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典故可以增加说服的分量

典故大都是前人留给后辈的思想文化遗产。经典的文化内蕴博大精深，涉及方方面面的领域。

人们崇尚经典，那是因为经典的语言，常被后人视做明辨是非的指导；经典的人物，常被后人当做效仿的楷模；经典的故事，能给后人留下一部部助益无限的读本。人们崇尚经典之余，还喜欢运用经典。有了经典这种“武器”，无论是行为还是语言便都有了充实的依据。

有许多人在和别人说理时，为使自己的“理”能服人，便以引用经典的方法来补充自己的观点、立场的正确性，增加对手辩驳的难度。辩论也不外乎如此。我们将这种方法俗称为“引经据典，以理穿幽”。

所谓引经据典，就是在谈话中根据情况巧妙地引用典故警句、成语、歇后语、故事等形式，以达到叙事论理引人入胜、生动形象的说服效果。

任何一个说服者都希望自己的说词能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感染力和说服力来自发散型逻辑思维和妙语连珠的有机组合。引经据典正是以此来增加这种有机结合的分量。这种分量，在言简意赅地明晰自己的观点的同时，也能更坚定自己达到说服目的的信心。

一个温地人去东周都城，周人不准他进去，问他：“你是外人吧？”温地人回答道：“我是这儿的主人。”可是问他所住的街巷，他却说不上来。东周官吏就把他囚禁起来了。

东周国君派人问他：“你是外地人，却自称是周人，这是什么道理？”他回答说：“我小时候就读《诗经》，《诗经》里说：‘普天之下，没有哪里不是天子的土地；四海之内，没有哪个不是天子的臣民。’现在周天子统治天下，我就是天子的臣民，怎么是周都的外来人呢？所以我说是这儿的主人。”东周君听了，就命令官吏释放了他。

典故、名言、名句都是传统文化的精粹，蕴藏着丰富的思想内涵，有着以一当十的威力，说辩者引经据典如能恰到好处，自然能加重说服言辞的分量，赢得说理的优势。

1938年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实行改组后，建立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陈诚为部长，周恩来为副部长，郭沫若为第三厅厅长。李宗仁将军指挥的台儿庄战役取得胜利后，三厅为进一步激发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立即编了一本《抗战将军李宗仁》的小册子。

可是，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原因，陈诚竟命令不准散发，并借题发挥，专门发了个训令，声称：“近查三厅所印各种宣传文件中，每有‘人民’、‘祖国’、‘岗位’等字样，此等文字殊不妥帖。‘人民’应一律改用‘国民’，‘祖国’改用‘国家’，‘岗位’改用‘职分’。以后凡有对外文件，须经呈部核准之后再行印发。”

郭沫若为使这本宣传抗战、鼓舞士气的小册子顺利同广大读者见面，便向陈诚等提出质问：“查中山先生生前文章已屡见‘人民’与‘祖国’等字样，是否亦应一律改用‘国民’与‘国家’？”时时标榜自己为中山先生“信徒”的陈诚等人被责问得哑口无言，那个“训令”中的无端指责也就不攻自破了。

历史就是一面镜子，用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作为论据，极富说服力。常言道，事实胜于雄辩，而那些经典历史篇章是经过时间考验与广泛评说的前人的实践，是具有压倒性征服力的。

汉文帝时，魏尚做云中太守。当时，匈奴人时常侵扰边塞，使北方诸郡不得安宁。魏尚任云中太守以后，开始整顿军队，积极抵抗，一时声威大震。匈奴人闻知魏尚智勇兼备，轻易不敢进犯云中。一次，匈奴的一支军队进入云中境内，魏尚便率军迎击，打退了匈奴的入侵。由于疏忽，魏尚在向朝廷报功时，多报了6个首级。汉文帝便认为魏尚冒功，撤销了他的职务，并让官吏依法治罪。大臣们都感到魏尚获罪有些冤枉，但是却无法解救他。

一天，文帝看见了做郎署长的冯唐，问他：“你是什么地方人？”冯唐回答说：“我是赵人。”文帝一听，便来了兴致，说：“以前我听说赵国的将领李齐十分了得，巨鹿大战时，威震敌胆。现在，每当我吃饭的时候都想起他。”冯唐回答说：“李齐远不如廉颇、李牧。”原来，赵国在战国时有很多良将，廉颇、李牧是当时十分著名的将军。文帝听后，叹道：“可惜，我没有得到廉颇、李牧那样的将才，如果有他们那样的人为将，我就不担心匈奴人了。”冯唐见时机已到，忙说：“陛下即使得到像廉颇、李牧那样的将才，也不一定会用。”汉文帝十分惊诧地问道：“你怎么知道呢？”冯唐回答说：“古时候的帝王派遣将领出征，总是说‘大门以内我负责，大门以外由将军治理’。军队里依功行赏，本来是将军们的事，由他们决定以后再转告朝廷。过去，李牧在赵国做将军，所在地的租税都自己享用了，赵王不责怪他，所以李牧的才智得到了充分发挥，赵国也几乎成为霸主。而当今，魏尚做云中太守，其所在地的租税收入，全部用来供养士卒，因此匈奴惧怕他，不敢接近云中的边塞。而陛下仅仅因为6个首级的误差，便将他下狱治罪，削掉了他的官爵。所以，我才敢说，陛下即使有廉颇、李牧那样的将才，也不能够很好地任用他们。”

汉文帝听了冯唐这些话之后，感触良深。当天，就派冯唐拿着符节到云中赦免魏尚，恢复了他云中太守的职位。

在日常生活或处理事务中，引用典故时最好具体一些，这样会更有说服力。

据《贞观政要》载：唐太宗有一匹骏马，他特别喜爱，长期在宫中饲养。有一天，这匹马无病而暴死，太宗大怒，要把马夫杀掉。这时，长孙皇后劝谏道：

从前，齐景公因为马死的原因要杀马夫，晏子控诉马夫的罪行说：“你把马养死了，这是第一条罪状；你使得国王因为马的原因杀人，老百姓知道了，必定怨恨国君，这是你的第二条罪状；邻国诸侯知道这件事，必定会轻视我们的国家，这是你的第三条罪状。”结果齐景公赦免了马夫。陛下读书曾读过此事，难道你忘记了吗？

唐太宗听后，怒气全消，遂赦免了马夫。

现实是，唐太宗的马死了，太宗要处死马夫；历史上齐景公的马死了，要处死马夫，这是何等相似的事。长孙皇后巧妙地引用晏子谏齐景公这一史实，使唐太宗从愤怒中清醒过来，改变了自己错误的决定。

由此可见，在与人说理时引用典故是纠正对手、巩固自己观点的一种绝妙的手法。通过引用典故，让古人替今人说话，让经验为探求者开道。这种手法的妙用，不但能使对手心悦诚服，同时，也让自己更有信心、更有把握地沿着自己所持的正确想法去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