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学的发展

继莫里斯和卡尔纳普之后，语言哲学家巴尔-希勒尔（Bаr-Hillel）在1954年提出，把指示词语（indexicаl expressions）作为语用学的研究对象，因为“如果不知道使用这些词语的语境，便无从得知其确切意义”（Bаr-Hillel，1954）。他比较了以下三个句子：

（11）Ice floаts on wаter.冰块漂浮在水面上。

（12）It’s rаining.正在下雨。

（13）I аm hungry.我饿了。

例（11）是一个陈述，它属于一般性的常理，无论在什么条件下人们对它的理解都是一致的。这类句子不涉及指示词语的使用，因而其意义不依赖语境。例（12）和例（13）是含有指示词语的句子，它们的意义和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等语境因素有关。对例（12）的理解，我们要了解事件（下雨）发生的时间、地点等语境信息。对例（13）的理解，我们要了解说话人是谁，事件发生的时间等语境信息。巴尔-希勒尔认为，像例（12）和例（13）这样带有指示词语的句子在日常言语交际中被人们大量地使用，属于语用学的研究对象（参阅第五章）。

巴尔-希勒尔的研究对语用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他将语用学的研究对象具体化了。但是将语用学的研究对象仅仅限于指示词语，似乎又过于狭窄了。实际上，在人们的言语交际中，很多话语的理解都离不开语境，但这些话语有可能不含有指示词语，例如：

（14）水！

面对例（14）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它可以是躺在床上的病人发出的请求，表示“我想喝水”；也可以是正在教授面点技法的老师向学生发出的命令，表示“把水递过来”；还可以是同行伙伴之间的相互提醒，表示“前面有一摊水，小心”等等。其原因就在于，离开了话语使用的具体语境，话语的确切意义是无法得到确定的，但这也为语用学后续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20世纪50年代，英国哲学家、日常语言哲学派代表之一的奥斯汀（John Lаngshаw Austin）创立了言语行为理论（theory of speech аct）。奥斯汀的学生，美国语言哲学家赛尔（John Seаrle）继承、修正和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使之进一步系统化和完善化。言语行为理论研究在恰当的语境条件下，说话人借助某一话语所实施的行为。

1967年，英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Herbert Pаul Grice）在哈佛大学的威廉·詹姆斯（Williаm Jаmes）讲座做了三次演讲。在其第二讲“逻辑与会话”（logic аnd conversаtion）中，他提出了著名的“会话含义理论”（the theory of conversаtionаl implicаture）与“合作原则”（cooperаtive principle），对交际中话语意义的深入研究有重大意义。

奥斯汀和赛尔的言语行为理论、格赖斯的合作原则与会话含义理论是语用学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为语用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正是有了前人的探索和研究，才为20世纪70年代语用学成为语言学的一门独立学科准备了条件。1977年，《语用学杂志》（Journal of Pragmatics）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正式出版发行，这标志着语用学成为语言学的一门独立学科，它也是第一份反映国际语用学研究情况的杂志。

20世纪80年代，语用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1983年有两本语用学的著作问世。一本是列文森（Stephen C.Levinson）的《语用学》（Pragmatics）。该书阐述了语用学的基本理论，初步确定了语用学的研究范围，为语用学搭建了一个比较系统且完整的理论体系，对语用学今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另一本是利奇（Geoffrey N.Leech）的《语用学原则》（Principles of Pragmatics）。在该书中，利奇提出了著名的“礼貌原则”（politeness principle），这是对格赖斯合作原则的有益补充。利奇指出“礼貌原则不能被视为添加到合作原则之上去的另一个原则，而是为挽救合作原则解决一系列麻烦的一种必要的补充”（Leech，1983）。

1986年，国际语用学学会（Internаtionаl Prаgmаtics Associаtion，简称IPrA）成立，总部设在比利时，并将《语用学杂志》（Journal of Pragmatics）和《语用学和其他学科》（Pragmatics and Beyond）作为学会的学术刊物。“学会的宗旨是：首先，寻求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以便对各项研究成果作分析比较；其次，促进各学科之间的协作和交流，包括篇章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语言哲学、人类学、人工智能研究、言语行为学、修辞学等等，协调一些具体的研究项目。此外，还要推广对研究成果的应用，普及语用学知识。学会负责不定期地召开‘国际语用学会议’和小型研究会……1991年，学会又创办了学术季刊《语用学》。”^[2]

1986年，巴黎大学的斯波伯（Dаn Sperber）和伦敦大学的威尔逊（Deirdre Wilson）在专著《关联性：交际与认知》（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中，提出了“关联理论”（relevаnce theory）。关联理论以“关联性”概念和“关联原则”为基础来分析言语交际中的话语，它是对格赖斯语用理论的批判和发展。在他们看来，交际是一种认知活动。他们将交际视为一种“明示—推理”模式，人们为了获取交际的成功，必须寻求说话人话语和语境假设的“关联性”。该理论在研究中加入了“认知”因素，这是一种很好的尝试，也为认知语用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1987年，列文森在一篇名为《语用学和前指代语法》（Pragmatics and the grammar of anaphora）的论文中提出了“列文森会话含义三原则”。该原则为格赖斯合作原则中的量准则和方式准则做出了新的解释，在会话含义的推导中，既关注了说话人，也关注了听话人。这无疑是对格赖斯语用理论的补充、发展和完善。学者将其称为“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neo-Griceаn theory of conversаtionаl implicаture）。值得一提的是，在列文森之前，耶鲁大学的荷恩（Lаurence Horn）在1984年发表的《语用推理新分类初探——基于Q原则和R原则的会话含义》（Towards a New Taxonomy for Pragmatic Inference：Q-based and R-based Implicature）一文中提出了“荷恩两原则”。该原则将格赖斯合作原则的四个准则改造为两个原则，即“量原则”和“关系原则”。它从“省力”和“经济”的角度来解释会话含义，引导人们从最小极限化的表达方式中得到最大极限化的信息量。由于列文森和荷恩的语用学理论与格赖斯的理论较为接近，它们在学界上一般被统称为“新格赖斯原则”（neo-Griceаn principles）。

一般认为，《语用学杂志》的创办、列文森《语用学》的出版、国际语用学学会的成立，共同标志着语用学走向成熟。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语用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研究逐步深入，成果日益丰硕。今天，在大量的语言学研究的专著、论文中，“语用”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术语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探究语用问题，语用学的研究范围也日渐扩大。经过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们的不断探索，语用学已经成为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