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人无需刻意和被投人做朋友

阎焱

当过农民、运动员、机关工作人员，不甘平庸的他冲进了投资圈，从加盟AIG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基金到发起“VC独立运动”，成立第一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独立融资的中国基金，阎焱被称为国内“创投教父”。

2016年2月初，现任赛富亚洲投资基金创始管理合伙人的阎焱，作为“寻找中国创客”第二季导师之一，在建国门中环世贸大厦的办公室里，接受了《新京报》记者的专访。 2015年O2O热潮风靡创投圈，阎焱曾发表文章称“O2O将迎来死亡潮”，业界哗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阎焱的判断准确。

对当下创投界的很多做法，阎焱都保留观点。他认为投资人和被投人没必要刻意做朋友，建议投资人不要把感情带入工作；他坚持原则，一旦创业者触及底线，他绝不妥协。他不认为投资人一定要有伟大情怀，因为本质上就是“要赚钱”。

在这个投资人被冠以“天使”的时代，阎焱以他的看似“无情”的真实、专业，曾给投资人带来97%的年回报率，是《福布斯》2008年、2009年“中国最佳创业投资人榜”榜首人物。

不到1%的创业者成了我的朋友

在中国，真实的情况是大多数的创业投资人与被投人盛行做朋友。如果做朋友，原则上经常会妥协。

新京报：农民、工程师、社会学者、世行官员，又转行做投资。你的职业转换为什么这么跳跃？

阎焱：我不觉得跳跃，这更多是我们这代人的生活轨迹，并不是我们自己一定想怎样。比如我从没想过当农民，但那个年代是没办法的事，高中毕业后都要上山下乡，后来从农村到城市很幸运，关键的时候赶上了。并不是我有什么梦想实现了，而是跟着潮流走。

新京报：从世界银行辞职也是跟着潮流走？

阎焱：就是觉得烦了，我个人认为世行是最平庸的地方，拿着政府的钱，去做些商业银行本来就可以做的事儿。世界银行是在“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为了一些国家的复兴设立，但“二战”过去了那么多年，经济发展要靠市场的力量，而不是政府的力量。所以在那儿全是做一些完全不需要做的事儿。每年做各种报告，至于报告有没有人看，它根本不想。

新京报：不甘平庸、爱冒险，这是你的个性标签吗？

阎焱：我是个蛮理性的人，比如很多投资人投完一个企业后喜欢和被投的人做朋友，我更多觉得要做事业上的搭档而不是朋友。

新京报：你每年从上千个创业者里面挑出二三十个创业者，有多少能成为你的朋友？

阎焱：很少，1%不到。在中国，真实的情况是大多数的创业投资人与被投人盛行做朋友。但像我们看了两千多个项目，怎么可能都做朋友？投资是个理性活动，如果加入感情未必是好事。如果做朋友，原则上经常会妥协。不是不可以做朋友，但应该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不是刻意做朋友。

工作中不要把个人情感带进来，这是对职业道德最基本的理解。我投资投的就是一群聪明人，聪明人就要按照市场规则去做，只要不把公司钱拿到兜里都可以。

新京报：你们投资一家公司后和他们接触的节奏如何？

阎焱：就一年四次董事会。如果他们需要资源上的对接，他们提出来，我们能帮忙的尽量去帮。但我们不会主动去问公司的经营状况，我比较崇尚自由主义。

新京报：投资方通常投完项目之后，会在微信上建个被投企业CEO群，大家互动、交流。

阎焱：我们从来不做这事，投完了就投完了。

创业者把公司的钱拿回家绝对不行

很多人拿到融资以后就认为是他们的了，如果创业者把公司的钱拿回家，绝对不行；拿去赌博，更不行。

新京报：有人说你的投资风格比较强势、霸道，你怎么看？没妥协过吗？

阎焱：大家讲的所谓的强势和霸道，更多是（坚持）原则。比如，很多人拿到融资以后就认为是他们的了，如果创业者把公司的钱拿回家，绝对不行；拿去赌博，更不行。

我觉得投资要有原则性，我们遵守契约原则，因为契约精神是商业上最基本的原则。如果不是原则上的，只是利益上的，比如奖金多点少点，我妥协得会比较多。

新京报：你会看中什么样的创业者或者创业团队？

阎焱：创业成功的人都是聪明人，是否所有聪明人都会创业成功，却不一定。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擅长运作，一种擅长思考。比如大学教授，很聪明、善于思考，但他们的创业成功率并不高。所以创业者成功需要把思维和行动结合得好。

新京报：你似乎很强调个体的领袖作用，只有聪明人才能创业成功吗？

阎焱：对创业者来讲，领袖的作用比任何东西都重要。虽然制度化的管理对一个企业能否长大有很大作用，但一个企业能否活下来，领袖的作用更重要。我觉得把民主运作应用到商业上是一个特大的错误。

新京报：为什么这么说？

阎焱：我们在投资早期犯过很多错误，也浪费过很多钱。比如在2000-2002年互联网早期，我们投了很多企业，在国外空投很多CEO、CFO、COO，强调制度化管理，强调搭班子，但90%以上都失败了，从这些血的教训可以得出结论，初创公司创业者的领袖作用是最重要的，过早强调制度化管理对企业是有害的。

新京报：如何判断谁是合适的领袖呢？你有判断失误过吗？

阎焱：有。当年投资一家照明企业，基本是投其创始人，他是学航空的，当时感觉到他性格有点怪，但投了之后才知道他喜欢赌博。虽然后来公司做得不错，也上市了，但公司上市前，我们发现他把公司的资产转移到他个人和他太太的名下。当时他给我们董事会道歉说下不为例。

新京报：这个投资赚钱了吗？

阎焱：赚钱了，这个公司最多的时候是两百多亿的市值。但这是个典型的对人的判断失误。

刚开始大家不知道什么是风险投资，非说我们是皮包公司。中国PE真正开始发展是在2007年以后。

新京报：你之前说过80%的基金是不专业的。

阎焱：我看到过一组数字，2015年各种形式成立的基金有两千多家，现在已经差不多一半都不能正常运转了。

新京报：什么样的基金是专业的？

阎焱：首先投资人应该是以机构投资人为主，管理是机构式管理，存在至少10年以上，赚的钱比赔的钱多。其次，从业人员受过良好教育，经过专业培训。

京新报：10年考验期长不长？

阎焱：对一只基金是否专业的判断，在中国通常要10年以上。徐翔被抓以前，赚钱比很多人都厉害，他也被很多人评为中国投资界的“私募一哥”，所以很难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说出一个基金的好坏。但我知道一点，如果一个基金中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样的基金一定不好。中国有很多PE基金是由政府主导的，由政府官员任职的，这在国外是从来没见过的。

新京报：你觉得这不是正常现象？

阎焱：这个过程里，政府扮演的角色太大了。政府最好做政策的制定者，不要既做裁判又做运动员。市场的基本原则是责权利分开和选择自由。

新京报：2004年，你带着管理团队从软银赛富独立，被业界评为VC的独立运动，为什么？

阎焱：我们是第一家大陆华人在国际资本市场独立融资。以前我们隶属软银，当时软银刚好内部发生了一些事情，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也希望做一件能自己说了算的事。

新京报：成立初期，有没有遇到困难？

阎焱：有。刚开始大家不知道什么是风险投资，非说我们是皮包公司。中国PE真正开始发展是在2007年以后，发展程度确实超过我们的预期。

资本寒冬只是“傻钱疯钱”破产了

我不觉得2015年是资本寒冬，2015年是资本最泛滥的一年。只是2015年上半年是疯狂的，所以所有的人都认为不正常的事情是正常的，反过来觉得下半年是寒冬。

新京报：投资人都梦想着投出一个伟大的能改变世界的公司，但这样的公司通常起步的时候都是不被理解的，你不想冒一次险吗？

阎焱：我就是一个俗人，我只想赚钱，我从来不想会投出一个伟大的公司。创造世界级公司都是顺带着的。

新京报：你怎么看2015年资本寒冬这回事？

阎焱：我不觉得2015年是资本寒冬，2015年是资本最泛滥的一年，创业板的估值依旧是全世界最高的。在市场上拿钱永远是个困难的事，只是2015年上半年是疯狂的，所以所有的人都认为不正常的事情是正常的，反过来觉得下半年是寒冬。哪有什么寒冬。

新京报：你觉得现在中国资本市场处于什么状态？

阎焱：一群人在搞party，非常疯狂，现在温度下降了，激情消退了，在逐渐回归理性。这就是中国资本市场现在所处的阶段。

新京报：所以现在估值还是有些高，有些项目在乱找钱是吗？

阎焱：2015年上半年“傻钱疯钱”比较多，现在这些“傻钱疯钱”破产了，所以稍微理性一点。找钱就应该难，如果傻子都能找到钱，那钱就不值钱了。

文/郭永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