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静”的心态

四、“虚静”的心态

“虚静”是中国古代哲学和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虚静”并不是庄子的原创，早在周厉王时代的《大克鼎》铭文中就有“冲上劂心，虚静于猷”的讲法，指的是敬天崇祖仪式中的一种谦逊、和穆、虔敬、静寂的心态。

老子讲虚静，首先是哲学意义上的虚静，是建立在他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基础之上的。中国古代哲学尤为关注理想人生问题，强调人的修养在人生实践中的重要意义。儒家讲修身是为了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而道家讲修身是为了实现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由目的。在道家看来，整个宇宙是和谐的，作为宇宙中的人也应该是和谐的。然而在现实社会中，人往往被礼义道德、智慧巧利等因素所缠绕，这就需要一种特殊的修养功夫，以清除妨碍和谐的各种干扰，让心灵恢复到原始的朴素状态。这种特殊的修养功夫，就是虚静的心理过程。从宇宙论和认识论角度讲，“道”是自在自为，先天地而存在的宇宙本体，而虚静则是“道冲”（虚空），是道的本体存在形态。道的这种特殊存在形态，决定了它不可能为人的一般感知方式所认识。老子云：“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老子·第十六章》）王弼注云：“以虚静观其反复，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故万物虽并动作，卒复归虚静，是物之极笃也。”（《老子道德经注》）也就是说，道的本体是静，动由静而起，又归于静，动只是静的外在表现形式。因此，体道者只有虚静其心，静观万物，全身心地融入宇宙大化流行之中，才能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体验到宇宙深处的宁静，也才能与道周游，产生至美至乐。

庄子进一步发展了老子关于虚静的思想。在老子那里，“虚”和“静”是分开使用的，庄子则把“虚”和“静”合为一词。《天道》云，“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唯道集虚”。（《人间世》）虚静、恬淡、寂漠、无为，乃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和道德的极致，因此，人必须用此心态去体道，排除一切不和谐的因素，以虚静之心去体验虚静之道，“汝斋戒，疏沦而心，澡雪而精神，掊击而知！”（《知北游》）庄子十分重视人的精神或心理状态，在他看来，只有去除世俗之累，保持心理的清静，使精神达到“纯粹而不杂”，才能实现精神的无限自由，“精神四达并流，无所不及，上际于天，下蟠于地，化育万物，不可为象”。（《刻意》）

心灵若能做到一尘不染，就可直接照亮大道，老子讲“涤除玄鉴”，庄子也把圣人之心比作镜子：

圣人之心静也，非曰静也善，故静也；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水静则明独 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天道》）

庄子和老子都认为，并非任何精神都可以体道、达道，只有净化了的精神才能与道相会面。庄子对此进行了更为深刻的发挥，他认为：“圣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应帝王》）成玄英疏曰：“夫物有去来而镜无迎送，来者即照，必不隐藏。亦犹圣智虚凝，无幽不烛，物感斯应，应不以心，既无将迎，岂有情于隐匿哉！”（《庄子集释》）道无所不在，通过万物显现出来，精神之镜可以物来即照，不可回避，也无法回避。但对“物之粗”，要视而不见，对“物之精”，要无所用心，既不言论，也不结论，既不产生感觉，也不产生意识，保持心境的清洁明亮。如果这样，就可以用精神之镜直照“不期精粗”（《秋水》）的大道了。“不将不迎”，是一种纯粹的知觉状态，没有任何主客观因素的干扰，正如镜子，照物而不为物所扰动，始终保持平静。虚静之心正是如此，当直观物时，既不受各种经验和知识的左右，也没有把自己的利害好恶的成见加在物身上，是自由而平等的观照，心与物之间无任何间隔。“胜物而不伤”，“胜”不是战胜，而是“不将不迎”的对待物。“不伤”应有两层含义：其一是不让“己伤”，即不让“万物扰心”；其二是不让“物伤”，即不把自己的成见强加于物。

因此，“静”不是被动的安静，也非为静而静，而是“不将不迎”之静，是让心灵恢复到原始的心灵自身，这个心灵自身也正是与万物相同相通的状态，亦即“一”。“一而不变，静之至也。”（《刻意》）至于如何才能做到“不将不迎，应而不藏”，庄子主张以虚静来养神，他说：

水之性，不杂则清，莫动则平；郁闭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动而不行，此养神之道也。（《刻意》）

养神，要做到惟神是守，与神为一，虚怀若谷，顺应自然，而不能受喜怒哀乐等因素的困扰。养神与养生相类似，但较之养生而言，养神更重视人的精神状态。虚静并不是让精神归于静寂，如同槁木死灰，而是让精神通达流溢，呈现出生命的充盈，让宁静如水的心灵放射出神性的光亮。

虚静是实现“逍遥游”的心理前提，心灵只有虚静，才能无所牵挂地遨游于“无何有之乡”，进入“物之初”，即“道”的境界。

如果说，庄子的虚静说对培养和塑造中国传统的审美心理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柏拉图的迷狂说则对西方传统的审美心理产生了深远影响。柏拉图认为理念是宇宙万物的真实本体，现实世界和理念世界是两个不同的领域，由此开创了西方二元对立论的先河。在柏拉图看来，真正的美是理念世界的“美本身”，由于理念界与现象界是彼此分开的，对具体物的感知并不能获得“美本身”的知识，“就在这天外境界存在着真实体；它是无色无彩、不可捉摸的，只有理智——灵魂的舵手、真知的权衡——才能观照到它”^[3]。只有少数哲学家——“灵魂的舵手”，可以进入“天外境界”观照美本身，因为他具有“灵魂的回忆”的本领。“灵魂的回忆”使人能观照到永恒本性的光辉景象，心灵（灵魂）摆脱了尘世的束缚和遮蔽，重返理念的王国，进入到充满神性光芒的辉煌境界，情感得到极度的沉醉和宣泄。这就是哲学家式的迷狂，也是直观“美本身”的审美活动。从柏拉图时期的希腊众神到中世纪的上帝，都是迷狂心理的超验源头，迷狂就是心醉神迷于人的终极价值的神秘光环中，它超越了世俗之心和寻常理智，是由人向神的超升中时常伴有的心态。

尼采宣告了上帝的死亡，但依然继承了西方文化传统中的迷狂精神。他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命题^[4]，把艺术视为生命的最高使者，试图以艺术挽救和肯定人的生命价值。日神阿波罗（Apollo）和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的结合，是最原始的艺术动力（artistic energies），它是直接从自然中产生，而没有经过人类艺术家的媒介，在此阶段，艺术的冲动获得了直接的满足，“一方面透过梦幻的画面，这梦幻的画面的完美性是完全独立于理智层面的；另一方面，透过醉狂的世界，这醉狂的世界突破个体的范限，以整体的神秘感使自己从个体的局限中解放出来”^[5]。尼采“为艺术而艺术”的实质，就是要在人自身的生命世界中确定属于自己的终极意义。在尼采的价值转换中，迷狂的超验神学背景被置换成了生命本然的背景，迷狂不仅是心灵的震颤，情感的宣扬，同时也是个体生命力的酣.展现。

西方的迷狂，来自于对个体、生命的酣.展现，不是静态的，而是剧烈颤动的审美心态，这与庄子的虚静形成鲜明的对比。庄子也追求一种诗化的人生方式，但庄子既没有从个体生命自身来肯定人，也没有设定一个超越人间的终极价值源头来安顿人生，而是以虚无化的自然原则来解决人生的诗化问题。庄子的生存之道所效法的是宇宙自然的法则，是将个体生命置于宇宙大生命背景之中，在沉入虚静的过程中，与道同冥，游于“天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