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西方学说之长”而“合于现代生活”

一、“采西方学说之长”而“合于现代生活”

张君劢在《新儒家哲学之基本范畴》中宣称：

盖惟有采西方学说之长，而后吾国学说方能达于方法谨严，意义明确，分析精到，合于现代生活，亦惟有以吾国儒家哲学为本位，而后本大道并行万物并育之旨，可集合众家之说，以汇为一大洪流，兼可以发挥吾国慎思明辨而加上笃行之长。^[7]

可见张氏虽以中国儒家哲学为本位，却丝毫不排斥西学，甚而以采西学之长为发展我固有学说之前提条件;此中更可透见其是何等地服膺西学中的科学精神，而求真正“达于方法谨严，意义明确，分析精到，合于现代生活”。张君劢十分肯认现代社会的“进步”意义，并认定这一进步是要通过思想方法与科学精神来达到的。他曾深有感触地说：“假令我们今后不在思想上求活跃之方法，在科学、哲学方面，便一定没有进步。”^[8]据此，他强调要追究西方科学精神的来由：“科学精神，在法国十九世纪之初，便完全确立，后来德国将此种研究方法移到德国去，不及数十年，不但能如法国一样，而且更能胜过法国，这内面的内幕，我们应该调查，换句话说，我们应注意科学发展的总关键，而不应该单注意分门的研究。”^[9]总体看，前述张氏所言“采西方学说之长”而“合于现代生活”，其论不仅有学理之依据，更有历史事实之依托：“盖今日西方制度，是起于文艺复兴之后，已有了四五百年的历史，生活是日日在改进中，制度时时在演进。我敢说，生活观念不变更，新制度是不会随之而起的。”^[10]这里再一次强调了制度的“演进”要与现代生活观念相应。

值得提出的是，张君劢还别出心裁地提出了“思想力”这一概念，并将此概念与思想学说创造联系起来：“思想力这件事，时而注意这一方面，时而注意那方面，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应该培养他，训练他，使他认识问题，然后进一步能发现公例。哥白尼因旧天文学之基础，而发现地动之说，克魄雷又以哥白尼学说为基础，而发见行星轨道椭圆说，乃至于康德折衷英国经验派与大陆派理性主义之学说，而有所谓批导哲学，可以说这都是思想家特出的与创作的产物。假定我们不知道培养这种思想，而但喊‘发达科学’，恐怕科学终是不能发展的。”^[11]思想力是可以训练的，而缺失培养训练，则无从创造，更无从发达科学。张君劢是十分注重“思想力之培养”^[12]的，他曾专门撰写了《养成民族思索力》一文，文中称我们这个时代为“大时代”，而在这一大时代中，“怎样接受西洋文化把东方改良起来，这是普遍的任务。在普遍任务之下，我想不外二点。(一)学理上怎样研究，(二)事功上对国家如何贡献。”^[13]

事实上，张君劢非常重视学理研究的原则、门径与方法，他以为中国思想虽以实有之学即“万物之有”为大体方向，但较西方远为逊色，特别就精密程度而言。他颇有眼力地指出：

就有之为有之学问分科言之，所谓天文地理生物植物社会国家等学，自西方输入以来，方始有之。此由于吾国但知有六艺，而自然界之分科迄未确立。……第二，学术必以逻辑数学为基本。吾国逻辑之学在东西交通以前，不视为应用之于思辨，治学方法中不知有定义，又不立每一学问之界限，因而每一学问之基本概念不具备，亦即每一学问之系统未由建立。现代科学以数学为基础，大而日月星辰，小而原子电子，何一物能离乎质量速度之计算。吾国物理学者于原子学说之发明，亦能追随世界科学之后。然西方探幽索隐之工，岂吾人所能企及乎?第三，吾国传统向重道德轻智识，……因此实验事物之知识之淹没者二千余年之久。今后苟不以外界事物为研究对象，而但求之于口辩与文字考证之中，则名为注重科学，而反以害之。第四，儒家之于智识，对于一草一木，非不知注意，然在吾国既无教会之组织，因而缺少对于智识之迫害之刺激。蒲罗诺之焚烧，格里雷氏取销学说之要求，正所以促进欧人对于自然界之研究，而与吾国之不闻不问者正相反矣。此四者即年来国人所提出科学所以不发达之答案。而依我言之，名数二者之不发达，思想之不精密为其总因也。今后所以补救所以奋起之法，惟有侧重科学，此为全国人之公意，无俟烦言矣。^[14]

这里不仅谈到了学术的基本前提在逻辑，且概念之“定义”、学科之界限、学问之系统，都是学术的基本原则。此中尤为深刻的是提出了中国“科学所以不发达”的问题，并果决地作出了自己的答案：名数二者之不发达与思想之不精密系统。实际上，张君劢不仅看到了科学的核心是在名数——逻辑与数学二者，同时更洞察到科学的正确结果须通过实验来检验。他如此说道：

现在大家皆知尊重科学，而科学之最要特性即在其正确性，一步一步地求其数字的表现，再试之于实验，以求其答案。国人在思想上最笼统、最广泛，你和他谈数字，他表面上不便反对，而实则终不相信。^[15]

中国传统思维的“笼统”性、无边际的“广泛”性而不求诸验证，正是张氏批判所在，其实这也正是张氏每每强调要采西学之长补己之短的根本所在。

张君劢还常以文艺复兴后的欧洲与希腊时代为线索来展演欧洲文化之特点，并追究了其以自然界为对象而长于寻求知识，以论理学为标准而深入事理物理的缘由。他深信：“那一民族智识先发达，即那一民族先有发明，即先有文化，而且占优胜地位。”^[16]这显然是持文化进化观而得出的结论。基于此，他极为强调学问的态度，倡言学问的真精神在追求真理，而这种追求真理之精神并非以太平安乐环境为前提。他曾作出了一系列的发问：“我要反问一下，世界上科学与哲学思想的发动是不是一定要等到国家太平，人民生活安居乐业之后呢?试问英国哲学家活跃时代，像浩(霍)布士、洛克等人是不是生活在英国内乱时代，逃来逃去，自己国内不能住，要逃到法国去呢?再问德国的大哲学家康德，其所处之时代又如何呢?乃至我们的孔子、孟子，他们的著作思想是在太平中成功呢，抑或在乱世中成功?”^[17]他甚至赞扬美国哲学的创造性：“美国人对于哲学有一种志气，有一种创造性。”^[18]于是，他深心冀望：“儒家哲学与西方哲学之交流与互为贯通，不独可以补益东方，或者可以产生一项交配后之新种也。”^[19]这既展显出他一种识量，更显现出他一种寄望哲学创造的深层心理。当然，这一切都以其肯认他人之长、谦受他人之学为前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