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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堂公元年私立仲华女子学校开办时乔景俨

时间:2022-08-16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  乔致庸,字仲登,祁县乔家第三代人。少年时期因兄长病故,乔致庸弃学从商,开始掌管乔氏家族生意。乔致庸是“在中堂”的奠基人。乔致庸本人也被称为“亮财主”。  乔致庸对他的六子宠爱至极,因而在他的幼子去世后,恸哭不起,染病卧床。自从一观乔致庸之儒雅,便情有独钟,芳心暗许。乔家上下无奈,朝廷下令圈禁乔致庸并要求一笔数量巨大的银两。

  乔致庸(公元1818-1907年),字仲登,祁县乔家第三代人。他出身商贾世家,自幼父母双亡,由兄长抚育。本欲走入仕途,刚考中秀才,兄长故去,只得弃文从商。当国家到了国将不国的境地,大批银子流向海外时,他一改往日不治家宅的习惯,于同治初年耗费重金扩建祖宅,修建了著名的乔家大院,被专家学者誉为“清代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

  1.乔致庸的生平家世

  嘉庆二十三年,乔致庸出生于山西祁县的一个商贾世家,幼年父母双亡,由兄长抚育长大。少年时期因兄长病故,乔致庸弃学从商,开始掌管乔氏家族生意。在他执掌家务时期,乔氏家族事业日益兴盛,成为山西富甲一方的商户。

  复盛公是一个著名的商业字号,它的财东就是乔致庸。乔致庸是“在中堂”的奠基人。在他手中,在中堂的事业突飞猛进,先有“复字号”称雄于包头地面(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后有大德恒、大德通两票号活跃于全国各大、中城市、水陆码头。至清末,乔氏家族已经在中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200多处,资产达到数千万两白银。乔致庸本人也被称为“亮财主”。

  乔致庸不但擅长经商,而且注重教育,他经常督促儿孙学习,并在家中设立私塾。他本人亦十分好学,手不释卷,“俨然一老书生”。在他的影响下,其子孙多次捐款兴学,出资刊行本地名人著述,一时传为美谈。

  乔致庸生有六子,十一个孙子。在他执掌家务时,可称得上人丁兴旺,四世同堂。他为了光大门庭,又大兴土木,于同治初年开始,先在老院西侧隔小巷购买了不少房基地皮,又修了一座里五外三的楼院。而且两楼对峙,主楼为悬山顶露明柱结构,通天棂门,有阳台走廊。登上阳台,可观全院。阳台前沿,设有扶栏,扶栏上刻有砖雕,砖雕工艺精湛,栩栩如生。明楼竣工后,又在两楼院隔街相望处,陆续兴建了两个横五竖五的四合斗院。四座院落正好位于街巷交叉的四角,为后来连成一体奠定了基础。在他手里建筑的房屋占到现在整个房院的2/3

  乔致庸还喜欢并广交朋友,热情好客,因此,乔家宅内总是高朋满座,门前车水马龙,可谓显赫一时,极为风光。

  乔致庸晚年认为六个儿子没有一个是他的理想继承人,只有长孙乔映霞心地忠诚厚道,聪明伶俐,故对乔映霞寄予厚望,教诲亦多。常对其说:“唯无私才可讼大公,唯大公才可成大器”,“气忌躁,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胆欲大,心欲小,知欲圆,行欲方”,“为人做事怪人休深,望人休过,待人要丰,自奉要约。”这些教诲,对乔映霞的立身行事有很大的影响。

  乔致庸对他的六子宠爱至极,因而在他的幼子去世后,恸哭不起,染病卧床。

  1907年,乔致庸去世,在家停丧18个月,耗费无数。从乔家到坟地,路上搭了几十个过街彩棚,丧礼乐队十几班,马车近百辆,送丧仪仗队伍长达数里,领头的已到坟地,扫尾的还在祭桌旁原地未动。这场规模浩大的大出殡成为祁县人津津乐道、啧啧惊叹的话题。

  乔致庸去世后,继乔岱之后当家的是乔致庸的第三个儿子乔景俨,他生性善良,屡行善事。祁县中学堂及太原私立光华女子学校开办时,乔景俨也捐了不少款加以协助。他还略懂医术,经常有人上门来治病,他都免费诊治,并施舍药品,因而,颇受乡人敬重。但他不擅经营,对复字号的发展没做出多大贡献。

  乔景俨过世后,乔家由乔岱之子乔映霞当家。映霞字锦堂,小名成义,因而人称“成义财主”,在同辈11个兄弟中排行老大,精明能干,追求进步。他治家严谨,兄弟成家后均令各立门户,独立谋生。并给昆仲11人各立斋名,互相勉励,如“不泥古斋”、“不拘今斋”、“昨非今是斋”、“不得不勉斋”、“自强不息斋”、“一日三省斋”、“退思补斋”等等。并立家规,对乔家所属字号、票号加以整顿充实,使乔家的生意达到了巅峰。

  2.乔致庸的曲折婚姻

  1853年,包头各商家听信“达盛昌”的挑拨,集体到乔家“复字号”闹着要清账。照规矩,复字号三月内拿不出20万两银子清账,就要破产还债。“复字号”东家乔致广得到包头复字号大掌柜顾天顺的信后,留下一番遗言,撒手西去。在太原府应乡试的弟弟乔致庸急忙赶回祁县,大哥的遗言是让他接管家事。待到乔家转危为安时,乔致广的灵柩才能埋进乔家的坟地。

  乔致庸用缓兵之计稳住了局面。而乔家大德兴总号的曹掌柜和大嫂曹氏这时却在做另一件事:在祁县、太谷、平遥三县众商家里为乔致庸物色媳妇。他们看中了太谷陆家的小姐陆玉菡。一无所知的乔致庸这天和曹掌柜一起去了陆家,刚进门就和陆玉菡相遇。陆玉菡对乔致庸一见倾心却不好作声。父亲陆大可听说他们是来借银子的,急忙穿出一件带补丁的衣服应付。陆玉菡含泪劝父亲将银子借给乔家,陆大可却说:“银子我不借,可你要是愿意嫁过去,我就答应。”陆玉菡思索一番,点了点头。乔致庸听闻大嫂要将陆玉菡许配于自己,怒道:“你们不要逼我,这事我绝对不答应!”想着青梅竹马的表妹雪瑛,他痛苦地流下了泪水。然而,为了振兴乔家,他最终接受了这种安排。

  陆玉菡,这一堪称山西巨商陆大可的千金独女,掌上明珠,可谓是家趁人值,才貌俱佳,更兼聪颖过人,独具慧眼。自从一观乔致庸之儒雅,便情有独钟,芳心暗许。却在不知是计的蒙蔽之中,一厢情愿的嫁给了乔致庸。待到洞房之夜,久等不见夫君来掀红盖头,才知是被乔家设计赚娶,实质是为了借陆家财力,救乔家生意之狂澜于即倒。这且不说,乔致庸的心中早已有了青梅竹马情深意笃的表妹江雪瑛。

  陆玉菡实际上成了这桩婚姻的无辜牺牲品。聪慧的陆玉菡,为了夫君,为了乔家,忍辱负重,死心塌地的帮助乔致庸度难关,不惜要挟以“山西第一抠”闻名的父亲,逼父亲一而再,再而三地出钱救难。她的聪明才智,经商本领,也赢得了乔致庸的真心敬佩。终于回心转意,和妻子相知相爱。

  乔致庸自从娶了陆玉菡为妻后,他的表妹江雪瑛就嫁入何家并掌管何家,她对绝情绝意的乔致庸恨之入骨。一次,江雪瑛的丫环翠儿无意间看到了乔致庸偷偷埋葬太平军将领的事情,江雪瑛得知后一纸诉状将乔致庸害入天牢。乔家上下无奈,朝廷下令圈禁乔致庸并要求一笔数量巨大的银两。此后的乔致庸心灰意冷,在家一躺就是十年。

  十年后太平军覆灭,朝廷对乔致庸的圈禁令解除,但由于时局动荡,乔致庸依然无法出山从商,只能继续韬光养晦。在一次灾民潮中,乔致庸毅然决定,倾家荡产为十万饥民开设粥场,当官员胡叔纯赶到的时候,乔致庸却藏了起来。

  又一个十年后,朝廷出兵北伐,左季高代表朝廷希望能向乔致庸借银助军,久居家中的乔致庸欣然同意。战争结束,因孙茂才的陷害,朝廷竟然要赖掉这笔银两。乔致庸气不过,上京讨要,再次被捕入狱。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京城,慈禧太后仓皇出逃。乔致庸不顾众人反对,给朝廷捐银逃难。慈禧太后解除了各地商号禁止汇兑官银的禁令,乔家生意从此蒸蒸日上。几十年过去了,陆玉菡去世,乔致庸和江雪瑛已经是垂暮的老人,两人再次相见,一生的恩怨情仇,最终瓦解冰释。

  3.乔致庸不拘一格用人才

  乔家的商业得以超常规发展,是因为乔致庸能够不拘一格用人才。

  在乔致庸破格重用的人才中,最具有戏剧性的要数马公甫了。他本来是包头一家小杂货铺的记账先生,他感到即使待在小杂货铺里做一辈子的记账先生,也不会有什么前途。于是就想办法结识了复盛公的大掌柜,跳槽来到了复盛公,在复盛公字号里做了最一般的伙计。由于他本言辞伶俐、见解深刻,常能一语中的,而且又有独创性的观点,因此颇得大掌柜的赏识。

  一次,大掌柜因为自己有事一时脱不开身,便派他到祁县乔家汇报经营情况。结果,这次汇报给了他一次脱颖而出的好机会。见到乔致庸以后,马公甫条分缕析、侃侃而谈,不仅把包头的经营状况、市场分析汇报得有条有理、无懈可击。而且还在汇报中谈了许多他本人对于未来市场行情的剖析和预测,显出了他对于商业的诸多独到见解和真知灼见。

  雄才大略的乔致庸自然也远非等闲之辈,在与马公甫的交流沟通中,他感到马公甫是个不一般的人才。当即便破例为他加到八厘生意。不久,复盛公的大掌柜告老还乡,乔致庸便让马公甫继任复盛公的大掌柜。马公甫对乔东家的慧眼识珠至为感激,自然也是竭力尽忠。他执掌复盛公之后不久,便把复盛公经营得大有起色,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复字号的生意,使得复字号的效益更上一层楼。

  乔致庸的这次破格用人,不但为自己选到了一个将才,而且给包头商界留下了一句谚语:“马公甫一步登天!”

  乔致庸破格用的另一个人才是阎维藩。阎维藩原为平遥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经理,阎与年轻武官恩寿交往密切,当恩寿为升迁需银两时,阎自行做主曾为恩寿垫支银10万两。为此阎维藩被人告发,并受到总号斥责。后恩寿擢升汉口将军,不几年恩寿已归还了所借蔚长厚之银,并为票号开拓了业务。但阎维藩因曾经受到排挤和总号斥责丧失了对蔚长厚的感情,决计离开蔚长厚返乡另谋他就。

  乔致庸知道阎维藩是个商界难得人才,得知阎维藩要返乡,便命其子乔景仪在途中迎接阎维藩。乔景仪等人在一连等了几天,才等到阎维藩。阎维藩见乔景仪迎接他的盛况,吃了一惊。当乔景仪将其父乔致庸请他相见之意转达后,阎感动不已。乔景仪遵从父命又请阎维藩乘轿,自己骑马驱驰左右,并说明此乃家父特地嘱咐。阎维藩感到乔家如此敬他,十分难得,自己也应自谦,不能让年长的乔公子骑马。二人你谦我让,最后阎维藩只好把衣帽放在轿内,算是代他坐轿,本人则与少东家乔景仪并马而行。

  接到下人报信的乔致庸早已在家门口等候多时,他把阎维藩迎入屋内,嘘寒问暖,好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又摆下丰盛的宴席款待阎维藩,极尽东家之谊。乔致庸暗中察看阎维藩,见他谈起票号业务,真知灼见,如数家珍。两人越谈越投机,乔家当场聘阎维藩出任乔家大德恒票号大掌柜。阎维藩也决心报答乔家知遇之恩,愿为乔家商业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从此,阎维藩主持大德恒票号长达26年。由于阎维藩身怀雄才大略,善于经营,使大德恒票号业务繁荣昌盛,每逢账期,每股分红能达到一万两左右。在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庚子事件、辛亥革命中,由于社会动荡,有不少商号、票号遭受影响而倒闭,而大德恒票号由于阎维藩主持有方,每逢变故均能及时采取措施化险为夷。所以说,阎维藩为乔家立下了卓越功勋,而乔家也确是慧眼识人才。

  4.乔致庸的成功经营理念

  乔致庸是乔家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以儒道之尊,“修身、正己、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心,诚信为本,执着追求,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理想,为乔家的繁荣立下了大功。

  乔致庸人如其名。他待人随和,处世一般。由于他关于计谋,在他执掌农业时,资产越来越多,是“在中堂”殷实家财真正的奠基人。乔致庸以儒家思想指导商业经营,“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

  乔致庸是一个儒生,一介儒生之所以能把在中堂的生意发展广大,除天赋以外,乔致庸还在经营时把儒家的宽厚和仁义精神带进了“尔虞我诈”的商业,使仁与利融会贯通。虽为商人,他不离史书,哪里有灾难,他就在哪里挺身而出赈灾,他的内心是“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主义。这种精神在他的血脉里流淌,并延续到子孙后代的心里。其孙子乔映霞每到过年,都要用车拉着米面,给那些贫穷的家庭资助,帮助他们渡过年关。

  儒家主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乔致庸远离高堂,仍然心存百姓,这是对儒家精神活学活用的表现。

  “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乔致庸以儒术指导商业经营,他执掌家业时,“在中堂”事业突飞猛进,家资千万。他成为“在中堂”殷实家财真正的奠基人,财势跻身全省富户前列。

  资本愈见雄厚,但他并不沾沾自喜,反而急流勇退,将商务全权委任长子及长孙,休闲家居,闭门课子。他经常告诫儿孙,经商处世要以“信”为重,其次是“义”,不哄人不骗人,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放在首位。乔致庸还把亲拟的对联让人刻就,挂在内宅门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农惜食非惜财,缘惜福”,以此告诫子孙要注重节俭,不可贪图安逸。而“在中堂”后来败落的直接原因是战争爆发。1938年,大片国土沦陷,“在中堂”自然在所难免。

  乔致庸治家有方,以《朱子治家格言》为准则,把它当作儿孙启蒙的必读课,同时写在屏门上,作为每日的行动规范。儿孙如若有过,则令跪地背诵,到有针对性处,令读多次。如犯抛米撒面之错,便把“一粥一饭,当思得来不易;半丝半缕,恒今物力维艰”反复诵读,直到认错为止。然后再作一番训教,最后犯者谢赦,慢慢退出。

  乔致庸为人豪爽,颇有善心,经常周济村里的贫苦乡邻。清光绪三年(1877年),山西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旱,野无青草,赤地千里,饿殍遍野,不忍目睹。当地民谣有云:“光绪三年,死人一半。”当时,乔致庸捐输36万两白银,在当地富商中名列前茅,同时他还大开粮仓,赈济灾民。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亲笔题写“福重琅环”的巨幅匾额相赠,以示褒扬。这一善举,载入光绪版《祁县志》予以记述表彰。在他的影响下,其子其孙也多次捐款办校兴学,并出资刊行本地名人著述,在当地口碑很好。

  乔致庸的墓在乔家堡村子里,墓表是立在墓前的,墓志铭是埋在墓里的。墓表上的文字是乔致庸的孙女婿、民国时的文化名人常赞春写的。他记述乔致庸幼年的家庭状况,以及他本来想通过科举考试光耀门庭,却被迫接手家业,并以儒学为经商指导大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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