“亡典”释义的合理性，至少我们就不会对2300年前的社会存在“五帝之书”即五典的说法再存多少异议，而且还必然可逻辑地推断出夏代存在“五帝之书”。否则，就不存在“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乃出奔如商”这一历史事件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就不会对如记载有“外史职掌三皇五帝之书”的《周礼》，“昔楚倚相能读三坟五典”的《路史》等古代典籍存有莫大的介意，非冠上后世“伪作”的恶名才善罢甘休。由于近代古史辨派的兴起，导致的疑古风潮和对史料的尖锐审查，把很多古籍都列入了“伪书”之列。以至我国当代著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陈来感叹道：“中国古书的特点，是在学派传承过程中往往加以润饰和增添，疑古运动正确地指出了这些后人附益的部分，但却由此把这些传统文献统统视为后人所作和晚出，造成了古代研究的史料困境，也使得现代中国古史研究不得不以‘重建历史’为起点。幸而有甲骨文资料的大量出土，使商的存在和历史得以成为信史，夏的存在和历史也由此基本上得以承认。”^[1]推而广之，有幸我们有了距今2300年的清华简，对“五帝之书”的研究才有了必要的依据。

承认了2300年前典为“五帝之书”抑或这一语言概念的曾经存在，《国语》则会为我们展现一条超越时代的、奇异的五帝典籍传承之路。

《国语·周语》载：“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奕世载德，不忝前人。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国语》为与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所作，文中有“典”字，当然可与同为东周之文的清华简的“典”字一样解释。如此，《国语·周语》所言向上可以直接将“五帝之书”推到夏王朝之初，向下则可以直接与“武王”相联系，时间几乎跨越夏、商两朝。这是后世许多史学家都不敢想的，而作者在往昔作品中正是凭借“周王朝之学术来源非出于其上代殷商王朝，而直接出于五帝之书和大禹之学”的推理斗胆解释《周易》学术思想的。《国语》所载甚明，二千多年来，竟无人言及，一方面大概由于其所言太过离奇，故无人将文中所言“修其训典”中之“典”与“五帝之书”联系起来。另外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国语·周语》的记载太过简略，一百余字竟囊括上古文明典籍千年传承史，后世无法准确理解亦在情理之中。为阐明《国语》此段所载的历史事件，我们将作者在作品中引经据典推理的周王室学术传承的路径再赘述如下：

周的始祖后稷，因擅长种植农作物而被尧推举为负责农业的农师。其后，他帮助大禹与舜帝争夺权力，又在夏王朝的创立中立有大功，因而得以分享“上古文明”的成果。结合清华简《尹至》之“亡典”的释义，我们可知，后稷所分享的“上古文明”成果就是五帝时代的典籍。周族统治者因一直遵循五帝时代典籍的精神，广施仁政，受到民众的衷心拥戴。商朝末年，姬昌继任成为周族的统治者。他遵循先祖优良的治国传统，勤勉耕耘，周族的势力不断强大。周族的强大引发了商朝统治者的担忧，商纣王将姬昌囚禁到羑里城。身陷囹圄的姬昌，为了摆脱现实与心灵的困境，他上追伏羲立卦的要义和先祖积累的关于自然的知识，创立了描述生命衍生和运动规律的后天八卦，写就了《说卦》篇章。他又排定六十四卦的顺序，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序卦》得以产生。思想上的豁然开朗使文王的内心顿生愉悦，但这种愉悦转瞬即逝。面对命运加之于身的种种苦痛，姬昌不得不又回到现实世界。他将泛泛的社会运动的“大道”——《序卦》细化为领导周族推翻商王朝的具体路径，《彖辞》由此而生。在《彖辞》思想的指导下，姬昌不仅从牢狱中逃脱，而且得以继续积累力量。姬昌的次子发，继承了他的事业，并最终推翻了殷商王朝。当然，由于《彖辞》是周族推翻殷商王朝的指导思想，其时姬昌又在囹圄之中，因而《彖辞》的内容“不得不”隐晦难明，也使后代人容易误解《彖辞》的思想。在武王伐纣和创立周王朝的过程中，周公作为太宰，扮演了重要角色。武王姬发在周朝建立仅仅四年后就因病去世，继承王位的是年幼的成王。为了维护周王朝的统治，周公不得已而摄政。但周公的摄政，却引发了周族内部的不满和分裂，管叔、蔡叔、霍叔三监联合殷商王朝的残余势力，并勾结周邻部落起兵反周。面对如此严重的局势，周公将周王朝的兴衰再次与《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周公发动东征，摧毁了反抗势力。为了彻底解决殷商遗族的问题，周公在三分其国无效的基础上，准备采用迁移之策来瓦解殷商贵族之间的联系。为了使迁移之策能够顺利实施，周公利用改造后的《周易》，也就是流传于今的《经文》，对殷商贵族和普通民众进行“精神麻醉”。为了使殷商遗民能够接受《经文》，周公及其幕僚又写就了《系辞》和《文言》。爱好占卜的殷商遗民，在卜辞“利西南，不利东北”的指引下，离开旧都城，沿着卦中指明的方向，迁居到“大吉大利”的洛邑。当然，周公不仅是思想家，更是现实的政治家。他在洛邑西边修筑了王城，派八师军队驻守。后来的历史证明，周公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很好地维护了周王朝的统治。

有了本段，自会利于人们对《国语·周语》所言周王朝学术来源跨越夏、商两朝，直接出于五帝之书和大禹之学这一离奇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鉴于《国语》是传世文献，又经历了备受今人质疑的战国秦汉人“造伪”的时代，我们还需要对它记载的这一离奇历史事件的真实性进行研究和探讨。

距今2300年前的原版古籍——清华简《祭公》所载可作为佐证。

清华简《祭公》重点叙述了祭公在临终之际对周穆王及三公的劝诫之辞。祭公是周公的后人。文中，祭公接言周穆王对“文武之受命”的追思，并将追思一跃而至距其已千年的远祖后稷。后稷是帝喾的后代，是五帝之末尧、舜时期同大禹一道同朝为官的官员，他的“文”与“道”又能出于哪里呢？理所当然是“五帝之书”，这是不言而喻的。那么，《国语·周语》所载：后稷之子不窋在失去官守，逃奔于戎、狄之际，“修其训典”——带上父亲留下的五帝之书不是自然而然的吗？此可为《国语》之为真实史料的佐证。

【注释】

[1]陈来：《竹帛〈五行〉与简帛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