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的当为依归

5．诚信的当为依归

关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展示。

（1）诚信与学习的结合。孔子曾经问弟子仲由，知不知道六种品德以及由此而来的六种弊病？其具体的内容就是“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共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颜渊》，第195页）。其意思是：喜好仁德而不喜好学习，其弊端就是容易处于愚昧的境地；喜好用知而不喜好学习，其弊端是容易走向放荡；喜好诚信而不喜好学习，其弊端就是容易陷入害己的境地；喜好直率而不喜好学习，其弊端就是容易因说话尖刻而刺痛伤害他人；喜好勇敢而不喜好学习，其弊端就是容易因没有标准而莽撞捣乱；喜好刚强而不喜好学习，其弊端就是容易走向狂妄自大。显然，孔子推重诚信必须依归于学习的轨道，这样诚信的因子才能得到合理的发展，诚信才能在实际生活中开出绚丽的花朵。

（2）诚信必须依归义。信实虽然重要，但在儒家的体系里，仍有一定的限制。众所周知，孔子的弟子有子曾经说过“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第8页），意思是所守的约言符合义，说的话就能兑现；这里也注意到了信实与义的关系。孟子继承了这一重视道德的倾向：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第2726页下）

昔者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攸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彼以爱兄之道来，故诚信而喜之。奚伪焉？（《孟子·万章上》，第2734页下）

在大人那里，言语不一定要信实，行为也不一定要见效，只要以义为依归就够了，义比信实占有着明显的优位；“君子可欺以其方”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欺”只要有合理的“方”，也未尝不可。这个“方”是比拟、类比的意思，类比得当，自然很难产生“非其道”的怀疑，如果以爱兄的仁爱之心来理解的话，肯定对此相信并愉悦不已，怎么可能产生这是“伪”的想法呢^[5]？这里，使我想到孔子“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论语·子路》，第140页）的论述，只管言语信实并坚决行为而不问具体情况的人，这是小人；孟子的运思是对孔子思想的承继。

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诚信问题上，孟子虽然注意到了“有诸己”的方面，并强调人对诚信的追求。但是，在动态的层面上，孟子把道义作为唯一的标准，为了道义，可以放弃“有诸己”的要求。换言之，为了成全道义，“无诸己”也无偿不可，为假话、瞎话的登场开辟了道路，而道义的标准往往又是以自己为依归的，诸如孔子的父子相互隐瞒的事情，成为正直的道义标准一样。孟子在承继孔子思想的同时，指出了“君子可欺以其方”，只要类比有理就行，因为君子坚信只有内心具备道德的人，才能施行道德行为的黄金律。事实上，子产和校人的故事，就风趣地讽刺了外在赋予本性的主观臆想的善性，最终是无法成为道德行为的必然因子，或者说无法演绎成具体而真实的道德行为。

无论是孔子的学，还是孟子的义，强调的都是后天的因素；换言之，儒家诚信依归的依据不在人性本身，而在外在的社会生活，推重的是社会性。最后，不得不指出的是，孟子的“惟义所在”和楚简的“信，义之期也”，是同义的相异表达罢了；在信与义的关系层面上，楚简的表达更具有清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