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问题”的当代复兴

第三节　“康德问题”的当代复兴

马克斯·韦伯关于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两分、关于新教伦理的历史作用的论述对哈贝马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1968)中，哈贝马斯明确地指出：“我是从劳动(Arbeit)和相互作用(Interaction)之间的根本差别出发的。”^[24]哈贝马斯这里说的“劳动”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他把劳动理解为“工具性的行动”(instrumentales Habdeln)并强调：“工具性的活动是按照技术规则(technischen Regeln)来进行的，而技术规则又奠基于经验知识。”^[25]那么，他所说的“相互作用”又是什么意思呢？他写道：“我把以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理解为交往行动(kommunikativem Handeln)，相互作用是按照必须遵守的规范(Normen)来进行的，而至少两个以上的行动主体的理解和承认规定着交互性的行为的期待。”^[26]

事实上，哈贝马斯这里说的“劳动”相当于康德意义上的“技术地实践的”活动或“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因为这种实践形式正是按照“技术规则”来进行的；同样地，哈贝马斯说的“相互作用”也相当于康德意义上的“道德地实践的”活动或“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因为这种实践形式正是按照“规范”，尤其是道德的规范来进行的。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实践理论主要停留在“劳动”的层面上。也就是说，马克思并没有对“相互作用”或“交往行动”引起足够的重视。

哈贝马斯敏锐地发现，从19世纪末以来，科学技术不但成了第一生产力，而且成了为资本主义政治的合法性辩护的意识形态，从而造成了劳动对相互作用或交往行动、技术对道德或伦理的拒斥。他指出：“在技术的统治意识中显现出来的不是伦理联系的颠倒，而是对作为一般的生活联系的范畴的“伦理”的排除。”^[27]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科学技术本身成了意识形态，因此，以合理性为基础的“技术规则”排斥以行动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承认为基础的“规范”，“技术地实践的”活动排斥“道德地实践的”活动。

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那样，在康德那里，严格的、狭义的实践概念只指“道德地实践的”活动或“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但由于当时的学者对实践概念的滥用，康德不得不后退一步，使用了“技术地实践的”活动和“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这样的概念。而在哈贝马斯的话语体系中，实践概念主要是指严格的、狭义的实践，即相互作用或交往行动，它相当于康德的“道德地实践的”活动或“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

正是在这种狭义使用的基础上，哈贝马斯也常常直接地把“技术”与“实践”这两个概念对立起来。他指出：“技术统治意识的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对实践(Praxis)和技术(Technik)的差别的取消。”^[28]又说：“技术统治会让这种实践的兴趣(dieses praktische Interesse)消失在扩大我们的技术支配力量的兴趣后面。”^[29]哈贝马斯关于人的活动的两分，即劳动和相互作用的两分实际上以一种新的方式提出了长期以来被遗忘和被遮蔽的“康德问题”，然而，他对劳动概念的理解蕴含着对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的误解。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那样，在马克思的理论话语中，生产劳动包含着两个不同的维度：一是“技术地实践的”维度，它关涉到作为劳动者的人和劳动对象，即自然界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是按照合乎自然规律的方式来展开的；二是“道德地实践的”维度，它关涉到作为劳动者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则是按照人们都理解并承认的各种规范来展开的。如前所述，在马克思那里，后一个维度是根本性的。马克思诉诸社会革命，也正是为了使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各种规范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