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时期文化规划的亮点

对于文化产业来说，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十二五”“十三五”可能还是投入期，到了“十四五”可能才是真正的发展时期，从现在开始，无论从宏观上还是中观上，或是从微观上，都要强调发展方式的转变。

突出了大文化的概念

“十二五”文化规划打破了条块的限制，是按照文化再生产的环节来写，从内容上看很难区分哪个是总署的、哪个是文化部的、哪个是广电的。这是我们有意识地在突出大文化的特点。因为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得行业界限越来越模糊，现在已经有个别的文化企业很难判断到底是哪个行业的。从微观上讲再去分行业，跟新的发展就不太适应。从宏观上讲，由于综合执法改革，带动了在地市一级以下三个部门的合并，建立了综合执法机构之后，三个部门职能的归并，机构的合一，实际上也预示着我们在适应这样一个大的变化。这些都是改革和技术的发展带来的，所以在这种新形势下，如果说再按照行业分的话，有些问题就更说不清楚了，这是我们在起草规划的时候最突出的感受，最后的结果和我们的想象基本是吻合的。

突出了战略布局和布点

因为最早的时候是要做10年规划，当时我们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就是在规划中一定要体现战略性，针对文化发展中几个要害的东西。第一要害的问题是，在文化需求日益增长的情况下，明显感觉到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严重不足。在供给和需求这对矛盾中，供给不足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特别是地区之间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存在的同构化问题、同质性竞争问题，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对国内来说要解决一个布局问题，这个布局包含的内容比较丰富，既有事业和产业的布局，再有一个就是文化产业区域布局，以及我们还比较关注的企业的组织形式的布局。现在有一派观点认为，好像提骨干企业提得太多了，实际上冷静下来看，现在我们叫骨干企业是勉为其难的，对文化企业来说，大的不够强，小的不够专。我们这次在规划中特别提出来，培育骨干企业，扶持中小企业，要形成一种相互协作的体系，可能是下一步我们做文化产业要考虑的。

对于海外市场，我们现在不敢提布局，因为做不到，只能叫布点。文化产品的出口，也有它的规律，急不得，但是不作为肯定不行。目前正处在文化产品出口的初级阶段，但是一定要从现在开始做，在“十二五”时期就要着手，鼓励文化企业对外投资。但这种对外投资不要撒胡椒面，还是应该抓住文化传播渠道，先要做渠道，如果不做渠道，我们一下子想出去就出去了，也做不到。目前的环境给了我们两个契机，第一，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外很多渠道要出售；第二，人民币升值。这两个契机对我们来说，绝对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几乎在每个章节里，特别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文化产业、现代传播体系，包括“走出去”，都有布局和布点的表述和要求。

突出了转变文化发展方式

整个国家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文化产业已经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当中的重要方面，就是说文化产业对于调结构、转方式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同时也应该看到，文化发展自身也有一个方式转变的问题。

第一，粗放型发展怎么往质量效益型发展？为什么说我们很长时间还要维持粗放型，因为现在整个文化产业发展，文化欠账还是很多，所以不管是事业还是产业，肯定还是要大投入。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十二五”“十三五”可能还是投入期，到了“十四五”可能才是真正的发展时期，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可能完全避免粗放式，但是要有这种意识，从现在开始，无论从宏观上还是中观上，或是从微观上，都要强调发展方式的转变。

第二，也是我们现在比较头疼的，就是文化的创作。文化创作个性化很强的特点和产业发展自身要求集中度相对比较高的特点结合在一起，也就是如何把过去的作坊式生产方式转变为社会化生产，可能是需要去认真解决的问题，这是个两难的选择。

第三，要想融入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的循环中去，一定要有种强烈的概念，就是要让文化的渗透力进一步增强，要树立一个目标，让文化产业渗透于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化产业和国民经济中的制造业、建筑业、装饰业、包装业的对接，让文化创意的东西，通过创意设计，把文化元素置入到这些行业中去。这个市场太大了，但是现在做文化的没有这种意识，这是我们去年做“十二五”规划的时候特别强烈的感受。转变发展方式一定要跳出文化的圈子，最后融入到整个大的背景中去，才能找到更多的发展机遇。

突出了科技支撑

科技支撑体现在整个文化的发展中。这次提出来专门搞了一个文化数字化建设工程，原来我们想的是4个方面的数字化，最后保留了3个方面：

其一，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包括图书馆的数字化、博物馆的数字化，包括老唱片、老电影的数字化保护和修复。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现在谈数字化一定不能脱离中华字库。我前年看过几家做字库的，一开始还没太重视，但是现在网络的发展离不开字库。我们要考虑将来的字体能做到什么程度，亦即个性化。

其二，文化生产的数字化。这次提了几个概念：一个是发展立体视觉产业，这还是最新的东西。下一步要让文化的表现力、感染力和传播力更强，必须借助科技的支撑。还有一个项目就是电子书包。如果说“十二五”时期不把电子书包做起来，那么出版尤其是教育出版这一块要跟上数字化，那将非常困难。我在各种场合都说电子书包的事，不做起来不行。我还有一个比较武断的判断，我说将来的大量出版社可能不会是独立的出版社，而是变成车间，做某一块内容的加工，然后送到平台上。现在那种大而全、小而全的什么都去做，将来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

其三，文化传播的数字化。原来我们还设计了一个中华文明展示工程，也想用数字化来做。博物馆免费开放，做到这一步已经很不错了，但是还有两个问题，一是看不全，二是看不懂。将来我们要把中华文明数字化，特别是视频化，并要和基础教育联系在一起。我们还有一个理想——数字化的采集、专业化的解读、多渠道的传播，各方协同作战。将来电子书包里有、电视机里有、互联网上有，手机上面只要你想看也有，而且很多是免费的，甚至户外大屏幕上都有，你想不看中华传统文化都难。

突出了政策保障

规划说得好，但仅仅挂在墙上就没什么用了，看着挺好，用不上。因此我们要强调政策保障，这次至少财政部、发改委说比“十一五”的政策要多得多。再有一个，我们在起草的过程中，始终与各个政策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政策包括政府投入保障的政策、文化经济政策，这次又增加了文化贸易促进政策、版权保护政策（这次特别把它提到一定高度），而且也有一些实际的，比如设立国家文化发展基金，我们鼓励全社会的人原创，包括文化产业的支撑技术等。

（本文系作者于2011年3月26日在“十二五”时期文化发展座谈会时的发言，根据鞠宏磊同志提供的记录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