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马学”发展的三种偏向

二、影响“马学”发展的三种偏向

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上述问题意识、理论意识和学术史意识的统一与均衡却往往被打破，从而造成了种种片面性趋向。一般说来，各种片面性都起因于某一意识脱离其他意识的制约而单一性地被强化。

由于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主导性地位，最容易发生的一种片面性是问题意识的单一性强化。马克思主义既然是一种主导性的意识形态，那么它就不可避免地被要求对种种社会问题表明自己的看法。但社会问题往往是层出不穷的，而理论既然是系统性或体系性的，则由于体系的确定性而对于灵活多变的实际问题不可避免地是穷于应付的。一种理论体系对于任何实际问题的解释，必然要从其原理出发，将其作为体系的一个实例而推导出来。由于原理的确定性，从其出发未必能够推导出适应于实际问题之恰当解决的结论来。理论要能够对于实际问题做出恰当的解释，有时甚至要对原理作部分的调整或整个地改造某些原理，而这就不可避免地是十分困难和耗费时日的。这样就往往难以适应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于是，为了能够及时地对实际问题有所言说，研究者们便往往放弃了系统性或体系性的要求，即弱化或放弃了理论意识，而直接满足于一种比较随意的非体系性的所谓理论创新。由于理论与实践的分离，这些所谓的理论创新并不会被运用于实践从而危害实践，一般只是作为言词而存在，故而往往被视为无伤大雅而允许其不断地生产出来。此外，这种东拼西凑式的所谓理论创新，由于其简单易行，成本低廉，少有技术含量，故虽无解决实际问题之功效，但至少能给生产者带来其他方面的效益，从而也就能诱导人们去大量地生产。更有甚者，对于领导者为了解决某一实际问题或者为了纠正某些偏向而提出某种具体的极具时效性的措施，研究者也往往会与时俱变地为之拼凑出一套又一套的所谓理论来。这样一种“创造”理论的方式，就是一位学者所说的以“工程思维”的方式去从事理论思维。其结果只能是生产出一些既非真正的可用于系统地解释世界的理论产品，又非真正的可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智慧，而只能是一些貌似理论产品的伪劣之物。这种问题意识其实并非真正的问题意识，而只是问题意识的庸俗化或庸俗化的问题意识。

片面地强化问题意识，直接表现为理论意识的缺失，而理论意识的缺失又必然导致学术史意识的缺失。因为学术史意识所强调的无非是通过学术史批判来确证自身理论的优越性，而既然体系性的理论已经被抛弃了，剩下的只是非体系性的随意创造，则学术史批判自然也就无意义了。但理论意识的高扬却也并不一定带来学术史意识的强盛，一种缺乏学术史意识的理论意识也可能获得片面的发展，从而造成另一种片面性。理论意识的突出一般并不否定问题意识，但与那种过于关注具体事项的片面发展的问题意识不同，理论意识所关注的问题往往为比较宏大的时代性问题。这是因为，那种过于具体的问题一般说来只宜于以具有随机应变特征的实践智慧去处理，而无法将其理论化，而且解决问题的紧迫性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将其理论化;而只有那些长期存在的时代性宏大课题，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被理论化，而不至于理论化尚未完成便已时过境迁。理论化说到底就是构造一种受到后现代主义贬低的宏大叙事。这种针对时代性问题的宏大叙事，固然是有着强烈的理论意识或体系意识的，同时，由于其与实际生活相关联因而也可以说是有问题意识的，但是，如果这种理论构造脱离了学术史意识的制约，从无视前人的工作开始，不知天高地厚，自以为进入无人之境，在进行空前绝后的伟大创造，便很可能在实际上只是在与风车作战，或在一个很低的层次上拾人牙慧，甚至是在重复前人的错误。于是，这种创造便不可避免地要流于空洞无物，而不可能真正推动理论的进展。

理论意识的高涨作为对以往注经式研究的突破，自然有其历史意义。但这种动辄构造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动辄宣称理论上的最新“转向”的做法，却也很快败坏了其形象。于是，作为一种反拨，人们开始走向另一片面性，那就是学术史意识的片面发展。与前两种意识的片面发展不同，脱离问题意识和理论意识的学术史意识的单向强化，至少在纯粹学术内部是有意义的，因而面对问题意识和理论意识的片面发展所带来的种种流弊，人们转向一种纯粹的学术研究似乎也无可非议。但是，这样一种纯粹的学术化研究对于某些领域的研究可能是有益无害的，而至少对于“马学”来说，却可能是致命的。“马学”之为学，正在于其强烈的现实关怀即问题意识，离开了现实关怀，将其变为一种纯粹的“学问”，无异于阉除其灵魂，使之成为一种固化的历史陈迹。

在中国“马学”的发展中，上述三种偏向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偏向。问题意识的片面突出，由于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故能经久不衰。理论意识的片面高涨，在20世纪80年代最为显著，其后则稍有衰退。而学术史意识的片面突出，作为对上述两种偏向的反拨，则是比较晚近的事情。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这三种偏向似乎并存于“马学”之中，共同影响着“马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