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创新思维的主体缺失

熊彼特的功绩在于他首先赋予技术创新的技术－经济学内涵，加速了科技成果的转化，从而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大发展。同时，也因为他将技术创新局限于自然（物质）领域，并将技术创新视为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如熊彼特定义“创新实际上是经济系统中引入新的生产函数，原来的成本曲线因此而不断更新”。“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性的关于经济生活的一种变动。”这是他站在技术创新活动之外对技术创新的客观描述。其实，这里的“引入”、“更新”、“变动”都是人通过活动的结果，而熊氏只注意到“结果”。尽管他定义过技术创新是一个由技术变革引起经济变动的过程，国内许多学者也定义“技术创新是始于研究开发而终于市场实现的过程”，“它是包括科技、组织、商业和金融等一系列活动的综合过程”。[1]从文字表述上来看，熊氏或其他学者似乎是将技术创新视为人的活动和过程。但由于他们在近代自然科学分割／还原思维的束缚下未能了解和把握人类活动的全面性，即造成了一种“去人化”倾向。这是时代的局限性，不要过多地追求个人的责任。正如复杂性思维的创立者、当代法国著名的哲学家E·莫兰指出的，“如果人们处于在当前科学世界中占优势的认识范式（指分割／还原思维范式——引者注）的支配下，主体是看不见的，人们否定他的存在。反过来，在哲学世界里，主体变成了先验的，脱离了经验，属于纯粹的精神，因此人们也不能认识主体的依赖性、他的弱点、他的不确定性”[2]。这里讲的关于主体的“两种情况”即科技界的“去人化”和哲学界的“纯粹精神”化倾向“都不能思考主体的两重性”，“不能同时思考他的位居中央和他的能力有限，他的富有意义和他的没有价值，即是一切又是无有的特点。”

莫兰在其著作中运用复杂性理论详尽地揭示了分割／还原思维的诸多表现。仅就科学领域来讲，他认为：既将科学整体分割为相互独立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门类，又将各个门类中的各个学科分割为“碎片”即成为“超级专业化”并且“各自封闭在本身之中”；既将科学活动与其环境（背景）分割，又将环境局限于自然物质环境；既将科学认识与认识者（主体）分割，又将人分割为自然的（动物性）和文化的（精神性），“人类诸科学也被切分为小块和箱格化”。因此“人‘如同沙滩上的痕迹’消失了”。总之，科学分割、文化分裂和对抗成为近代的时代特征，也成为当今时代的“世界性难题”。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费德里科·马约尔（Federico Mayor）指出的，“在新千年将始之际”，“我们要接受的一个最困难的挑战将是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使之能够面对形成我们世界的特点的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变化的迅速性和不可预见性。我们应该重新思考组织知识的方式。为了实现这一点，我们应该推倒学科之间的传统的壁垒，设想怎样把迄今被分离的东西连接起来。我们应该重新制订我们的教育政策和教学大纲。在进行这些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始终瞄准长远的目标，考虑到我们对之负有重大责任的未来时代的世界”。[3]显然，目前我们的创新理念面临着两个“最困难的挑战”：一是国内“创造新的东西”的创新理念，退回到古代；二是国际（也包括国内）局限于“经济学内涵”，沿袭已经落后于世的工业社会的创新理念。其实，这两个倾向都是分割／还原思维的产物，前者是将科学技术与经济分割，后者是将经济（自然）与人和社会分割，即将由自然界、人文界、社会界“通过人的劳动”形成的“整个世界”还原为自然界（所谓的“世界即自然界”），或者是“科学仅指自然科学”。亦即只追求经济效益（“一切向钱看”），忽视了包括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人的生存发展效益在内的综合效益。因此，我们要顺应时代之大势，改变思维方式，重新思考并树立全面创新的新理念。

[1] 傅家骥主编：《技术创新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13页。

[2] 埃德加·莫兰：《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第224页

[3] 转引自埃德加·莫兰：《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中的“序言”，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