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箴言：吾将网结天下，雀无所逃。
虽然曾国藩一生廉洁自守，把廉与勤看作居官治政的第一要义，但身在官场也不能不结交各种各样的关系。事实上，他所结成的关系网，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关系网。
一棵大树是从一粒种子成长起来的。曾国藩在为母守制期间，还是一个非官非绅、虚职无权的人，但出山组建湘军后的短短几年时间便做成了一张在大清朝举足轻重的“网”。
1864年以来(至攻下天京为止)，清廷先后任命毛鸿宾为两广总督，刘长佑为直隶总督，左宗棠为闽浙总督，杨载福为陕甘总督，郭嵩焘为广东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唐训方为安徽巡抚，刘蓉为陕西巡抚，阎敬铭为山东巡抚，曾国荃为浙江巡抚(未到职)，恽世临为湖南巡抚;再加上1860年、1861年已任的胡林翼、骆秉章、曾国藩、罗遵殿、严树森、李续宜、沈葆桢、彭玉麟(未到职)、田兴恕、江忠义(贵州巡抚，未到职)，四年多的时间共有21个湘军集团头目先后出任督抚;再加上与之关系密切的晏端书(两广总督)、黄赞汤(广东巡抚)，多达23人，他们组成了曾国藩最结实的关系网。其中毛鸿宾、左宗棠、严树森两次被委任，曾国藩、刘长佑、李续宜、田兴恕三次被委任，曾国藩、田兴恕和李续宜(未到职)还曾被委任为钦差大臣。
这23个人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的四川、贵州及其以东各省，其次是珠江流域。广东完全由湘军控制;广西巡抚虽不是湘军人员，但湘军为省内主力部队，且受制于两广总督，其布政使刘坤一为湘军大将，因而事实上广西也为湘军集团所控制。相形之下，湘军集团在黄河流域则大为逊色，只控制陕西、河南、山东、直隶四省，且控制的深度和广度也远不及长江中下游各省。
与此同时，湘军集团的督抚又利用掌握的地方政权，大肆搜刮税收，筹集军饷，扩充部队，从而使湘军实力急剧增长。位至督抚的湘军集团头目也深知，战争时期，身在战区或靠近战区，如果军事上不能自立，不仅不能保位，甚至身家性命也危险，因而也热衷于招募新营，成立新军。
由于有曾国藩这样一位统帅，湘军出身的地方封疆大吏能够互相照应，“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他们编结成一个特殊的关系网，痛痒相关，呼吸相从，以至整个晚清时期，地方督抚重要的职位都由湘、淮军将领出任，朝廷有大的兴革、动作前，定要征求他们的意见，这也是约定俗成的惯例。如果朝廷治罪一人，则很可能掀起大波澜。曾国藩的“局”做得太大，以至他自己也说:长江三千里江面，都张挂他的旗帜，否则就不能放行。
通过这些我们便可以清晰地看到，湘军之中的中高层将领团结得就像一个人一样，起着支撑作用的骨骼全部都是曾国藩自己的人。湘军之中的中高层建设是建立在私谊的基础上，是由同乡、同学、同年、同事、师生、朋友、兄弟等乡族与亲友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大家都是自己人。
除了多年旧部可以联盟互助以外，曾国藩还用联姻的方法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
曾国藩的一个至交兼亲家郭嵩焘是湖南湘阴县(今属汨罗县)人，18岁时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结识了刘蓉。因刘蓉是曾国藩的同乡旧好，所以经刘蓉介绍，郭嵩焘与从京城回到长沙的曾国藩相见，“欣然联欢为昆弟交，以问学相切磋”。
尽管郭嵩焘与曾国藩志趣不同、个性特征有异，但并不影响他们之间至交好友的关系。1844年和1845年，郭嵩焘曾两度赴京会试于礼部，吃住均在曾国藩处。发榜之后，郭却名落孙山，不无忧郁之情，曾国藩“力劝之，共酌酒数杯”。1847年3月，郭嵩焘又赴京会试，仍吃住在曾国藩那里达数月之久，这次他终于金榜高中，授翰林院庶吉士。由此可见，郭嵩焘之所以最终跻身科举考试的最高阶梯，与好友曾国藩对他在学业上和生活上的帮助、关照是分不开的。他从内心感激曾国藩，曾国藩也不时流露出对郭嵩焘才识的钦佩之情。正因为他们两人之间有着这样一种亲如兄弟般的交情，所以曾国藩的“夺情”出山，实是郭嵩焘、刘蓉两位好友苦劝的结果。当曾国藩在出山之后，感到经费紧张而又无从筹集之际，郭嵩焘便提出立厘捐之议、规盐厘之法，解决了湘军的第一大困难。此外，湘军水师的创建，也与郭嵩焘有一定的关系。
这些建议和主张，对于曾国藩能够造就出一支有别于八旗兵和绿营兵的新式地主阶级武装，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以这样坚实的友情作为基础，曾国藩的四女曾纪纯成为郭嵩焘长子郭刚基之妻。郭嵩焘与曾国藩结为儿女亲家的事无需媒人说合，全由他们二人做主，于1858年正式定下这门亲事。曾纪纯与郭刚基完婚日期，先是定于1865年，后因郭嵩焘被人参劾而推迟至1866年举行。然而，郭刚基虽人品好、学识广博，但天命有限，与曾纪纯结婚不到三年就病亡了。曾国藩为失去这个贤婿而感到悲伤，特地写了《郭依永墓志铭》以作纪念。
刘蓉是曾国藩的老乡，诸生出身，年少时就曾同曾国藩、罗泽南一起讲求程朱理学;稍长，与曾国藩共读于湘乡涟滨书院;随后，又与曾国藩、郭嵩焘同在长沙切磋学术，关系极为密切，三人曾换帖订交。刘蓉同曾国藩的气质尤为相近，立志要做建功立业的人物。据郭嵩焘在《临终枕上诗》记述说: “乃见曾刘岁丙，笑谈都与圣贤邻。”1838年，曾国藩考中进士做官赴京城之后，还常常与刘蓉书信往返，反复讨论学术上的问题。曾国藩曾说，自己学业的进步，离不开好友刘蓉的启发帮助。1852年，曾国藩丁母忧在籍守制之时，清廷命他帮助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事务，但他并不打算应命出山，这一次又是在好友刘蓉和郭嵩焘的反复劝说之下，才毁弃前疏，出而视事。
曾国藩对刘蓉的道德品质给予了高度评价。两人相同的志趣、浓厚的友情，自然是他们成为儿女亲家的牢固的基础之一。
曾纪泽的原配夫人贺氏因难产死去整整一年之后，曾国藩亲自托彭玉麟、唐训方这两位湖南老乡为媒人，想让刘蓉的女儿继配给曾纪泽为妻。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即1859年11月，在曾国藩的主持之下，曾纪泽与刘蓉之女的婚事在家乡高高兴兴地举行。到此，刘蓉与曾国藩在朋友的基础上又加进了儿女亲家这一层关系。
《清史稿》评价刘蓉是“抱负非常”、“优于谋略”，这是很准确的。曾国藩刚出山时，刘蓉写信给他说:一个身居高位的人不仅仅在于自身做到“其廉可师”、“以身殉国”，而应站在更高更远处考虑问题，也就是做到以程朱理学那套大道理去身体力行，发扬光大于世，扭转一代风气，创造出丰功伟业。曾国藩对于刘蓉的忠告，关于治军、治国谋略之论，表示接受采纳，并在后来的实践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其后，曾国藩权势日涨，湘人以从军获取功名为捷径，刘蓉写信忠告此风不可长，并请曾国藩能从大局着眼改变此种风气。当清王朝“中兴”无望时，刘蓉又劝曾国藩激流勇退。曾国藩回信无奈说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心里对官场却很厌倦了。这说明刘蓉确实“优于谋略”。
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如文武兼治有成的罗泽南，是曾国藩早年从学问道的朋友。罗泽南驰骋疆场身亡之后，他的次子成了曾国藩的三女婿。再如李元度，是曾国藩患难相依的忘年交，几次舍死护从曾国藩。曾国藩本想促成他与九弟曾国荃联姻，由于年龄问题未能如愿，但后来李元度却成了曾纪泽兄弟的儿女亲家。
曾国藩与李鸿章两家，也有姻缘。李鸿章和他的弟弟李鹤章同入曾国藩幕府。曾国藩与李氏兄弟的父亲李文安是同年，加之李瀚章、李鸿章均正式拜曾国藩为师，属于曾的得意门生，所以，李鹤章与曾纪泽后来成为儿女亲家，即李的第四子娶曾纪泽的长女为妻，这使曾、李两家亲上加亲，联为一家。
由于有众多部下联手互助，又有如此之多的贤亲家相帮助，曾国藩如虎添翼，在成就大事中多了几分力量;而湘军也人数愈来愈多，控制地区愈来愈广，声望愈来愈高。
这样，从稳定新体制、派系关系、军事实力考虑，那拉氏都不能不依靠湘军集团。事实上，那拉氏执政后一个月，即命曾国藩在两江总督辖区之外，再节制浙江省，并命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破格任命刘蓉为四川布政使。三个月后，即十二月，又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沈葆桢为江西巡抚，严树森为湖北巡抚，李续宜则回安徽巡抚本任。同治元年元旦，清廷颁布几道赏赐殊荣的诏旨，被赏赐者汉员只有曾国藩一人。12天后又在诏书中说: “每于该大臣等奏报到时，详加披鉴，一切规划，辄深喜许，言听计从。”清廷至尊对一个封疆大臣说出“言听计从”的话，不知曾国藩收到诏书是何等滋味?清廷的诏书并不是过甚之词，事实上不仅用兵方略唯曾之言是听，甚至任命大臣也听从曾国藩的意见，并且给曾国藩“凡天下军谋、吏治及总督、巡抚之黜陡，事无不咨，言无不用”的特殊优待，开大清重用汉人旷古未有之典例。
面对那拉氏这样破格的信任，曾国藩当然要再三辞谢，更力陈不可。他说任命“封疆将帅，乃朝廷举措之大权，岂敢干预”———尽管曾国藩内心希望更多的湘军头目为地方大吏。他一向认为带兵将帅必须同时为地方大吏才能领军筹饷，于事有济。这样欲擒故纵的手法，使清廷对他更有好感，要他“不当稍有避嫌之见”，以后“如有所知，不妨密封呈进，以备采择”。
曾国藩人生启示录:
人是社会中的人，一旦结成凝固的利益关系，就会痛痒相关、荣辱与共。俗话说，没有永久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
谁是自己可以信赖的人?谁又是真正为自己考虑的人?这是一个用不着回答的问题。因为，在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答复: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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