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

102.邓小平:“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

邓小平是个很坦诚、很实在的人。他从不居功，从不诿过，严于律己，敢担责任，多次谈到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失误，甚至给自己“四六开”、“对半开”的评价。

邓小平有一句“九字名言”:“自我评论，我不是完人。”

早在太行山的时候，邓小平在1943年1月《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括总结》中，就谈到自己工作中的缺点，说:“在经济上，一九三九年我们仍然是忽视的，民生凋敝，军队供给极端困难，在敌占区只有需索而无工作，故征集资财亦无成绩，这是我们(主要是太行区)最穷困时期。”

1954年2月，邓小平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发言时，专谈克服党内的骄傲情绪，说:“我这个人，虽然过去也经历了一点风波，但是近二十年来是一帆风顺的，这一点必须加以警惕。……难道我们能够设想自己是那样十全十美而没有一点缺点和错误吗?拿我来说，缺点是很多的，错误也是常常要犯的。远的不说，到中央来以后，分散主义我是有份的，这一个时期我所解决的问题，无论对事对人决不是都那样妥当的。至于过去，无论在华北，在中原，在西南，工作中都是有缺点错误的。不能设想，像我们这样的马列主义的水平在工作中会没有错误没有缺点。”

1957年以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方针上，犯了一些“左”的错误。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更是犯了全局性的长时期的严重错误。邓小平在谈到毛泽东的错误时，总是把自己也摆了进去，认为自己“也有一份”。

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谈到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时，说:

“文化大革命”前，党犯过一些错误，少奇同志和其他同志一样，也犯过一些错误。我看这样讲好，符合实际。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拿我来说，能够四六开，百分之六十做的是好事，百分之四十不那么好，就够满意了，大部分好嘛。……中国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是敢于面对现实讲真话的。否则不合乎事实。没有不犯错误的人，只是错误有大小轻重的区别。

1980年8月上旬，邓小平在住地同胡耀邦、邓力群谈话时，在谈到毛泽东的错误时说:

错误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有，我们这些人也有错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就是毛主席的头脑发热?我们这些人的头脑也发热嘛。

1980年8月下旬，邓小平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在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你对自己怎么评价”时，邓小平说:

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

1981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也谈到毛泽东晚年错误，说:

他在后期确实有不少错误，特别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也有些失误，比如说“大跃进”，但这些失误的责任不能只放在他一个人头上，我们这些人也要负责任，因为当时我们也参加了中央领导。就我来说，我也要负责，否则不公道。

1985年10月，邓小平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成员、时代公司总编辑格隆瓦尔德时，说:

在“文化大革命”前，我也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那时候的一些错误我也要负责的，世界上没有完人嘛。

1986年9月，邓小平在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采访时，说:

我这个人，多年来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错事。“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也有一些过失，比如“大跃进”这个事情，当然我不是主要的提倡者，但我没有反对过，说明我在这个错误中有份。

1988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也说: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党犯的“左”的错误，我也有份。不能把错误的责任完全推到毛泽东同志身上。

毛泽东同志逝世以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的历史时期，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肯定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同样没有回避自己在工作中的失误。

1989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时，说:

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

1992年春，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深圳等地后，坦诚地说:

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

……

伟人就是伟人。邓小平就是邓小平。

毛泽东曾称赞邓小平说:“他犯了错误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事实确实如此。邓小平严于律己、勇于负责的精神，是一代伟人的伟大谦虚，也是世界上许多伟人难以匹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