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氏技术创新理论的纵深拓展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提出之时，似乎被同期的“凯恩斯革命”理论所淹没，并没有得到广泛的重视。20世纪50年代之后，由于自然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技术变革对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人们开始重新认识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并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效应和规律进行了较深入研究，从而引起了除经济学之外的其他学者（如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管理学家和政策研究人员等）的普遍关注，先后出现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意识创新、产品创新、过程（工艺）创新和市场创新等，并逐步形成创新体系框架。这些分门别类的创新都是熊氏技术创新理念的横向渗透与具体运用。

随后，学术界又出现了将技术创新仅仅视为纯经济学内涵的倾向。如国内清华大学的《技术创新学》就是一个典型，直接背弃了熊氏的“技术－经济学内涵”（这个问题待后专门讨论）。

创新理论研究并没有受“纯经济学内涵”倾向的影响，继续向前推进。这就是技术创新理念的纵向拓展。当代自然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特点和趋势是随着科学技术化与技术科学化的态势使科学与技术日趋融合，即从科学发现到技术发明再到技术创新的周期日趋缩短，亦即发现、发明和创新日趋一体化。于是，熊氏的技术创新向其源头——科学拓展，先后出现了“科学创新”或“科技创新”。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国外学者提出“知识创新”概念。如美国麻省恩图维国际咨询公司总裁、著名的战略研究专家阿米顿（Debra M．Amidon）于1993年在该公司注册“知识创新”时给出并首次见于1994年4月出版的专著《知识经济的创新战略——智慧的觉醒》中的定义是“通过创造、演进、交流和应用，将新思想转化为可销售的产品和服务活动，以取得企业经营成功、国家经济振兴和社会全面繁荣”。遗憾的是没有强调“首次转化”。

这里的“知识”，OECD 1996年初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中解释分为“四个W”——“知道是什么（know－what）”、“知道为什么（know－why）”、“知道怎么做（know－how）”和“知道是谁的（know－who）”。显然，知识既包括科学知识又包括技术知识。因为“科学是理论性知识体系”，“技术是实践性知识体系”即“关于怎么做的方式方法体系”[1]，并不是中国科学院将知识局限在“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范围内。中科院在提出“知识创新工程”时就说：“知识创新是通过科学研究获得新的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知识的过程”。其实，知识创新不仅仅就是“知识的生产”或“创造新的知识”，创新的本质就在于知识的首次有效利用或应用，即“将新思想（首次）转化为可销售的产品和服务活动”。

关于技术创新、科学创新、知识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在20世纪末就研究过并提出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构图”（见图1－2）[2]。

如图1－2所示，技术创新（technological innovation）是基础，向上（纵向）拓展为科技创新（STI），再横向拓展为知识创新（KI）；科技创新包含着技术创新，知识创新包含着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显然，创新活动是一个内在的整体。

图1－2 技术创新、科技创新、知识创新之间关系结构图

[1] 详见陈文化：《科学：相对静止的理论知识体系》（1998）和《技术：实践性知识体系》（1998），见：《陈文化全面科技哲学文集》，东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28页和第65－69页。

[2] 陈文化：《腾飞之路——技术创新论》，湖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