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踏实地走好人生每一步

脚踏实地走好人生每一步——汪源源教授访谈录

本人1990年于复旦校园内

汪源源，男，199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现为复旦大学电子工程系系主任。1994获理学博士学位。同年8月留校任讲师。复旦大学首届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4年10月至1996年5月在英国威尔士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学院任博士后研究员。1996年被复旦大学聘为副教授。1998年晋升教授。1999年8月至10月任德国Fraunhofer生物医学技术研究所访问教授。

现任复旦大学重点实验室管理委员会委员，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信息学科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委员，生物医学工程中心主任，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后流动站负责人，超声医学与工程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小时候我和祖母生活在一起，那时候很调皮，幼儿园的课也不去上，而有个同龄的邻居是非常安分的那种。邻居评价我们说，我以后一定会是农民，他则会是大学生。我心里非常不甘，感觉被人看扁了，所以在小学就比较努力认真。我也很幸运地遇到一位非常信任我的好老师，记得一进小学，我就当了班长，学习也不错。老师每次批改作业或考卷都会叫上几个成绩比较好的同学帮忙，他先改我们的，再叫我们改其他人的。其他同学一般就改选择、填空那种，而我改的是简答题，和老师改的一样，这种被信任的感觉很好。正好我是保送进复旦的，所以没怎么想过为什么要来。不过现在看来，这件事没错，是我人生发展的转折点。当时上海比较好的大学有：复旦、交大、华师大。复旦刚好是谢校长在职，学术方面很不错。因为中美关系逐渐融洽，美国前总统里根访问了复旦。1993年国际大专辩论赛上，复旦大学代表队的优异表现也把复旦推到了一个新高度。对于国内的大学，我始终认为，每一所大学都应该有自己的特色，而不是整天关注综合排名。一所学校可以很小，只要有自己的强项就行。

当时我就读的复旦电子工程系下面有4个小专业：无线电电子、微电子学、医学电子学、无线电物理。在学校里主要任务就是读书。那时已经有选修课了，只不过没有现在那么多，那么丰富。有些老师的课上得不错，有的就不是很好。但我始终认为：应该是学生适应老师，老师通过学生的反馈再提高。如果学生因为老师讲得不是很好，就不学，那是非常不理智的。正确的态度是你在课下可以跟老师多交流。记得当年我们学电磁场，教我们的是一个年轻的老师，很多同学都觉得她不行，但我仍然坚持上她的课，加上平时自己也很努力，最后物理考试我是唯一一个得满分的，上课的老师也很高兴。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回忆过，自己当时是最喜欢谁的课，心中完全没有这种念头，只是知道，要把书读好，如果只凭自己喜好来读书，那一定会吃亏的。研究生我也是被保送的。我十分幸运，人生几次大考都免去了，高考没有考，硕士、博士也都没考，确切地说，硕士只是在校内考了一下，然后硕士和博士都提前了一年毕业。不过这在当时比较常见，一般是跟导师做完课题就可以毕业了。现在，要提前毕业是越来越难了。

在复旦期间有两件事给我比较深的印象。一是军训，我们当时是到无锡去军训的。女生的生活环境很好，而我们男生则被安排在非常艰苦的地方。我们的连长非常想做出点成绩来，所以对我们要求比较严。由于缺水，我们都没水洗澡，只能用一点点水在身上随便擦擦。下了雨，我们也就在潮湿的地上坐。衣服湿了，就把它吹干，再穿。所以我们一回学校，头件事就是洗澡。那天晚上，学校浴室通宵开着！第二就是感觉我们班级非常温暖。我们当时一个班就25个人，大家相处得非常好，那种感情非常珍贵。

刚从国外回来，我就做了导师。学生时代，有时候到某些部门去，有个别老师态度不是很好，对学生不是很客气。所以，我做了老师以后，尽量注意工作细节，争取不给学生那种感觉。只要有学生来找我，我都会停下手上的事情。我觉得和学生交流是我的首要工作。学生很多会有疑惑，老师要及时给予辅导。学校跟研究所不同，学校的首要任务是教学，即使是我们这种研究性大学。在这里我顺便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我做导师时，会仔细研究同学的期末成绩。有一年，我发现一个女同学有一半的课程没有及格。她是南京来的，基础应该还是不错的。于是我就和他们的辅导员一起把她找来，问她：“你上课都有听吗？”她说：“我基础不好，选的课还蛮多的。”那我就问：“你听的最多的一门课有多少？”她说：“应该有一半吧。”那么事情就很清楚了。我跟她说：“既然你的成绩不好，就更要去上课。四年毕业不了，可以五年。你不去上课，那你大学就废了。”她真的照我的话去做了，最后顺利毕业。所以，做导师一定要多关注那些成绩突然变化的同学。变好当然是最好，如果成绩下滑很明显，一定有原因，老师就要解决问题。还有一个例子，那是一个上我课的学生。一次上完课，他突然来跟我说：“汪老师，听了你的课，我决定以后好好读书。”原来这个学生考进复旦时是省状元，到大学后，由于种种原因不读书。事实上，由于大学生正处于转型阶段，很多时候会迷茫，老师要给予正确的辅导，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这一点很重要，希望不要被忽视。

1996年我被复旦聘为副教授，1998年升为教授，我那时刚刚30岁，是当时复旦最年轻的教授，2000年成为首届特聘教授，同年成为电子工程系系主任。常有人说我在创造一次又一次的奇迹，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很多人都可以做到。按照当时的政策，博士后回校就是做副教授。我从英国读完博士后，考核了一年才升为副教授，所以也不是什么特殊待遇。1998年，我们理科类的老师升为教授的一共有5个，相对来说我的年龄或许小一些。其中有一位生科的老师，他的很多学生在“挑战杯”之类的活动中都有不错的表现，他1997年升为副教授，1998年也升为了教授。

选择回国，是因为我认为回国可能更适合我，每个人都应该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在国外我要在短期内达到一定的高度是不太容易的。报纸经常会说：为报效祖国，放弃重金诱惑啦什么的。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但我并不是这样的，我只是觉得要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地方，同时也考虑到家庭的因素。

我从来没有特地给自己定什么终极奋斗目标。小时候不懂事，不知道研究生是怎么回事，但总归觉得读研究生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想以后要读研究生。也没有觉得应该怎么怎么样，没有刻意去追求，就是跟着大潮在走，走到哪一步就是哪一步。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不论是作为学生还是教授，我的习惯就是一直踏踏实实地去做事，并不是要去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只是尽力去把事情做好，当然不是所有的事情我都能做到，但我一定会尽力。以前没做教授的时候觉得，自己的水平能够做教授的。现在真的做了的时候发现，自己还有很多东西要学，离做一个好教授的要求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现在复旦的创新实践活动，我觉得很不错。老师作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多成效，学生也培养了学业之外的能力。但还有一点是需要注意和加强的：我们不单单是要培养办事的能力，更主要是要培养办事过程中做人的素质，学会跟社会上的人相处，学会合作的精神、关心别人的方法以及组织的能力。现在独生子女多，父母、长辈、老师关心得比较周到，而孩子们很少替别人考虑。学会做人很重要，有时候一个人能不能在社会上成功，和这个是分不开的，所以这个方面的培养应该加强，而且要把它贯穿到平时的生活、跟同学的相处中。我就曾经批评过上一届的学生：以前都会有学生主动擦黑板的，怎么你们这届从来都没有人来做呢？党员在哪里，学生干部在哪里？这说明人格素质教育有待于加强，虽然是小事也不应该被忽略。而且这种教育，现在很多时候被认为是和理科同学的专业学习无关的，主要是文科的事情。但是其实无论文、理，都是需要注意的。

我们学校的两大特色，一是学风比较好，另一个是比较自由。但有时候学生们不是那么甘于默默无闻，团队的工作精神不是那么充分。对比国外的情形，我有很大的体会。那里的一些工科学校里，师兄带师弟，很容易形成团队合作。而复旦的学生相对比较独立。这可能源自复旦精神：自由、独立。个人做事比较认真踏实，有了目标就会努力勤奋去实现，自我发展比较好，但团队精神需要加强。

复旦过去引以为豪的学风，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反正这两年我自己感受是有些变化。我们读书的时候，大家都以多选课为荣，每天晚上自修教室里都是坐得满满的。而我最近几次从三教旁走过，自修教室已经不复过去那种“黑压压一片”的情形。当然，校内的生活条件也改善了，现在很多同学可以在宿舍学习，未必需要上自修教室。总体感觉现在存在一些学生没把学习放在第一位，可能是世界太精彩了。但我真心希望复旦优秀学风的传统还能一直保持下去。

（采访整理：邓小华、李斯梦、张术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