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承接污染产业转移的讨论

很多研究者通过实证分析，认为中国在承担国外的污染产业转移。如夏友富（1999）利用1995年我国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对全国三资工业企业和生产单位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外商投资于污染密集产业的企业有16998家，工业总产值4153亿元，从业人数295.5万人，分别占全国工业企业相应指标的0.23％、5.05％和2.01％，占三资企业相应指标的30％左右；其中投资于严重污染密集产业的企业分别占全国的0.10％、2.41％和0.81％，占三资企业相应指标的13％左右，但其占污染密集产业中相应指标的40％以上。这说明污染密集产业特别是严重污染密集产业是外商投资的重要产业。从地区分布来看，投资主要分布于东南沿海地区。

但是也有研究表明中国并未成为“污染避难所”，外商投资没有表现出倾向于污染产业的趋势。如赵细康（2002）从环境规制与产业竞争力角度切入，认为外商在中国的投资并未出现大规模的污染产业转移倾向，中国没有成为世界污染产业的“避难所”。但是与国内经济不发达的地区相比较，中国发达地区吸引外资的“清洁”程度更高。赵细康（2003）还以中国为例检验了“污染避难所”假说。研究表明，尽管对于部分产业而言，伴随外商投资所发生的污染转移情况确实存在，但并未呈现出大规模的污染产业转移倾向。陈红蕾和陈秋锋（2006）分析了我国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建立了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模型，并采用我国1999—2002年的相关数据对该假说进行实证检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环境政策强度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向影响很小，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并未出现明显的污染产业转移倾向。傅京燕（2008）检验了我国制造业产出和出口中的污染含量，以及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分析我国贸易自由化过程中贸易模式的变动，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环境政策对其出口产业的竞争力具有负面影响这一“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不能成立。对目前的中国而言，相对于资本积累、劳动力投入而言，环境规制宽松度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有限。

也有一些研究对此问题没有作出明确的结论。如张志辉（2006）通过对我国工业制品对外贸易的定量分析，发现我国主要专业化于低污染型产品的生产，在污染密集型产品生产方面并不具有比较优势。而且在我国污染密集型产品贸易中，进口大于出口，属于净进口型贸易。他认为从市场占有率、贸易专业化指数及比较优势来看，均表明我国污染密集产业在国际市场上不具有比较优势，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并没有专业化于污染密集产品的生产。但他又表示，这一结论和污染类型划分有关。由于数据的限制，他的研究对污染产业的划分较粗，如果能得到按更细致的产业代码划分的行业污染及贸易的相关数据，可能会发现我国所从事的生产既属于污染密集产业，同时又是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也就是说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可能会从事污染产业某些环节的专业化生产。

还有一些研究表明，污染产业确实发生过向中国的转移，但只是集中发生在历史的某个阶段。随着产业转移向深层次发展，在“两高”行业的外商投资已有下降的趋势。如邓红亮（2007）的研究发现，尽管我国污染密集型产业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有增长的趋势，2001年污染密集型产业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为1975亿元，2003年增长到了2401亿元，2005年为2804亿元，但是污染产业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在整个工业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占的比重有下降趋势。2001年该比重为31.2％，2003年下降为29.0％，2005年为28.0％。

此外，西部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给污染产业转移带来了新的变化。从污染密集型产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占工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来看，中西部地区该比重相当大，2001年中、西部地区此比重为32.4％和37.9％，均高于全国31.2％的水平，也高于东部地区的30.7％。从发展趋势来看，2003年东部地区此比重下降，西部地区稍有增长，而中部地区上升最快。2005年，东部地区该比重进一步下降为26.7％，中西部地区继续上升，中部增加到40％，西部增加到45.5％（邓红亮，2007）。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污染密集型产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有向中西部转移的趋势，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中国的中西部地区或者是污染已经非常严重，或者是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在面临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时，更要对污染密集型产业进行限制，防止污染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