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延平论未发与已发
延平还有一点与朱子密关者，乃在对未发、已发属本体论还是功夫论之辨。这一点，陈来先生在其大著《朱子哲学研究》中已有揭示。兹转述陈先生观点如下。为后文讨论方便，先引出延平原文：
问：太极动而生阳，先生尝曰此只是理，做已发看不得。熹疑既言动而生阳，即与《复卦》一阳生而见天地之心何异？窃恐动而生阳，即天地之喜怒哀乐发处，于此即见天地之心。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即人物之喜怒哀乐发处，于此即见人物之心。如此作两节看，不知得否？
先生曰：太极动而生阳，至理之源，只是动静阖。至于终万物，始万物，亦只是此理一贯也。到得二气交感，化生万物时，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中庸》以喜怒哀乐未发已发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寻。若不于未发已发处看，即何缘知之？盖就天地之本源，与人物上推来不得不异。此所以于动而生阳，难以为喜怒哀乐已发言之。在天地只是理也。今欲作两节看，切恐差了。
陈先生分析说：
把《太极图说》“太极动而生阳”看成天地之喜怒哀乐已发，把“二气交感，化生万物”看成人与物之喜怒哀乐已发。在这个说法中，《中庸》的未发已发不只指人之性情而言，而且指宇宙大化的动静过程（摘按：中和旧说仍持此观点），如此分作两节看。李侗对此指出，从万物一理的角度说，天地、人物以及人之性情已发未发，受此统一的“天理”所支配，因为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普遍性法则。而《中庸》的未发已发特指人之思维情感而言（摘按：朱子中和新说将思维情感混为一事，均作人—物之交接处看，后文将分析其为二个层次，即直感与思虑自觉，或许更有助于说明朱子思想。详后），是要由此引出一定的心性修养功夫以体认天理，其自身并没有本体论的意义。
前文已有述，此时朱子之兴趣主要在于本体论思辩，尚未意识到，抑或尚未顾及到功夫论之意义。故而此处同意陈先生分析。但此处亦透露对未发—已发问题本身之理解，朱子此时（32岁）是在什么地步。朱子丙戌之悟，认未发为性，已发为心，以体用关系处理二者；己丑悟后，又将未发、已发均置于心之名义下观，始突出功夫论之义。但他在此时的看法却似昏昧不清，如以“太极动而生阳”为喜怒哀乐之已发，却似对“太极”之义亦有误解。延平：（1）即从天道生生，无有间断，不可分二节看，以说明就太极而言，无分未发—已发。（2）未发—已发之说，乃只能就人言，于物亦不可。他阐明就人而言之未发—已发，实亦即天道生生不已于人身上而已。（3）《中庸》之所以以喜怒哀乐未发—已发言此天理，乃是指点人由此体察天理之流行，并有做功夫之下手处。延平多谓于静坐中体验未发气象，其理论依据即在此。但就本文视野，延平并未阐述过未发、已发的具体涵义。所以其究竟在这一点上于朱子后来的影响如何，此处不敢妄测。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即在中和旧说中，朱子已专从人身上论未发—已发了。
若结合其他文献，朱子此时于“心体”已有颇圆融之体悟，如戊寅九月，为许顺之所做《存斋记》一文说：人之所以位于天地之中，而为万物之灵者，心而已矣。然心之为体，不可以闻见得，不可以思虑求。谓之有物，则不得于言；谓之无物，则日用之间，无适而非是也，君子于此，亦将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则有之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久而熟，心之为体，必将瞭然有见乎参倚之间，而无一息之不存矣。
由此，在未发—已发问题上，延平于朱子应产生影响者有二：其一，未发—已发之问题应视作人与“天道生生”之关系（二而一之关系），而非万物以及天道本身之流行。其二，从功夫论角度理解未发—已发。
关于延平思想特质及其对朱子哲学之影响，大略论述于上。总之，延平是个地道的践履派，恐不可以湖湘派“先察识后涵养”之思路完全等同之。因为他清楚地将体验于未发的察识功夫奠基于日用生活实践中；其涵养功夫亦是归结于使体认之天理洒然融释于日用之中，成为庸常言行。他甚至对读书有着很高的警惕，这并不是说他反对读书，而是认为读书最终应视为生活实践本身。朱子初见延平，说得无限道理，延平即指点道理全在日用处熟。延平自己亦常警惕被书本所缚，他曾于信中自陈：“于圣贤之言，亦时有会心处，亦间有识其所以然者，但觉见反为道理所缚，殊无进步处”。
此处最能透露延平关于读书的态度，亦最能体会延平学问之真精神，乃只在生活本身，而非圣贤言论。此乃真是个洒然融释境界。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