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的经济思想

约瑟夫·阿罗依斯·熊彼特（Joseph.Alois.Schumpeter，1883—1950）出生于奥地利摩拉维亚省（现捷克斯洛伐境内）的一个织布厂主家庭。1901年进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和经济学，是庞巴维克的学生。1906年获博士学位。1919年曾短期出任奥地利共和国的财政部长。1921年受聘为维也纳彼得曼银行总经理。1925年到德国任波恩大学经济学教授。1932年迁居美国，入美国籍，在哈佛大学任经济学教授直到1950年逝世。他当过美国经济学会会长，作为第一个在外国出生的经济学家担任这个职务。

熊彼特的主要著作有：《经济发展理论》（1912）；《经济周期》（1939）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42）；《经济分析史》（遗著，1954）等。前三部是他最重要的著作；这三本书的共同点是颂扬资本主义的企业家精神，把企业家描绘成能使私有企业经济生机勃勃，担负着不断变革和创新的责任、赚取高额利润的人。

熊彼特的经济思想一般认为主要受到瓦尔拉和马克思的影响。他从瓦尔拉那里得来的是强调经济数量的互相依存的一般均衡理论，但他不赞成其静态的均衡分析方法，认为要考察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必须进行动态分析。他从马克思得来的是也要仿照“塑造一个经济变动过程的理论模型”，因为他认为《资本论》就是“理论模型”的塑造。虽然他反对马克思的一切主张，但他仍然钦佩马克思对于经济变革过程的理解；他还同意马克思的看法，认为资本主义注定要消亡，尽管两人的立论截然不同。

熊彼特力图建立一个既解释经济周期，又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体系。在他的第一部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他着重分析了造成经济进步和变革的私有企业的功能。认为经济变革的过程，主要是企业家对创新的采用，而私营企业对新产品、新工艺或新的组织体系总是给予巨大的报酬，所以提供低成本或吸引顾客的新产品的第一个人，就能赚取高额利润。企业家就是这样的第一个人，他的不断创新成为增长和变革的源泉，体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

什么叫创新？他所下的通俗定义是：创新就是供应商品的方法的变革。它包括：生产新商品；采用新技术和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料和半成品供给的新的源泉；实行新的产业组织等。他认为创新的意义比发明大得多，它包括发明。

熊彼特说的企业家是善于开展新的组合和采用创新成果的人。他们永远是生产新产品、运用新工艺、组织新企业和闯入新市场的急先锋。他们有抓住别人注意不到的机会的卓越本领，或者他们能通过自己的勇敢和想象力来创造机会。所以，不是所有的厂商领导人、经理或实业家都是企业家，因为他们可能是按照陈规办企业，而不更新知识或采用新的操作；也不是说投机家就是企业家，投机活动是股东的事情，股东是资本家而不是企业家。

熊彼特认为，如果没有创新，经济生活只会实现静态平衡，它的循环流动基本上是年复一年地沿着同样的渠道进行。在这样的静态经济中，熊彼特认为，只能进行简单再生产，利润和利息将随之消失，生产者的收入属于“管理工资”性质。于是财富积累停止。要打破这一静态状况，只有由企业家通过创新追求利润，并把它转变为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在这个动态过程中，由于企业家把劳动和土地转向投资，并靠信贷补充储蓄不足，由此开展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和一系列创新活动，结果给他们带来利润，它是企业家创新应得的报酬，利息是利润的分割。这个发展过程意味着经济生活的变革，它不是来自外部的强制，而是产生于经济制度的内在因素。

创新不是连绵不绝地出现，而是有间断地、成批地出现。最有进取心和胆识过人的企业家的活动为其他后来者创造了有利的气氛。信贷扩大，物价上升，收入增加，助长了投资狂热，促进了经济繁荣。但不是永远如此。繁荣是会为它的继续发展带来不利情况的。因为上升的成本阻碍着投资，新产品和旧产品的竞争会造成营业亏损。当实业家们偿还债务时，通货紧缩过程加剧了，于是经济衰退随之出现，萧条代替了繁荣。之后，经济经过调整转入复苏阶段；一旦创新重现，经济又从复苏走向繁荣。

随着创新浪潮的出现和消逝，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和收缩。因而经济波动代表着对创新的适应性变化的过程。这些经济活动的“长波”（或称长周期）和中周期、短周期的重叠，就是众所周知的经济周期：当好年景的时期较长，高涨是持续的和强有力的，下降的时间也很短暂，而且程度不深；反之，当坏年景时期较长，则出现恰恰相反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一系列的产业革命以资本主义的特征而出现，每一次带来的长时期的好年景，根源于成批的创新的出现。

熊彼特认为，创新总是破坏均衡的，经济体制则倾向于均衡；不断创新的出现，也就是不断的均衡被打破，而创新浪潮结束，新的均衡状态又会恢复。所以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也是产生经济波动的过程，每一次萧条都代表向着新的均衡的挣扎。

熊彼特指出，像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不过是长波的一个波谷，当创新和技术变革再一次使浪潮转向高涨时，一个更好的前景必将到来。他极力为资本主义的危机辩护，并且影射攻击马克思主义。声称：由于资本主义有其内在原动力，它不会因经济周期出现衰退（危机）和大萧条及本身有毛病而垮台；资本主义出现不良现象，不是由于它有缺点，而是由于它有力量。企业家的创新和谋利活动引起技术变革、经济增长和扩张；但其过程不是顺利的和稳定的，而是变化无常的，结果出现了经济周期。他不懂得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它本身的固有矛盾的产物，而把它归之于创新浪潮的起伏，显然是停留在现象上看问题。但是，他强调创新、技术变革和新的组合形式能促进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仍有其正确的一面，值得加以重视。

熊彼特在他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一书里，首先攻击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经济学说。他对经济学说的攻击集中于两个核心问题：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他把主观心理评价的“边际效用价值论”视为优于劳动价值论。因为前者“既适用于垄断和不完全竞争的情况”，也适用于“除劳动以外有其他因素存在以及同时有许多不同种类和不同性质的劳动并存的情况”。在此基础上，他否定利润是来自无偿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而把它归结为企业家实行创新的报酬。

然后，他考察了这个主题：资本主义能生存下去吗？他自己回答说：“不，我不认为它能生存下去。”他承认资本主义社会有时候是处于衰败状态的。但他不同意大多数经济学家关于衰败的准确定义。他拒绝李嘉图的造成经济停滞的报酬递减规律和马尔萨斯论证阻碍社会进步的人口原理。他攻击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会导致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的见解。他否认凯恩斯的长期性停滞的观点。认为情况都不是那样。美好的创新机会不曾枯竭，说创新的趋势会造成节约资本、导致生产过剩，难以令人信服；新的地区开发即使已经结束，必定有其他机会来替代；生育率下降也许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但人口原理无法解释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

熊彼特认为，如果资本主义制度还有如像1928年前60年的另一段路程，为了实现社会改革目标，就不必对资本主义过程进行重大干扰。但事实不是这样。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的基础正在开始崩溃，其原因有三：①企业家功能的退化；②政治保护层的消失；③资本主义制度结构的破坏。对于这三个原因，他分别做了如下的叙述。

（一）企业家功能逐渐退化

由于创新已成为例行事务，技术进步日益成为有训练的专家队伍的职业，他们按照需要进行生产，按照预定的方式从事工作。经济进步日益趋于非人格化和自动化。官僚机构和委员会的工作代替了个人活动。领导人不再有机会埋头苦干，而是变成一个办公室的事务性工作人员，那是一个不难顶替的人员。本来管理大企业的官僚主义机构就不是个人主义的企业家发挥创新作用的场所，因为个人主义的独立的经营者是雄才大略的构思者和进取者，不是只求维持现状的人。

他说：“归纳起来，我们在这方面的论点是：如果资本主义进化——‘进步’——中断也好，完全变成自动化的也好，产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都会最后缩小到普通管理工作的工资收入，除了可以指望拖延若干时间的准地租和垄断利润的残存外。因为资本主义企业由于它的极大成就，会使进步自动化，我们断定，它会使自己成为多余——在其自身成就的压力下纷纷解体。完全官僚化的大企业单位，不仅驱逐中小厂商和‘剥夺’其主人，而且到头来也驱逐企业家和瓦解资产阶级。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家们不仅必然失去他的收入，而且还要失去无法计算的更重要的东西，即他的功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带路人，不是知识分子或宣传社会主义的煽动家，倒是范德比尔特们、卡内基们和洛克菲勒们。这个答案不可能在每个方面都合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者的口味，也不合乎较通俗的（马克思会说，庸俗的）社会主义者的口味。但是，就其对资本主义的预言来说，与他们的没有区别。”

在这里，他是说，由于资本主义进步的自动化，企业家已无事可做；一般的利润和利息均趋于消灭，于是资本主义走到了尽头，社会主义将自动地出现。所以，在熊彼特看来，垄断资本家们如洛克菲勒之流才真正是社会主义的开路先锋，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宣传家。显然，这是一种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庸俗的社会“过渡”理论。

（二）政治保护层的消失

为资本主义社会提供强大防卫力量的政治保护阶层的消失，也招致这个制度的自我毁灭。首先，熊彼特论证大企业消灭了中小厂商。认为在民主政治条件下，这个过程削弱了中小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因为大量的小业主比少数领薪水的董事和大股东更有政治上的力量。

他说：“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用一小包股票就调换了工厂的围墙和机器，使财产观念失去生命……我们可以称为财产的物质实体——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的消失，不仅影响产权所有者的态度，也影响工人和一般民众的态度。非物质化的、没有机能的东西和遥有制所有权，不像活生生的财产形式那样给人以深刻印象和唤起精神上的倾注。到了最后，没有一个真心实意支持它的人——大公司内部没有，大公司外部也没有。”

其次是农民，这是一个强烈维护资本主义的阶层。它在人口中的百分比正在下降，如果不是指绝对数字的话。

再者，是知识分子阶层。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知识分子对其所依附的社会制度的异化。资本主义创造、教育和培养一个在社会不安定中发展起来的既得利益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是思想家、作家和教师，尽管其地位是建立在富裕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却是现行制度的批评家。他们对实际事务没有直接责任，只是旁观者，但他们可以运用发表言论和写文章的权利，去指责资本主义存在的缺点，甚至散布与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相对立的舆论。本来知识分子喜欢吹毛求疵，因为他们就靠此过日子。还有大批本事不大的大学毕业生不断扩充着这支的队伍。他们经常以攻击资本主义来使自己的不够格合理化。此外，知识分子也介入劳工运动并使之激进化，以便赢得平素对他们怀疑的那些人的好感。

上述政治保护层的三种人，熊彼特所强调的是知识分子阶层。其实，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并不都是反对资本主义的，要做具体分析：革命的知识分子确乎如此；也有不少小骂大捧的知识分子；还有反对马克思主义、维护资本主义所有制、颂扬垄断资本家作用的辩护士。熊彼特就属于最后一种知识分子。

（三）资本主义制度结构的破坏

熊彼特在这里所强调的是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预。这种干预针对着经济弊病，缩小不平等、消除经济周期、约束投机活动、控制垄断组织、补贴农业生产等，其结果抑制了企业家的行动自由，从而进一步削弱经济的活力。

熊彼特认为，政府对经济事务干预的加强，大多数欧洲国家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则始于1933年。20世纪30年代的失业人数增加到远远超过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所需要的数字。此后实行的新政策是：阻止私人积累的累进的高税收政策；反萧条的公共支出；制定把工资、工时和工厂纪律等问题转移到政治领域的劳工立法；以检举为威胁的对于大企业的严格管理等。

熊彼特说：“在这些情况下所形成的政府收入，将自动地成为永久性的，完全不顾用以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储蓄—投资过程中的内在动机的理论结构所强调的因素。这样的制度无疑仍然可以称为资本主义。但是它是氧气间里的资本主义——靠人的手段维持其生命，过去取得成就的那些功能已全部瘫痪。究竟为什么它应该活下去的问题，不久就必然要提出来。”

非公共的银行和财政将不再在完全依靠政府提供资金的经济世界中发挥作用。作为永久政策的政府支出将发展成为政府的投资计划。国际贸易和投资将按政治上的考虑进行管理。这是“管理的资本主义”，当某些国有化的措施被采用的时候，它就逐渐变成了“国家资本主义”。熊彼特把国家资本主义定义为：政府就像拥有所有权那样，有选择地对产业部门进行管理；劳动和资本市场完全由政府控制；政府在国内外开办企业。他说，这是一个是否可以叫作社会主义的尝试。他的结论是：不管怎样，从长期观点，社会主义要代替资本主义，并且在政治结构上是民主的和有权威的——对未来的重大选择全是政治领域的事情。

从表面上看，熊彼特也承认社会主义终必代替资本主义，但问题是，他说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社会主义。在他的定义里，社会主义只是社会组织的一种模式。他说，它“不是由私有或私人经营的企业，而是由公共权力机关控制生产资料，决定怎样生产，生产什么，谁该得到什么东西的那种社会组织”。

这里的“公共权力机关”看来仍然是垄断资产阶级把持的政权机构，由它控制生产资料，但不要求所有制的根本变革，只是采取“国有化”的措施；而“国有化”的措施，熊彼特已指出就是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可见，他的社会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他对国家资本主义是十分赞赏的，认为它可以保存许多在纯粹的资本主义或完全的社会主义中会遭到毁灭的人类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