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体看儒佛功夫深浅和成果大小

四、从整体看儒佛功夫深浅和成果大小

儒佛两家用功的目标是相同的。对于这一道理，可看梁漱溟的有关论说。他这样说：

两家为说不同，然其所说内容为……同是生命上自己向内用功进修提高的一种学问……两家之所至不必同，顾其大方向岂得有异乎？譬如孔子自云：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而在佛家则有恒言曰： “得大自在” ，孔门有四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训，而佛之为教全在“破我法二执” ，外此更无余义。

（《儒佛异同论》）

可是，虽说儒佛两家的学问事业有所相似，但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对此，梁漱溟说：

孔门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训，有合于佛家破我法二执之教义，固可无疑，然其间之有辨别亦复昭然不掩。

（同上）

那么，儒佛两家功夫的差别在哪里呢？梁说：

两家同为在人类生命上自己向内用功进修提高的一种学问，然在修养实践上，儒家则笃于天伦，以孝弟慈和为教，尽力于世间一切事物而不怠，佛徒却必一力静修，弃绝人伦，屏除百事焉。……佛家必须从事甚深瑜伽功夫（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乃得根本破除二执，从现有生命中解放出来，而其事固非一力静修，弃绝人伦，屏除百事不可也。

（同上）

佛家预设的事业目标远一点（“破我法二执”） ，而儒家预设的事业目标稍近一点（“以孝弟慈和为教”） ，因此，佛家的功夫要深一点（“从事甚深瑜伽功夫”） ，而儒家的功夫则可以浅一点（“笃于人伦”）。下面再看两家功夫的差异：

佛家之学……在一方面，世间万象即为之一空，在另一方面，则实证乎通宇宙为一体而无二。自性圆满，无所不足，成佛之云指此……自非俱生我执得除，厄制不可得解。

（同上）

这段话仍然是说佛家的事业目标较远。世间万象为之一空，是指心中不想任何事物。通宇宙为一体而无二，意为天人合一包容万物。俱生我执指先天的生理惯性。只有后天、先天的生命束缚都解除了，才可成佛。梁漱溟说：

儒家所谓“四毋” ，既无俱生执、分别执之深浅两层，似只在其分别意识上不落执着，或少所执着而已。在生活上儒者一如常人，所取、能取宛然现前，不改其故。盖于俱生我执固任其自然而不破也。

（同上）

这段话是说儒家的事业目标较近一点。执，可理解为一种心理习惯；我执，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定势；法执，是指包括精神性和物质性，亦即主观和客观在内的所有的思想积淀；分别我执，是指由于后天知识所形成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习惯；俱生我执，是指由于先天生理需求所形成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习惯。所取，指的是能满足本能需求的外部世界各种条件；能取，指的是作为生命体的可以用来满足自我的本能需求的能力。梁漱溟从上述这些方面来对儒佛两家的功夫深浅程度需求进行说明。之后，梁下结论说：

佛家旨在从现有生命中解放出来，实证乎宇宙本体……儒家反之，勉于就现有生命体现人类生命之最高可能，彻达宇宙生命之一体性。

（同上）

佛家期于“成佛” ，而儒家期于“成己” ，亦曰“成己、成物” ，亦即后世俗语所云“作人” ，作人只求有以卓然超于俱生我执，而不必破除俱生我执。此即儒家根本不同于佛家之所在。

（同上）

这是说，儒家只需要改善后天的心理状态，而佛家却连后天和先天、生理习惯和心理习惯都需要一起进行改造。

接下来再引述南怀瑾的论说来说明儒家与佛家的学问事业之间功夫深浅和境界高低的差别。南在《禅海蠡测》一书中说道：

故其（儒家）工夫从敬入手，而主于专一，而其所谓一者，无适无莫之谓，即实此意念，而无一物存胸之境也，以此起而应物用世，则近于道矣。孰知至此，但为佛法之见空，禅宗之初悟一着子也。

无一物存胸，指什么也不想，以此起而应物用世，就是凭直觉行事。南怀瑾认为，儒家的功夫（“从敬入手，而主于专一”）是对路（近道）的，但造诣比佛家的要差一些。为什么这样呢？这是由于两家学问事业目标远近不同之故。对于这个道理，南怀瑾这样说：

儒者为学目的，学究天人之际，而以立人极（人本位）为宗，故学须致用，用世而以人文政教，为儒者之务，故以“诚意” 、 “正心” 、 “修身” 、 “齐家” 、“治国平天下”为入世准绳。

佛学目的，以学通天人造化，但初以人极为行道镃基，终至于超越人天，出入有无之表，应物无方，神变莫测。

这两段话是说儒家事业目标较近，佛家事业目标较远（这意思与上面梁漱溟所说的同样）。

南怀瑾认为，对于儒佛两家相互之间的态度问题却是这样的：佛家能较好地理解儒家的学问事业，可是，儒家却难于理解佛家的学问事业，因而往往要对佛家的作为进行批评。之所以会这样，那是由于儒家尚不能了解佛家学问的实质，假如能有相当的了解，那么，儒家就有向佛家（学问）靠拢的可能。对于这层意思，南怀瑾这样说：

故以佛之徒视儒者，犹为大乘菩萨道中人；而以儒者视佛，则为离世荒诞者矣。复次，儒者为学之方法，以“闲邪有诚” 、 “存心养性” 、 “民胞物与” ，尽其伦常之极为归。佛者则以不废伦常，但尽人分为入道之阶梯；形而上者，尤有超越形器世间之向上一路，则非儒可知矣。

儒者出入禅道，从诚敬用工入手，于静一境中，体会得此心之理，现见心空物如之象，即起而应物，谓“内圣外王”之道，尽在斯矣。而禅者视此，充其极致，犹只明得“空体离念”之事（亦可谓之但知治标） ，向上一着，大有事在（方可谓之治本）。而儒者于此，多皆泛滥无归也。若有进者，如洛学后人、象山门人，多遁入禅门矣。

（《禅海蠡测》）

唐宋明各代的儒家人物，大都要批评佛家（也包括道家）之学无实用价值，不可应用于世，不可治国平天下，但是，同时却往往要接近佛家人物。这也属于一种矛盾现象。之所以有这样的矛盾现象，原因就在于佛家的道理来得深刻。对于这个情况，唐代的文学家柳宗元也似乎很有体会。他这样说：

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

近代的改良主义思想家梁启超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提到晚清知识分子的情况时这样写道：

稍有根器者，则必遁逃而入于佛。

（转见于龚隽《觉悟与迷情》）

假如想要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彻底挣脱束缚，得到解放，使生命获得更大的自由，这样的人就都很有可能想要靠近佛学，从中找出答案来。而儒学就不能有这样的作用。

对于儒家学问和佛家学问之间的不同，近现代新儒学学者唐君毅说：

但佛家心性之学，不同于中国儒家心性之学。佛学之言心性，亦特有其由观照冥会而来之详密之义。故佛学家亦多不了解中国儒家心性之学。

（《中国文化与世界》）

这话的意思是，佛家有比儒家更高深的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