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产大亨何处安放财富

这个曾经荒无人烟、衰草茫茫的地方，如今耸立着一座巨大、嘈杂、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城市……人们生活在一个激动兴奋、喧嚣混乱的漩涡里，呈现着贫富的两个极端，多数人在可怕的穷困中挣扎，少数人在穷奢极欲中打滚。

——古斯塔夫斯·迈尔斯

1972年，郭得胜、李兆基、冯景禧“分手”的消息传出，毫不意外地引发了香港商界重重疑问和猜测。

外姓抱团打天下在香港屡见不鲜，聚散分合乃是家常便饭，但郭、冯、李三人却有些不同寻常。

1958年，郭得胜、冯景禧、李兆基与其他5人，合资创建永业企业公司，正式进入地产行业。在此之前，郭、冯、李三人均在商贸业打拼，并无任何地产从业经验。郭得胜秉承父业，经营一家“鸿昌合记”杂货行，因独家代理日本YKK拉链115赚得发家资本，是最有钱的那个；冯景禧次之，他是“新禧公司”老板，从事农产品经营；而时年29岁的李兆基已下海经商10年，做过黄金交易、五金生意和进出口贸易，他最渴望做的是可靠的地产生意。

对香港地产前景的共同预期促使当时实力尚弱的他们走到一起。在经营中，郭得胜、冯景禧、李兆基萌生了甩脱其他股东另起炉灶的想法，并最终在1963年将之变为现实。这一年，三人凑齐100万港币共同创建了一家新公司。他们从冯景禧的“新禧公司”、郭得胜的“鸿昌合记”与李兆基的名字中各取一字，命名为“新鸿基企业有限公司”，郭得胜担任董事会主席，李、冯为副主席，李兆基还兼任总经理。

数年间，郭、冯、李三人分工协作、各展其长，把新鸿基经营得红红火火，从十余人的小公司发展为拥有二十多处发展地盘、年营业额7000万港元的大型地产公司，在华资地产商中独树一帜，与李嘉诚的长江实业并驾齐驱。也因此，时人冠以“三剑侠”美誉，称赞三人的联合创业。

假如郭、冯、李三人开分，每个人都能成为独当一面的商场好手，却未必能独自开创新鸿基的崛起神话。一方面，因为地产行业资金门槛较高，另一方面，起步之初的三人尚不具备全面的商业才能，每个人均有其所长和不足，合兵一处既可增加资金实力，又可形成能力的交叉互补。

然而天下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到1972年，新鸿基成立九周年之际，郭得胜、冯景禧、李兆基分道扬镳。冯景禧辞去新鸿基一切职务，涉足证券业，专心经营几年前创办的新恒基证券，李兆基仅保留董事局副主席的职位，退出新鸿基经营管理。三人联手创业的时代宣告终结。

令人不解的是，冯景禧、李兆基为何放弃正值上升期的新鸿基另起山头？少了“三剑侠”的新鸿基能否运转如常？

从宏观层面看，三人分手受20世纪70年代初期香港经济腾飞的冲击。这一时期，香港地产业蓬勃起飞，华人纷纷进军地产业，形成一股声势浩荡的地产创业潮。几乎与此同时，香港股票市场从封闭走向开放，在地产业强劲推升下，证券市场繁荣一时。冯景禧和李兆基从这轮经济腾飞中窥见了新的机遇，而此时，他们无论在财力还是能力上，均具备了另立门户的条件。

至于郭得胜，原本就比冯、李二人资历深厚，又是新鸿基的大股东，自然不会舍近求远、再起山头。

1972年，郭得胜创建新鸿基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并成功挂牌上市，以每股5港元的价格公开发行2000万股新股，获得超额10倍认购。新鸿基地产股价一路走高，冯、李二人相继减持，李兆基累计获得约值5000万港币的现金、地盘和物业，为日后重涉地产界埋下了先机。

正当新鸿基地产股东分家之际，香港地产界爆发了一次万众瞩目的收购与反收购战争。

主角一是老牌地产公司、“中环地王”香港置地，一是土地储备丰厚的牛奶公司，第三个则是王德辉的华懋集团——这家籍籍无名的华资地产公司因卷入前两者的收购激战而名声大噪。

创始人“殖民地之父”保罗·遮打去世后，香港置地公司在另一位创始人怡和大班詹姆士·凯瑟克的推动下进入怡和洋行掌控之中。依托怡和洋行的权势与财力，香港置地逐渐发展为香港第一大地产公司。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出于对香港经济前景的观望，香港置地采取保守的发展策略，错失扩张良机。在收购地皮方面无所作为，导致土地储备不足，经济回暖之后，香港置地只能在“大本营”中区翻拆旗下旧楼。但与此同时，随着华商势力的迅猛扩张，中区的开发空间趋于饱和，香港置地不得不将目光投向其他区域。如此一来，在薄扶林116、铜锣湾等地拥有大片空置地皮、物业的牛奶公司，进入了香港置地的视野。

牛奶公司与香港置地渊源深厚。1886年，香港置地成立之前三年，苏格兰籍医生派翠克·曼森117（Patrick Manson）与5名香港商人联合创建香港第一家牛奶场，即牛奶公司。

牛奶公司注册资金3万港元，创办过程中，香港置地创始人保罗·遮打出资相助，因此获得了一个董事职位。

成立之初，牛奶公司在薄扶林开辟牧场，饲养80头苏格兰纯种奶牛，每日提取新鲜牛奶，向香港市民出售。随着规模的扩大，牛奶公司的利润与日俱增，成立三十年时净利润突破10万美元，成立六十周年时达到惊人的150万美元。118然而，大股东派翠克·曼森去世之后，牛奶公司控制权几度易手，最终被香港四大家族之一的周永泰家族控股。

周永泰家族当时已传至第三代。凭借家族在香港政界的深厚关系119，周永泰之孙周锡年弃医从政，相继在医务局、立法局、行政局担任议员，官场逡巡，历经三任港督，获得大英帝国勋章120，并被英国女皇赐为爵士，从一名耳鼻喉医生蜕变为一位受人尊敬的华人领袖。

周锡年的座驾是一辆车牌号为“3”的劳斯莱斯，他也是少数几个获准在太平山山顶居住的“高等华人”，这些“特权”彰显了他在香港的权势和地位。

作为香港当局的当红名流，自然有不少商人巴结、讨好周锡年，最常用的手段是邀请他担任董事。而周锡年也来者不拒，一人竟兼任五十余家公司的董事职位，他当然不可能真正履行义务，大多是象征性的虚职。不过，这些公司中，周锡年唯独看重牛奶公司，不断出资购股，最后竟成了它的大股东，顺理成章当上董事局主席，把这家老牌英资企业变为华资控股企业。

牛奶公司在薄扶林、铜锣湾一带拥有大片土地，而随着香港地产业的起飞，铜锣湾正在成为仅次于中区的新兴商业中心，远郊的薄扶林也开发在即，牛奶公司的地皮自然引起香港置地觊觎。

然而，香港置地虽有“金主”怡和洋行撑腰，但要收购牛奶公司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972年10月的最后一天，星期二，香港置地在报纸上刊登公告，宣布向牛奶公司展开收购。

香港置地提出“二换一”的收购计划，即用两股股票换取一股牛奶公司股票。消息公布后，置地、牛奶股价双双大涨，牛奶公司股价更是从135港元冲破200港元关口，中小股东纷纷抛售。

牛奶公司现金充裕，土地存量庞大，盈利能力也比香港置地高出许多。仅以1972年为例，牛奶公司每股盈利3.65港元，而香港置地每股仅盈利1.29港元。121牛奶公司管理层认为有实力自行开发地产，无须他人染指，因此香港置地的收购将损害牛奶公司股东的长期利益。经过密集讨论，牛奶公司董事会达成一致意见，坚决抵制收购，并呼吁中小股东谨慎以待。

为了笼络股东，牛奶公司董事会提出一项极具诱惑力的“拆股计划”：1股拆为5股，每股再赠送1股，意味着原来的1股变成新股10股。这已经够诱人了，哪知牛奶公司董事会接着又宣布，年终每股派息增加67%。这样一来，投资者将得到可观的回馈。

作为一家盈利能力出众的优质公司，丰厚的资金储备使牛奶公司赢得“现金奶牛”的昵称，因此对于上述计划，有足够的实力执行。在投资者疯狂追捧下，牛奶公司的股价炒至290港元，市盈率高达到73倍。122

香港置地与牛奶公司掀起“广告战”，站在各自的立场游说、拉拢牛奶公司的中小股东，自然免不了一番口舌之争。牛奶董事会的“拆股计划”虽然诱人，但还是有大量股东跑到香港置地换股，毕竟地产行业正是风生水起之际，有怡和洋行撑腰的香港置地似乎更值得期许。

情急之下，牛奶公司董事局主席周锡年找到华懋主席王德辉，合资组建一家“牛奶地产公司”。华懋地产注资1.24亿港元，持股约25%，牛奶公司以土地入股，持股75%，并向股东免费派送25%的股权，以换取中小股东的支持。

这招看似高明，其实却经不起推敲。王德辉的华懋集团在当时还是一家势力弱小的小公司，在香港偏远郊区开发中低档住宅，根本无力与香港置地相提并论。华懋集团在地产开发专业化程度上与香港置地相去甚远，牛奶公司与其合资，不过是无奈之下的应急之举。

至于周锡年为何不选地产业头角的李嘉诚、郭得胜做帮手，偏偏看重王德辉，一直是个不解之谜。或许在周锡年看来，李嘉诚、郭得胜这类人物难以掌控，而王德辉性情软弱，容易驾驭。倘若换做一个强势人物，周锡年岂不是“引狼入室”？

然而牛奶公司的中小股东并不看好华懋集团与牛奶公司的结合，纷纷投入香港置地阵营，向其出售股权。1972年12月15日，香港置地公司突然发布公告，宣称已累计获得90%的牛奶公司股票。至此，牛奶公司控股权易手，周锡年背水一战彻底失败，王德辉悄无声息地退出“置牛大战”。

最终，香港置地于1973年全面收购牛奶公司，如愿以偿地获得牛奶公司持有的大宗土地，而丢掉牛奶公司控制权的周锡年从此对商业事务意兴阑珊。

1973年，70岁的周锡年修订遗嘱，将几年前认识的已婚女子陈宝琦列入遗产受益人之列，引发两个儿子的强烈不满，最终上升为一场“子告父”的分家闹剧。1982年，周锡年带着巨大的遗憾辞别人世，两个儿子与陈宝琦的遗产纷争仍未解决。周锡年在九泉之下，恐怕难以瞑目，他又如何面对先去一步的发妻呢？当年他可是从岳父那里继承了一笔丰厚的遗产。123

新鸿基“三剑侠”分道扬镳后，李兆基与香港富商胡兆炽独子、著名律师胡宝星联合创办永泰建业地产有限公司，并于1972年挂牌上市。

胡宝星和李兆基分别担任正副主席，胡宝星为大股东，但他并不熟悉地产业，因此对李兆基极其倚重。永泰建业是一家小公司，李兆基看中它的上市公司地位，顺势从胡宝星手中接过管理实权，此时已埋下“反客为主”的伏笔。

第二年，李兆基以新鸿基分家所得地皮、物业为资本，独资创办私人企业恒基兆业有限公司。

李兆基沿用新鸿基的开发理念，在恒基兆业内大力推行“货如轮转”策略，大规模开发小型住宅单位，只出售不出租，通过快速生产销售实现资金的高效流转。

这一策略对土地储备要求较高，而李兆基在收购地皮上也有其独到之处。他避开竞争激烈的土地竞标，采取“地下攻略”吸纳地皮。李兆基养了一批人，采取逐一突破的方式，游说旧楼业主出售物业；此外他还长期在海外中文报刊刊登收购旧楼的广告，吸引海外华侨将香港旧楼脱手转让。这两招别出心裁，大获成功，恒基兆业以十分低廉的价格收购旧楼，成本比同行低了不少。

更重要的是，李兆基坚持不懈地拿地，让恒基兆业成为香港土地储备最多的公司，奠定了崛起的基础。这些地皮为李兆基“借壳上市”提供了支点。

20世纪70年代，每逢永泰建业发行新股，李兆基便以恒基兆业旗下物业进行换股。永泰建业股盘不太，甚至不及恒基兆业的五分之一，恒基兆业有的是地皮，李兆基以地皮换股份极为合算。这样一来，永泰建业从恒基兆业获得开发空间，恒基兆业对永泰建业持股量不断上涨并最终掌握控股权。李兆基一招“借壳上市”，借助控股永泰建业打开了资本市场的融资通道。

李兆基并不满足于此，在他看来永泰建业尚不足以充当上市旗舰，于是重新组建了一间附属公司——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简称恒基地产，以此重新架构他的商业王国。124

李兆基把恒基兆业旗下的核心资产全部注入恒基地产，将之打造为香港“小型住宅之王”。与此同时积极收购优良资产，先后收入中华煤气和香港小轮，令恒基地产的资产规模急速扩大。125

李兆基在资本市场翻云覆雨之时，“三剑侠”中的老大哥郭得胜正在工业地产领域忙得不亦乐乎。

YKK拉链独家代理权不仅为郭得胜带来滚滚现金，另一个不那么明显的好处是让他有机会接近制造业。从制衣厂老板口中，郭得胜了解到香港中小企业对扩建厂房的潜在需求，顺势将开发重点锁定为工业楼宇。新鸿基积累的庞大地产储备，上市后充裕的资金存量，使得大规模开发工业楼宇成为可能。

作为香港工业楼宇市场的“尝鲜者”，郭得胜还为这个市场引入了日后成为主流的交易模式——针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条件和实际诉求，郭得胜把香港住宅市场“分层出售、分期付款”的支付方式移植过来，深受中小企业主欢迎，由此，新鸿基在香港工业地产市场奠定根基。

从工业楼宇出发，新鸿基介入住宅市场，楼价亲民，格局工整，设计合理，又不乏创新元素，备受香港市民追捧。郭得胜又将楼市盈利投入横向扩张，开设水泥制造厂、混凝土厂、建筑设计公司、物业公司等关联单位，到80年代初，新鸿基已发展为囊括上百家公司的企业集团。

1980年，新鸿基以70.2亿港元市值跻身香港十大上市公司之列。一年后，李兆基把恒基地产挂牌上市，以35.2亿元市值位列十大地产上市公司第七位。

然而这只是开始，此后尽管资本市场风波不断，行业周期循环往复，李兆基、郭得胜总能化险为夷、出奇制胜。最终，地产业浩荡上升的大潮把他们推向超级富豪行列——两个新兴豪门诞生了。

分家之中，新鸿基“三剑侠”中的冯景禧就没有郭得胜、李兆基那样的好运了。

1982年9月6日这天，“谢利源金铺”宣布停业的消息震惊了整个香港。这家金店的主人谢志超来自澳门望族谢利源家族，历史悠久的谢利源珠宝店就是谢家产业。尽管谢利源金铺与谢利源珠宝并无业务关联，但同属谢氏一门，谢家雄厚的资本、稳健的经营、可靠的信誉以及老字号“谢利源”的品牌效应，赋予了谢利源金铺几乎同样的品质保证，也因此它在香港大受欢迎，当时的港人均以持有谢利源黄金券为荣。可以想见，它的倒闭会掀起怎样的波澜？

香港经济前景不明，出于保护资产的本能，投资者抛售物业，兑换成美元或黄金，造成香港黄金存量大减。谢利源金铺就是这股黄金挤兑潮的牺牲品，同时也是更大危机的导火索。

谢利源金铺破产后，危机转嫁给与其关系密切的恒隆银行。126那些来不及从谢利源金铺兑换黄金的投资者退而求其次，挥舞着黄金券如潮水般涌向恒隆银行，一天之内提走7000万港币。由于过度放贷，恒隆银行无力承担挤兑压力，不久即被香港政府接管，然而危机才刚刚开始127。

这次危机是对宽松金融政策的报复。银行界在地产繁荣期采取激进的扩张策略，向地产商、炒楼者敞开金库大门，甚至在缺少抵押物的情况下，现金被悄无声息地借走，导致资金储备不足，支付能力严重下降。这类情况多发于华资银行界，从而引发华资银行信任危机，针对华资银行的挤兑愈演愈烈。

冯景禧应该感到幸运，至少他创办的新鸿基银行没有破产，尽管在增资扩股中丢掉了控股权。

令人唏嘘的是，上述事件发生时，新鸿基银行才成立二十个月。新鸿基银行的前身是冯景禧在1969年创办的新鸿基财务公司。当时一同成立的，还有冯景禧家族的支柱——新鸿基证券公司，它们是冯景禧向金融业进军的左膀右臂。那一年，冯景禧从香港远东证券交易所（简称远东会）的成立中嗅到商机，在经营新鸿基地产之余创办了这两家公司。

作为香港第一家华资证券经纪公司，新鸿基证券打破了洋人在证券业的垄断格局，吸纳华人经纪参与到资本市场的游戏中来。在宽松的环境中，新鸿基证券迅速成长为最具实力的华人经纪公司，就连远东会的创始人李福兆都嫉妒不已，李福兆曾经向人抱怨，“这个市场没有养活我们，只是养活了一条淡水大鳄（新鸿基）”。为了增加香港证券市场的活力，李福兆引入竞争机制，撤销限制条件，促使国际证券公司涌入香港市场，新鸿基证券的市场地位由此削弱。

直到这时，一直充当辅助角色的新鸿基财务公司开始受到冯景禧的重视。

新鸿基财务承担着新鸿基证券的财务管理功能，到1979年时它的总资产达到18亿港元，转型为商业银行的时机逐渐成熟。当年挂牌上市，并于1982年初取得银行牌照，正式更名为新鸿基银行。

为推动新鸿基银行的国际化进程，冯景禧先后引入法国百利达银行128与美国美林证券公司，联合组建新鸿基有限公司，作为新鸿基证券与新鸿基银行的控股公司。冯景禧以40%的持股量位居大股东，百利达、美林证券各持股20%，试图在全球金融界有一番作为。

然而挤兑风波打乱了冯景禧的计划。

1983年，存款大量流失的新鸿基银行开始面临破产清盘的威胁，一年前斥资3亿港元购入的总部大楼到处弥漫着惨淡气息。最终，冯景禧为自己的激进付出了沉重代价。百利达、美林证券联手向新鸿基银行紧急注资，冯景禧的股份由此摊薄，丧失了对新鸿基银行的控制权。仅仅十五个月后，新鸿基银行便被转卖给阿拉伯银行129，更名港基银行。三个月后，冯景禧脑溢血身亡。

冯景禧在20世纪60年代举家移民加拿大，家族成员均入加拿大籍。冯景禧有二子三女，长子冯永发对金融业不感兴趣，次子冯永祥接管家族生意。虽然极其勤奋努力，冯永祥终究未能重振家业。

1996年，新鸿基证券被李明治家族收购，冯氏家族的根基产生动摇。冯永发创办媒体帝国“新时代集团”在加拿大风生水起，一度有意收购TVB，但因家族不愿重回香港而作罢。实际上，冯景禧家族的辉煌随着冯景禧去世早已终结，它在香港的影响力如今已微乎其微。

好友冯景禧的突然去世让郑裕彤忽然意识到生命的脆弱，逐渐萌生退休的念头。于是在1989年元旦过后，郑裕彤宣布退居二线，让他的大儿子郑家纯担任新世界发展总经理，自己仅保留董事局主席一职。

那一年，郑裕彤64岁，这并不是一个“应该退休”的年龄，和他同龄的何鸿遷、李兆基、李嘉诚等人还在奋力打拼。但郑裕彤这么做有他的道理，冯景禧之死是一方面原因，更主要的因素是，趁自己身体还健康，为郑家纯接班保驾护航，以便有朝一日全面放手。

通过个人的聪明才智，郑裕彤将岳父周至元创办的周大福品牌发扬光大，并以此为基础开创了新的事业。在郑裕彤看来，这片天地如此之新，只能用“新世界”三个字形容。当这个学徒工出身的草根终于站到金字塔顶端，自然而然地，他开始希望把这种俯瞰众生的优势在子孙后代中延续下去，而长子郑家纯则是接班的不二人选。1946年出生的郑家纯在加拿大接受教育，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毕业后被郑裕彤召回香港，协助其管理家族企业新世界发展集团。

然而，郑裕彤很快发现，这一步棋走得太早了。他还没有真正到可以安枕无忧的退休时刻，仅仅两年后，他不得不重新出山，这一干又是十一年。他正式退休，已经是2012年的事情了。

和许多香港商界富二代一样，郑家纯长期处于父亲的家长权威之下，1989年他第一次接班的时候已经43岁了。古人云“四十不惑”，这个年纪才接班，对郑家纯来说似乎有些晚了。也许太急于证明自己，富有进取精神的郑家纯采取激进的扩张策略，上台之后掀起一系列疯狂收购。可惜，大多数主动出击的结果与郑家纯预期相去甚远，反而让新世界集团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

郑家纯的一系列举措中，敌意收购郭氏家族旗下永安集团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949年以后，郭氏家族将生意撤到香港，创始人郭全、郭乐去世后，家族经营策略转向保守。由于发家较早，郭家在香港掌握大批物业单位，但郭氏后人不善经营，先是将物业大量出售套现，后来自主开发几处商业楼盘，诸多尝试均以失败告终。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永安百货、永安银行等家族生意全面萎缩。当时香港有评论戏称“不做更好”，即便郭氏后人什么也不做，把资金存入银行，也强过这样尝试那样尝试。130可见其经营能力之糟糕。

永安集团第二大股东新加坡华侨银行不愿意跟随永安这条大船一起沉没，于是计划将所持25%的股份全部售出。新近执掌大权的郑家纯看中了这个猎物，不仅一口吃下新加坡华侨银行的这部分股权，还斥资30余亿港元，向郭氏家族发出对永安集团的全面收购。

郭氏后人虽然商业能力平庸，但团结一致，誓言保住祖宗基业，他们一共掌握永安集团43%的股权，面对郑家纯的恶意收购，联合起来发动反收购，最终成功挫败郑家纯的收购图谋。

为收购永安集团，新世界发展背负巨债，郑家纯功败垂成更加重了新世界发展的财务负担，而这严重违背了郑裕彤的意愿。郑裕彤性格保守，视举债扩张为经商大忌。1991年郑裕彤出山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卖掉永安集团27%的股权。为削减债务，郑裕彤不得不发售巨额债券和认股凭证，甚至将多处物业出售套现，其中包括郑家最有价值的资产香港会展中心景阁豪宅。

经过一系列伤筋动骨的治理整顿，新世界发展的债务回落到合理水平，从悬崖边上逃了回来。

但也因为这件事情，郑家纯的能力备受质疑，接班时间又推迟了十一年。2012年初，87岁的郑裕彤宣布正式退休，郑家纯接任新世界发展主席及执行董事职位，这一年，他已经66岁了。

1990年春天，就在郑家纯陷入永安收购泥潭的时候，一桩绑架案震惊了整个香港。

此案惊人之处在于，绑匪竟在报纸上明目张胆地刊登广告，通牒受害者家属带钱前来“赎人”，而勒索金额更是一笔耸人听闻的天文数字——高达10亿美元。谁人身价性命，竟值如此高价？

他就是香港地产商，华懋集团主席王德辉。

这时的王德辉早已不是“置牛大战”中的那个小角色。在很长时间里，王德辉的个人财富是一个谜，恐怕就连他自己也无法说出一个确切的数字。不过，无论了解王德辉的人，还是无关紧要的闲人，均相信这样一点——如果可以计算清楚，那一定是一笔惊人的财富。但这并不是说，王德辉的财富多到了难以统计的地步，而是他的主要资产，即其一手创建的华懋集团从未上市，并且绝少向银行贷款，外界无从获悉其财务数据。

这件事本身就很不寻常，要知道房地产是一个资产密集型行业，如果一家房地产公司不上市融资，又没有获得银行信贷支持，几乎就等于“判了死刑”，最后不是被竞争者吃掉，就是自身资金链断裂而亡。但是，王德辉的华懋集团却是个例外，非但没有灭亡，而且活得健健康康、朝气蓬勃，规模上虽与新鸿基地产、恒基地产无法等量齐观，但也属香港一流地产商之列。

王德辉经商有独到之处，恰恰由于其没有上市，不向银行借贷，华懋集团才屡屡逃过历次金融危机，并趁市道低迷大肆收购地皮。令人称奇的是，这一切均依靠自有资金实现，秘密何在？

原来，王德辉把华懋打造成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多元化集团——购买地皮的资金来自贸易业务，地产开发由旗下建筑公司负责，还有相当于银行的财务公司为购楼者提供按揭，从购地、建造到装修、出售，华懋集团把控各个环节，形成一个“有进无出、稳赚不赔”的封闭体系。而作为这个体系的缔造者、管理者和超级大股东，王德辉自然也是它的最大受益者。

与惊人财富同样出名的，是王德辉的精明吝啬。

有一年中秋节，王德辉夫妇买月饼犒劳员工，夫人龚如心亲自动手，将一块月饼切成16小块，每人分发一份。这件事被某报社记者获知，写进新闻大肆报道一番，从此王德辉夫妇的小气便在香港出了名。不过，他们对自己同样不大方。王德辉夫妇平时就在办公室用餐，无非盒饭、面包，剩下的还要带回家喂狗。

王德辉是一个简朴的人，他没有像大多数香港富豪那样聘请职业保镖，一直过着恬淡自如的生活。他每天早晨都和太太龚如心在山顶豪宅旁跑步，然后一道驾车去公司上班，这个习惯多年未变，直到1983年4月的一天，王德辉与龚如心从家开车出来，在上班途中被预谋已久的匪徒绑架。后来龚如心被放回筹钱，花了整整1100万美元才赎回王德辉的性命。131

这件事在当时引起巨大轰动，但随着罪犯落马而逐渐被人淡忘，王德辉虚惊一场，依旧轻装出行，除了在鞋底安装追踪设备外，并没有提高必要的安保措施。不料，七年之后厄运再次降临。

1990年4月10日，王德辉在跑马地马会打完壁球，独自驾驶一辆白色奔驰车返回山顶豪宅，途中路遇障碍，被埋伏已久的劫匪绑架，装有定位装置的皮鞋被丢入海中，王德辉从此不知所踪。龚如心依约向绑匪指定的账户先期汇入3000万美元，后因账户取消失去联系，王德辉音讯全无。

一个月后，一名叫钟玉球的绑匪因不敌内心谴责主动自首，供出其余3名同伙，不过他们只是受命行事，“拿人钱财，替人做事”，并不知道主谋是谁。就在希望破灭之际，台湾警方破获一宗特大洗钱案，牵出20多号疑犯，其中便包括王德辉绑票案的主使人——香港退休警长钟维政。

原来钟维政退休前无意中翻阅到1983年王德辉绑架案的档案，认为此案设计精巧，如果再来一次，只需弥补几处漏洞，一定能够得手，于是便一手谋划了这起案件。

钟维政命人把王德辉藏在渔船上，开往公海水域，由于香港警方无权拦截公海船只，就这样躲过了追查。

1991年8月，香港高等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有疑犯供认，载有王德辉的渔船驶离香港水域后遭遇内地警方快艇，为避免露馅，将王德辉抛入海中。不过，这种说法毕竟只是一面之词，从法律上讲，没有找到尸体，便无法确定王德辉的生死，因此只按照失踪处理。

龚如心相信丈夫仍健在人世，公然悬赏1000万美元寻找王德辉的下落，但一直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有传言称，龚如心曾向绑匪钟玉球开价2000万，只要他找到王德辉的下落，就可以独得这笔钱。面对重金诱惑，当初为了区区2万港币铤而走险的钟玉球，也只能无奈地摇头。

1990年王德辉失踪后，他的妻子龚如心与他的父亲王廷歆开始了漫长的遗产争夺战。最终，龚如心赢了官司，却丢了性命——她身染重病无暇医治，拖了三年，直到打赢官司才去治疗，但为时已晚。

2007年4月4日，因卵巢癌病发，龚如心在病榻上结束了70岁的生命，空留富可敌国的华懋集团无人继承。“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聚财富，不知将来有谁收取？”《圣经》中的这句箴言成为王德辉、龚如心夫妇的最佳写照。

根据《福布斯》杂志的数据，龚如心去世时，个人资产估值328亿港元，在全球富豪榜上排名第204位。龚如心的资产主要是华懋集团，而华懋集团只是一间私人公司，没有义务公布财务，因此很难确切统计资产规模，有人推测龚如心实际身价约1000亿港元，是《福布斯》数据的三倍。

不过资产数额并不重要，关键的问题在于，这笔巨额资产究竟将由谁继承？

龚如心一生没有生育，她在2002年曾立下遗嘱，死后所有财产划归她和王德辉共同成立的华懋慈善基金会。但是，龚如心下葬的第二天，一份立于2006年的遗嘱浮出水面。一个名叫陈振聪的风水师自称是这份遗嘱的唯一受益人，他出具的资料显示出他与龚如心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而他毫不避讳地声称是龚如心的“地下情人”，他们的关系开始于王德辉失踪后第二年。

香港富人阶层对风水这种古老而神秘的事物保持着谨慎的敬畏，大多数时候，他们比普通人更愿意相信它，并且愿意为那些玄妙的建议支付昂贵的费用。因而，风水师成为一个有前途的职业，富人阶层广阔的需求为他们提供了生存空间。由于职业的关系，他们实际上充当了答疑解惑的“先知”角色，在指点迷津之余往往掌握了富人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陈振聪就是他们中的一员。1990年王德辉绑票案发生后，救夫心切的龚如心开始寻求各种可能的帮助，1992年经人介绍认识了陈振聪，此后龚如心厄运连连，还曾找过多个风水师，但与陈振聪的关系最久也最为暧昧，累计支付给他数亿港元。至于那份遗嘱，最终被证实系陈振聪伪造。

2010年2月2日，香港高等法院宣布了上述结果，持续三年的龚如心遗产案以陈振聪败诉告终。最终，华懋慈善基金会获得了龚如心的全部资产，龚如心的胞弟龚仁心代替她掌管华懋集团至今。

经过两次争产事件，华懋集团由王德辉家族转归龚如心家族，然后变为一家归基金会控制的非上市公司，不再属于任何家族。对于一个后继无人的家族企业，这也算是一个差强人意的结局。

相比华懋集团后继无人而引外人觊觎，新鸿基地产却在郭氏家族引起持久内讧。

就在王德辉失踪的那一年，郭得胜去世，新鸿基地产大权传入他的三个儿子郭炳湘、郭炳江、郭炳联手中。

郭得胜生前设置了一套相得益彰的“三分式”管理机制，用以安抚、稳固三个各怀志向的儿子。这一制度的特点在于，郭炳湘、郭炳江、郭炳联三兄弟地位平等，在新鸿基公司各自拥有一套人马开拓业务，决策上采取投票表决，形成彼此制约、相互补充、相互竞争的态势。

这一创造性的接班方式在客观上避免了兄弟分家而治。为了保证它长久有效，郭得胜专门组建了一支“酌情信托基金”，将他所持42%的新鸿基股权全部注入其中，基金不能解散也无法出让股权，三兄弟分别持股三分之一，但郭得胜的妻子邝肖卿才是实际受益人，有权对基金进行“酌情”处理。这实际上赋予了邝肖卿最高裁决权，让她成为新鸿基的“幕后控制者”。

在以上制度的约束下，郭炳湘、郭炳江、郭炳联三兄弟抱成一个整体，领导新鸿基超越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实业，迅速发展为香港第一大地产公司。他们参与了许多重要建筑，包括香港十大摩天大厦当中的五座，并且一举包揽了香港前三大高楼，成为城市天际线的重要建设者。因此郭氏家族被形象地称为“天际线家族”，郭氏三兄弟也被视为家族企业第二代接班的典范。

很长一段时间中，郭氏三兄弟的确如其父所愿，和睦相处，联手经营，共同代表新鸿基在公开场合亮相，甚至以兄弟的名义一道被列入富豪榜，财富、名声、地位、权力不分伯仲之间，俨然一个整体。香港商界并不缺乏兄弟接班的正面案例，但像郭氏兄弟这般紧密无间却极为少见。

然而家族事不足为外人道，新鸿基表面的和平稳定之下，难掩郭氏三兄弟权力之争的激流暗湍。

2008年元旦，郭炳江、郭炳联兄弟请来一个自称斯坦福大学医学教授的人，为大哥郭炳湘看病。

郭炳湘的病在香港商界是一个公开的秘密。1997年，郭炳湘遭遇人称“大富豪”的悍匪张子强绑架。张子强此前曾劫持李嘉诚长子李泽钜，要价10亿港元。李嘉诚利用汇丰银行董事特权，在24小时内筹集到全部赎金救出儿子。郭炳湘时为香港第二富豪，张子强向郭家索价6亿港元。然而郭家人多口杂，并且不像李嘉诚那样能够即刻拿出这笔巨资，与张子强讨价还价，致使郭炳湘被囚七天，受尽折磨。郭炳湘归来后性情大变，患上了精神抑郁症，变得郁郁寡欢、刚愎多疑，不再信任身边任何人，包括两个同胞兄弟，唯独对一个名叫唐锦馨的女子信任有加，简直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甚至为她不惜顶撞母亲，与两个兄弟翻脸。

唐锦馨不是寻常女子，她出生于商业世家，父亲唐全是香港“机器大王”，她具有经商的天赋，不论经营工厂，还是投资地产，都做得有声有色。关于她与郭炳湘的关系有两种说法。一种流传广泛的说法称，两人自幼相识，是青梅竹马的情侣，后因为郭母干涉无疾而终；另一种说法是，唐锦馨先与郭炳湘夫人相识，被她介绍给郭炳湘，起初只是生意伙伴，随着交往的深入，关系迅速升温。

不管哪种说法属实，可以确信的是，唐锦馨的出现成为新鸿基郭氏家族最大的“不安定因素”，给郭炳湘的婚姻、事业带来巨大冲击，也动摇了三兄弟的信任基础。

在唐锦馨的影响下，郭炳湘的经营观念转向激进，与两个兄弟背道而驰。2005年前后，郭炳湘安排唐锦馨进入新鸿基工作，这件事成为新鸿基由治到乱的分水岭。唐锦馨进入新鸿基后，郭炳湘经常抛开郭炳江、郭炳联独自决策，由于“三分式”管理模式的制约，他无法放开手脚。最终，郭炳江、郭炳联否决了几个地产项目后，郭炳湘被彻底激怒，注册成立了一家“新鸿基地产国际有限公司”，公然与家族企业争抢生意。郭炳江、郭炳联不得不出手了。

以上就是郭炳湘看病的背景。郭炳江、郭炳联请来的那个医学专家诊断的结果是，郭炳湘患上了“狂躁抑郁症”。紧随其后，郭炳江、郭炳联召集董事局会议，以郭炳湘患病不适合继续领导新恒基为由，发起投票意欲终止他的行政总裁及董事局主席职务。然而，郭炳湘拒不交出职务，理由是这种疾病三个月时间足以治愈，这让他从新鸿基董事会赢得了三个月的治病时间。

郭炳湘向三位顶尖专家问诊，得出的结果惊人一致——他没有任何精神疾病。随着三个月期限迫近，他开始踌躇满志地计划重掌大权，但事情又发生了新的变化——郭炳江、郭炳联以代理主席身份启动罢免程序，准备撤掉郭炳湘的管理职务。这时候，郭炳湘才洞悉两个弟弟的用心。

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郭炳湘不惜撕破脸皮，将三兄弟失和的“家丑”公之于众。

2008年5月15日，郭炳湘向法院提交“入禀状”，指控郭炳江、郭炳联不守信用，非法剥夺他的权益。这不仅无助于缓和形势，反而迎来更猛烈的回击——新鸿基董事会宣布免去郭炳湘的管理职务，董事局由郭母邝肖卿接任，两个弟弟共同担任行政总裁，郭炳湘被逐出核心管理层。

邝肖卿已经83岁了，她最不愿看到这番局面。她不是没给过郭炳湘机会，只要郭炳湘答应与唐锦馨断绝往来，修好兄弟关系，停止以“新鸿基”名义开设私人公司，就可恢复失去的权益。然而，郭炳湘的一意孤行耗尽了她的耐心，不得已挥起了杀手锏——酌情信托基金。作为酌情信托基金实际权益人，邝肖卿在2010年重组基金，借机把郭炳湘逐出基金受益人行列。132

被逼入绝境的郭炳湘从未放弃抗争。郭炳湘暗中谋划，长期对郭炳江、郭炳联进行秘密调查，掌握了大量对他们不利的证据，最终在2012年发动了“绝地反击”。

2012年7月，香港廉政公署正式起诉郭炳江、郭炳联、许仕仁等人。在此之前，郭炳江29岁的儿子郭基辉、郭炳联31岁的儿子郭颢澧被委任为新鸿基董事，在第二代接班人内讧的背景下，郭氏家族第三代人被匆匆推向前台，郭炳湘和他的子女们依旧被排除在接班人之外。

郭得胜生前最后一个手笔是新鸿基总部所在地——新鸿基中心，他曾命人将“鸿基永固”四个大字刻到大厦外墙上，借此表明永固家业的美好愿望。大楼盖到四十八层的时候郭得胜一病不起，郭炳湘三兄弟半路接手，又往上加建五层。大厦封顶不久，郭得胜便撒手人寰，没有亲眼见到他这栋遗世之作。二十余年后，郭得胜留在新鸿基大厦外墙上的“鸿基永固”依旧醒目，只是，他恐怕不会料到，三个儿子将新鸿基公司联手做大之后，又把它推向未知的险途。

郭氏三兄弟的纷争令香港商界震惊不已，同时也凸显了基金会对家族企业传承的重要作用。

霍英东、郭得胜、邵逸夫等许多富豪选择通过基金会控制他们的商业王国，这首先是因为，基金会这类机构具有长期存在性，比个体更有生命力。借此作为疏通关系的平台也更具正当性。除此之外，通过基金会分割财产也不失为富人逃避重税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133

大众对基金会的本质始终迷惑不解。美国作家费迪南德·伦德伯格在《富豪与超级富豪》一书中提出的一连串发人深省的问题解开了这一困惑，他这样写道：创立了很多基金会并“施舍出去”几十亿美元的结果，洛克菲勒家族和其他基金会的主持人是更富有了还是更穷了？是更受人尊敬了还是更不受人尊敬了？地位更加巩固了还是更不巩固了？是更强大了还是更削弱了？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香港富豪阶层，除郭得胜家族外，李嘉诚家族是另一个典型案例。

李嘉诚与郭得胜同时迈入地产界。在1958年，30岁的李嘉诚在香港北角成功开发长江工业大厦，作为长江实业总部所在地，由此完成了“塑胶花大王”向地产商的转变。李嘉诚把制造业赚来的利润源源不断地投入地产开发当中，1973年香港股灾，地产贬值，李嘉诚大肆“抄底”，赚足了本钱，占尽了便宜。但真正让他一跃而起的，却是收购百年洋行“和记黄埔”。由于得到汇丰银行的支持，1979年在未经公开、缺乏竞争者的情况下，和记黄埔径直落入长江实业囊中。这件事也让李嘉诚第一次意识到，香港经商处于第一位的是什么。

收购和记黄埔第二年，也就是1980年，李嘉诚便创建了以他名字命名的李嘉诚基金会。

李嘉诚基金会是李嘉诚发家后创建的第一支基金会134，也是最重要的一支基金会，寄托了这个潮汕移民复杂的情感需要和现实诉求。与郭得胜建立的家族信托基金不同，这个基金会以资助教育、医疗、文化等公益事业为宗旨，倾注了他半生的心血，甚至将其视为“第三个儿子”。李嘉诚在分家计划中，除了分给李泽钜、李泽楷资产，还为基金会留下了大宗资产。

李嘉诚设计了一套复杂的信托体系进行财产分割。处于核心位置的是一个名为Li Ka-Shing Unity Holdings Limited的家族信托基金，李嘉诚通过它持有旗下全部22家上市公司。

李嘉诚、李泽钜、李泽楷各持有这个信托基金三分之一权益。2012年，李嘉诚迈出分家的重要一步，把李泽楷持有的该信托基金三分之一权益分给李泽钜，另外拿出数百亿港元现金补偿李泽楷，而李嘉诚自身所持的三分之一权益划入李嘉诚基金会名下，李泽钜、李泽楷共同打理基金会。

外界一直对李嘉诚如何分配巨额家产充满好奇和猜测。2012年，在香港豪门争产此起彼伏的背景下，李嘉诚终于公布了分家计划。在外界看来，李嘉诚的安排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李嘉诚有两个性格鲜明的儿子，长子李泽钜低调稳健，与李嘉诚相似，次子李泽楷张扬独立，从小就不受管教。2011年，李泽楷发表与梁洛施的分手声名后，有媒体询问李嘉诚看法，李嘉诚不冷不淡地回应道：“他从7岁就不听我的了，何况他现在47岁了。”李泽楷与李嘉诚关系淡漠，一心想摆脱父亲权威，另立门户，1993年27岁的李泽楷从星空卫视赚取“第一桶金”后退出家族企业，如愿以偿地创办了自己的事业。李泽楷很早就从家族大宅搬出，过上无拘无束的单身生活，沾花惹草、声色犬马与经商一样在行。

李嘉诚对李泽楷放任自流，只在他陷入困境时出手相助，但不可否认，李嘉诚的人脉关系在幕后发挥了重要作用。1998年，李泽楷仅凭一纸构想就击败其他8名竞争者，从政府手中获得“数码港”项目开发权，与其说是高科技概念让李泽楷胜出，倒不如说李嘉诚在政界的关系帮了大忙。

关系这种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却是商业经营必不可少的元素，在香港这样竞争激烈的地方更加至关重要。

然而，金钱可以赠与，企业可以接班，关系却很难传承。许多豪门的衰落实际上是由于关系中断，丧失了话语权。因此，家族接班的关键在于避免关系的削弱。

李泽钜的履历表明他很早就被当作接班人培养，并且，李嘉诚有意识地把人脉资源介绍给他。李泽钜21岁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后进入长江实业，25岁参与对加拿大赫斯基石油公司的收购并发挥关键作用，29岁被任命为长江实业副总经理……除此之外，李泽钜28岁接替李嘉诚在汇丰银行的董事职位，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策略发展会委员等职务。

按照分家时的股价，李泽钜个人身价高达4000多亿港元，一夜之间取代李嘉诚成为香港首富。

李泽钜这个首富来得未免太过容易了，不像李泽楷资产虽少，却是真刀真枪打下的江山。不过，兄弟两人是不同类型的商人，李泽钜属于守业者，李泽楷是创业型，所谓创业难守业更难，现在断言他们日后的成就还为时过早。况且，84岁的李嘉诚也没有打算彻底放手，正如郑裕彤当年做的那样，他至少要为李泽钜保驾护航一段时间。

不论如何，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李嘉诚的时代终将过去。

不必留恋过去，每一代人都有各自的历史使命，李嘉诚这代创业者打败英资财团，完成华商崛起的历程。他们开创下的局面，游戏规则将被重新改写。与下一代并肩而来的，是一个未知但令人期待的未来……

附表：李嘉诚家族信托持有上市公司（2012年，摘自《香港信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