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积薄发（—）

第四节　厚积薄发（1979—1999）

“冬天已往，雨水已止，

百花开放，百鸟鸣啼。

何必等待，何必迟疑，

我的佳偶，与我同去。

……

我的良人，我跟从你，

离开陡岩隐秘之地。

百鸟声中，百花丛里，

随你脚踪，与你同去。”

这是汪维藩写于1957年的《雅歌》中的两节，也是其1982年创作的《与主同去歌》中的两节，1957年所写《雅歌》是对当时“六年探索的一个总结”，1982年春天又写作副歌，则是在“经历了漫长幽谷之后，在又一个春天里发出的一声呐喊”⁽⁴¹⁾。1982年汪维藩将《雅歌》和副歌合在一起谱为《与主同去歌》，后被收入《赞美诗（新编）》。创作一首圣诗，时间跨越25年，期间经历了多少的寂寞、失落和期待，然而对于历史来说，这只是一个短暂的“休止符”，寒冬已过，春暖花开的季节到了。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祖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基督教界也迎来了生机勃发的春天，全国各地的教堂重新开放，正常的宗教活动得以恢复。紧接着，1980年10月，中国基督教第三届全国会议在南京召开，选举丁光训为基督教全国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会上成立了中国基督教协会，选举丁光训为协会会长。中国基督教会在经历了二十几年的磨难与思考之后，开始了新一轮的神学发展和构建，从原来的形而下的、实用的研究向形而上的、本体论的方向发展。

这一时期，当代西方神学的发展也是异常活跃。神学思潮继续其多元化发展趋势的同时，四五十年代兴起的新正统主义、现代福音派神学的影响依然可见，特别是美国，现代福音派神学得到迅速发展，影响越来越大。一些新教神学家还积极回应后现代主义思潮带来的冲击和挑战，从后现代主义带来的经验、教训和给人的启迪中探寻神学的新发展，并对人类宗教和基督教神学的历史与现状加以反思和总结。

汪维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了灵性上的转变，但其真正完成由一位基要派信徒向中国开放的福音派信徒的转变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在经历了30余年的心灵苦旅之后，汪维藩的神学思想开始成熟。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只要爱主爱神，更要有对弟兄的舍命之爱和对人民的怜悯；不只要关心个人灵魂的得救，更要效法基督服事众人；不只要追求基督徒的圣洁行为，洁身自好，荣耀上帝，更要挚爱自己的人民，怀着对自己民族的依存之感，怜爱万人，有益于世人。在《中国教会的某些神学变迁》一文中，汪维藩详尽描述了30年间其神学思想上的这种变化:

“基督的舍身之爱，不只使他心被恩感，爱主更深；更使他深知何为爱，甘愿为弟兄舍命，从而疏浚了三十余年前曾被塞住的那颗对弟兄、对人民的怜悯之心。

……十架真光使他不再仅仅沉湎于个人的痛楚。‘愿如潦水流入渊洋，翻作壮阔波澜’，乃是他在十字架下所领悟的生命真谛……爱之江河，必须永与爱源相接，若不常在基督圣爱之中，江河之水终必枯竭。但爱之江河又必须有所流注，若不能奔泻于洋海，又终必成为死水。

……三十余年前，他之所爱不过数人、数十人，少数弟兄之间‘相嘘以湿，相濡以沫’，处于一种类似‘涸辙之鲋’的灵性困境。而今，似乎相忘，却各自优游于亿万人的湖海之中，源于基督的舍己之爱乃得默然倾注，涌溢有如川流，终于在自己的土地上找到了跟随基督的‘加利利海之滨’，找到了同样是废寝忘食服事众人的效法基督之路。”⁽⁴²⁾

当他“卸下那将自己关锁于世界之外的门闩”打开封闭的密室之后，他发现:

“密室之外，原来竟是基督自己的园囿。世界之中并非尽是荆棘，也有基督心爱的百合花；并非尽是狼虎，也有基督自己放牧的群羊。如今，他已不再求父使他离开世界，因他同样喜爱基督当年曾经喜爱的朵朵鲜花；也同样挚爱自己的人民，像基督当年怜爱那些虽不完全认识他、却常与他同在的千万人。”⁽⁴³⁾

汪维藩说他写这篇文章的思路和笔调是从中国福音派这一角度着墨的，因此，这篇文章虽名为《中国教会的某些神学变迁》，实际上所呈现的是包括他在内的中国福音派自50年代至80年代所走过心灵苦旅和神学变迁。⁽⁴⁴⁾包括汪维藩在内的中国福音派的这一重要变化不仅是因为30余年凄风苦雨的磨砺，以及30余年与全体中国人民共经苦难的经历，更有着深刻的内在的文化上的必然，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和谐精神，注重整体关联性的人文理性思维和“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思维，所有这些传统文化的东西影响着他们，使得他们不可能偏离原点太远太久，而是在离开原点之后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向着原点复归，作螺旋状的回环往复运动。只有经过了这种内在的、自我反省式的思路调整之后，汪维藩才有可能开始接纳各种新的神学思想和观点，才有可能接受新鲜血液的注入，从而完成其由基要派向中国开放的福音派的转变。只有内部开始变化，才能引起事物性质的改变，外部的变化只是这种改变的条件，但却也是必不可少的，适逢此时西方神学思潮不断涌入，为汪维藩神学思想的转变提供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和契机。

改革开放使封闭了三十几年的国门终于打开，国外的这些最前沿的神学动向和新思想、新发展不断涌入，为基督教神学的中国化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视角，创造出中国神学发展难得的机遇期。身处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和研究的中心，汪维藩首当其冲，受到当代西方各种神学思潮的影响，主要有以德国的巴特、美国的尼布尔兄弟、蒂利希等为代表的新正统主义神学思潮；以美国的卡尔·亨利、拉姆、葛培理为代表的美国现代福音派，即美国新福音派神学思潮；潘霍华（或译为朋谔斐尔）入世的基督信仰；其他诸如生态神学、解放神学等等。在这些当代神学思潮的影响下，加上过去二十几年的磨难与锤炼，汪维藩迎来了其神学思考的活跃期。面对中国社会在当代的深刻变化，面对基督徒群体在人数、结构、层次等方面的巨大变化，汪维藩力图立足圣经，立足基本信仰，立足中国信徒的信仰实践和灵性经验，面对社会现实，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发出源自上帝和良心的声音，建立既符合圣经信仰，又具有中国特色的神学。

在农村、工厂劳动期间，汪维藩从未放弃过希望，这反映在他的神学著作中:那里是一个百花盛开的世界，昭示着基督的爱；更反映在他在经历了20多年的苦难之后，无怨无悔，平静面对人生的平和心态中。正如汪维藩在《保罗的异象人生·自序》中所说:“历经艰难险阻而不屈服，这是一个传道人应有的骨气，更是一个曾经饱受屈辱之中国传道人应有的铮铮铁骨。”⁽⁴⁵⁾亦如谢扶雅先生给汪维藩的信中所说:“深知你在近数十年中饱历艰辛，但亦蒙圣灵指引，发抒和表露你的信望爱三德以与国人同族。这是了不起的千秋不朽的功业。”⁽⁴⁶⁾

汪维藩之所以决心走中国特色神学之路，之所以不懈探索基督教中国化之路，之所以孜孜以求适合中国信徒的信仰状况和灵性实践的中国化神学是由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和人生经历:

其一，源自于汪维藩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与深处于这个环境中的普普通通的信徒长期以来就保持着的密切联系。汪维藩在《自牧》一文中的描述证实了这种联系:

“那一年冬天，南京教会全体教牧和工友到大厂镇热电站劳动……和工友们编在一组……在工友们中间，没有轻看，没有歧视，没有冷眼……我永远会记得这些善良纯朴的工友。尽管他们处于教堂里的最底层，但主所赞许的善良与忠心，却反而凸显在这些卑微的劳动者身上。

……

也许，这就是上帝让我通过多年劳动，和无权无势者长期相处的美意所在，也是上帝让我通过劳动者的启蒙，至终要求我保持一点劳动者本色的美意所在。”

这种联系，使得他深深地扎根于自己的文化传统之中；使得他能够及时倾听来自基层信徒的声音，并对之做出回应；使得他的神学能够贴近基层信徒的灵性生活和现实生活。

其二，源自汪维藩在战火纷飞的青年时代培养、造就出来的深沉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情操。这使他能够很好地将爱国与爱教统一起来，将爱神与爱人统一起来，并立志为创建中国特色的基督教神学而倾尽毕生的心血。

其三，促使他最终走上中国化神学探索的契机则是一个印度基督教领袖所说的一句话。20世纪80年代初，国门初开之时，一个亚洲基督教领袖代表团来访。中方这边大讲如何研究尼勃尔、巴特等，一个叫Thomas的印度基督教领袖单刀直入说:“我们来不是要听这些，这些神学家我们都知道，我们来是要听听你们中国的神学。”这让身为中国基督徒的汪维藩深感耻辱，遂决心倾其毕生精力建立中国特色神学。

1979年，汪维藩52岁，从南京钢窗厂调往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任《宗教》杂志编辑。1980年，金陵协和神学院复校，时隔近30年之后，汪维藩又重回到母校，只不过这次不是作为神学生，而是作为神学教师，同时他还兼任《宗教》杂志编辑、副主编直到1999年退休。面对中国教会各项事业百废待兴，教牧人员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局面，而自己已是青春逝去，时日无多，汪维藩感到肩上的责任很重，经常工作到深夜，有时甚至是通宵达旦。即使这样夜以继日地工作，他还是感到时间不够用，经常为中国教会未尽的事业忧心忡忡。《奋蹄歌》即表达了他这种忧心如焚的心情:

“……

白发在前，来者尚远，

此棒在手，何敢怠惰？

群羊待哺，山谷间亡羊待觅；

牧人之心，忧焚如火！

慈声之前，我已倦飞，

纵使膝行，怎忍弃你！

异象之前，似夕阳我已迟暮；

此生无多，怎不奋蹄？”⁽⁴⁷⁾

从1980年回到金陵协和神学院直至1999年退休，汪维藩历任神学教师、函授科副主任、《函授教材》（后改称《教材》）副主编、《金陵神学志》主编、副教务长、学生工作负责人、毕业班班主任、学生食堂管理、金陵文字工作室负责人等职务。1996年当选中国基督教协会第四届常委。这一时期是汪维藩神学研究的深化、多产时期，其中对圣经尤有很深的研究，撰写了大量圣经诠释著作和神学、宗教论文，简要介绍如下:

1982年汪维藩发表《中国教会的某些神学变迁》，1983年为中国基督教协会编写《要道问答》，后被译为英文、法文，到2008年时，这本小册子已经发行了500万册，成为大多数教会栽培慕道友及初信造就的参考材料。1984年为中国基督教协会编写基督教义工进修班讲义《耶稣生平》。1985年为中国基督教协会编写基督教义工进修班讲义《基本要道》，出版《野地里的百合花》，后者中的内容1981年至1985年曾在《天风》上连载，已被译为英文、朝鲜文等在海外出版。1987年，在金陵神学志上发表《生命孕育之灵——论圣灵及其他》。1988年，在《金陵神学志》发表《漫谈“自传”》、《毁灭——反思——再生》等论文，后一篇是其在香港中文大学1988年举办的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这一年，汪维藩被按立为牧师。1989年，发表《人格与精神的召唤》、《诗魂》、《体谅那愚蒙失迷的人》等，其中《人格与精神的召唤》一文是其在北京中国文化书院1989年举办的“中国宗教——过去与现在”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1991年出版《教牧书信释义》；发表《中国教会神学思考之特色》等论文。1992年出版《哥林多前、后书释义》；发表《中国教会神学建设之思考》、《道在这里成为肉身》、《中国古代基督教思想初探》、《从“三礼”看〈利未记〉》等论文，其中《中国古代基督教思想初探》是其在南京大学举办的“中国传统文化国际研究会”上与丁光训主教的联名发言，《道在这里成为肉身》一文是其1992年在美国亚特兰大神学研讨会上的发言。1993年出版《教牧书信讲义》、《摩西五经》（与韩彼得牧师合作）；发表《试论吴耀宗先生的神学思考》、《谈谈灵性追求》、《试论吴耀宗先生的神学思考》等文。1994年出版祷文集《求你寻找仆人》；发表《体用之间》、《扎根的才是树》、《谈谈中国教会治好之路》等论文。1995年出版《普通书信释义》（与孙汉书合作）、《归途集》、《箴言金句》；发表《中国的母爱文学和母爱神学》、《“既济”与“未济”》等论文。1996年发表《廿一世纪对中国古代生生神学之召唤》、《厚德篇》、《人与大地》等神学论文。1997年出版《中国神学及其文化渊源》、《默想集》；发表《“礼”之神学反思》、《要让神学成为一门中国学问》、《亚洲人的灵性基础》、《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神学》等论文，其中最后这一篇论文是其在中国基督教第六届全国会议上的大会发言，后在1997年第二期的《中国宗教》上发表。1998年发表《读经与中国传统思维》、《有关自传研究的几点思考》等论文。1999年发表《传统逻辑形式与某些神学范畴》、《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神学的影响》、《周易的忧患意识与先知精神》等论文，其中《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神学的影响》一文是其1998年在南京中美神学研讨会上的发言。这些著作和论文充分代表了汪维藩较成熟的神学思想，所涉及的问题范围非常广泛。从这些论著中的神学思想来看，汪维藩不仅受到当代西方神学思潮的影响，其思想渊源中还有大量的中国神学传统的因素，主要是对中国古代基督教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现代神学家赵紫宸、谢扶雅、贾玉铭等人的神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此外，在这一时期，汪维藩还撰写发表了《近几年宗教研究上的若干突破》、《试论巩固和发展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当代中国学者对宗教的观念之改变》等20多篇宗教学论文。

在进行神学、宗教学研究的同时，汪维藩还非常热爱圣乐，能填词，能写诗，创作了大量的圣诗、圣乐，其中有两首被收入中国基督教协会出版的《赞美诗（新编）》，30余首被收入新加坡三一神学院出版的《华夏圣诗》，还有很多被译成多种文字流行海外。1982年，汪维藩完成了《与主同去歌》，历时25年，他说，“1957年写成的前三节，是对前六年灵性道路探索的一个总结:离开陡岩隐秘之地，在百花盛开，百鸟齐鸣的春天，跟随羔羊基督，与他同去同行。副歌写于1982年春，这是经历了漫长幽谷之后，在又一个春天里发出的一声呐喊”。⁽⁴⁸⁾，此诗被收入《赞美诗（新编）》，并被译为英、日、德、丹麦、挪威等国文字。1984年，汪维藩写作《主爱深沉歌》，收入《华夏圣诗》。1988年，他写作的《归路吟》，收入《华夏圣诗》。1993年，他写作的《生死为主》、《盼主归》、《何人》、《奋蹄歌》、《浪子归》等，均收入《华夏圣诗》。1993年9月，在访台途中他写作了《慈绳爱索两岸牵》，此诗调寄河南民歌《生死两相连》，曾在台北、台南、高雄等地教堂与台湾的基督徒一起吟唱，感情真挚，催人泪下。1994年，他写作《挺立霜天矢不移》、《永挂心头是主家》等，均收入《华夏圣诗》。1996年，他写作《手既已扶犁》，收入《华夏圣诗》；写作《无悔》，后收入香港出版的《十架路旁的溪水·附页》。1997年，他为世界信义宗香港大会写作《我今俯伏祭坛旁》。

汪维藩的诗充满了神秘的宗教体验，亦带有浓厚的神学味道，是其神学思想的另一种体现，如《生死为主》这首诗所写“生为主，死为主，或生或死总为主……”，这就是他的神学思想，把生和死看成是连贯的；又如由他本人填词、作曲的《圣灵运行歌》在写作过程中即充满了神秘的宗教体验和狂喜，每每“声泪俱下，不能自己……不禁痛哭失声”，诗的内容反映了汪维藩本人从认信归主，到悔改重生，再到圣灵恩沐，与主同住，并结出圣灵之果的灵性追求过程，该诗被收入《赞美诗（新编）》、《华夏圣诗》和香港《普天颂赞》（新修订版），并被译为英文和德文。汪维藩对基督教圣乐的中国化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他用各地民歌编写的圣乐深受当地普通信徒的欢迎，如《主啊我跟你走》、《何人》、《主啊我献给你》等就套用了陕西民歌的调子；又如《浪子归》，用的是宁夏的民歌调；又如《盼主归》用的是江西民歌的调子，这些圣乐在农村深受普通信徒的喜爱，被广为传唱。圣乐用二胡、笛子等民族乐器来伴奏，应该说探索出了基督教圣乐中国化的一个方向。

汪维藩不仅是一位神学家，一位诗人，还是一位备受学生尊敬和爱戴的神学教授，是一位神学教育者。作为中国老一辈的神学家，汪维藩非常重视对年轻人的培养和扶持，他不仅关心年轻人的神学造诣和自身素质的教育和培养，还为他们能够尽快担当重任创造条件、开辟道路，这不仅是出自一位老师对学生的爱护，更是出自一位中国基督徒对中国教会前途和命运的关注。

汪维藩在金陵神学院教书近20年，负责过学生工作，带过毕业班，当过班主任，所教过的神学本科生、研究生不计其数。汪维藩认识到，神学教师的工作是特殊的牧养工作，要求具有“认识羊、顾念羊、乃至为羊舍命的牧人情怀（约10:11-14）”⁽⁴⁹⁾。这种认识，使得汪维藩甘愿为学生的成长和进步倾尽全部的爱心、热情和耐心。在金陵神学院里，他对学生的严厉是出了名的，他可以当场把作弊学生的试卷撕得粉碎；对犯了错误的学生不顾情面地批评教育。他对学生的关心也同样是出了名的，他可以为了学生毕业分配的事情，多次与外地教会疏通；他会把学生叫到家里为他们辅导圣经，并亲自为他们做宵夜；他会顶住压力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学生鸣不平，讨公道。以上这些，只是汪维藩20年教育生涯的点滴，但从中可以看出，他的严厉也好，关心也好，都是一种老师对学生的爱的表达，都是出自一位教师的责任和良心，出自一位基督徒的无私爱心。汪维藩在《野地里的百合花》第93篇中这样说:

“申斥甚严，本为使人回转；鞭挞过重，恐将使人沉沦。管教之后，需有赦免与安慰；责罚之中，需有不移之爱心！”⁽⁵⁰⁾

他的学生这样评价他:“他是用心在教书，他是用生命在育人……年轻的生命得此良师指导塑造，惟有庆幸。”⁽⁵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