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批注版序

1920年在苏俄国内战争行将结束的时候，布哈林完成了这本《过渡时期经济学》，并作为生日礼物献给列宁。献词的全文是：

“献给伟大的思想家和行动的革命家、我热爱的导师、同志和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祝贺他50大寿。作者。”

列宁的生日是4月22日。他收到布哈林的这份礼物后，很快就读完全书，在阅读过程中还在书的边角写下了详细的批注，5月31日写了总评，总体上给予良好的评价。

列宁的评注一直没有公开发表。1929年斯大林为了打倒“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布哈林，败坏他的学术声誉，在《列宁文集》第11卷首次公布了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的批注。《列宁文集》第11卷印数不多，年代已久，不易找到，“鉴于批注具有巨大的理论价值和方法论价值”，1985年《列宁文集》第40卷再次刊载了列宁对此书的批注。

在中国，《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在1930年出过两个版本，当时译作《转形期的经济学》（上海北新书局）、《转形期经济学》（上海东华）。1981年三联书店出版了由余大章和郑异凡翻译的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这是我国解放后首次公开出版布哈林的著作。

1958年我国首次出版了由中央编译局翻译的《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1990年出版的《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0卷收入了列宁对此书的评注《在尼·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上作的批注和评论》。这两版虽然全文收入列宁的批注，但按照苏联的一贯做法，布哈林的原文只选取有列宁批注的段落和句子。这不仅是限于篇幅，更是苏联不成文的规定，像布哈林这样的反对派分子的著作是不能公开出版的。列宁的批注从来没有同布哈林的原著完整地合排在一起。这种做法把布哈林的文本搞得支离破碎，读者无法从中看到布哈林原作的全貌，无法看到列宁批注的布哈林的完整思想，也不能从中看到列宁本人的完整思想。

我早就有把列宁的批注同布哈林的全文放在一起出书的想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列宁的思想，也才能更好地理解布哈林的原意以及列宁批注的针对性。1989年年底，我在研究布哈林思想的时候，根据俄文本阅读了列宁的批注，发现1958年中文版的译文存在多处差错，于是把自己翻译的批注写在书的边角上，1990年春节完成了这项工作。过不多久，看到中文第二版《列宁全集》第60卷中刊载的列宁对此书的批注，很遗憾，1958年版中错译的地方，在《列宁全集》中并没有改过来，1992年我曾在《读书》发表文章《吃透两头》做了评论。我把此文附在本书后面供读者参考，也算是申述我修改译文的理由吧。

布哈林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写了两本很有影响的著作，一本是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作的《共产主义ABC》，另一本就是本书《过渡时期经济学》。此两书都写于苏俄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可以说是军事共产主义思想的辩护书。

列宁的批注中对布哈林的批评多数是从哲学角度出发的，批评布哈林追随亚·亚·波格丹诺夫，使用波格丹诺夫的术语名词，陷入哲学唯心主义。这些内容对我们研究列宁和布哈林的哲学思想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布哈林对列宁的批评多半是接受的。1937—1938年间他在监狱中写了一本《辩证法概论》，此书的序言写道：

“本书由一系列短篇集成，讨论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看极端重要的哲学问题。尽管采取了这种叙述形式，有些地方具有政论性质（主要是在本书的开头部分），作者仍力求保持一定的比例，把‘短篇’连成一体。在涉及的所有问题上只谈实质性的东西。重点放在问题的辩证法方面。出发点是列宁在一些出色的手稿和片段中所发挥的某些新观点。”

1938年1月15日布哈林在狱中给妻子拉林娜的信中嘱咐道：“最重要的是不要把哲学著作弄丢了，这是我花了很多时间写成的，我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同我过去的著作相比，这是非常成熟的作品，并且与其他著作不同，自始至终贯穿着辩证法。”

布哈林显然考虑到列宁对自己的批评，包括对《过渡时期经济学》的批注，所以在他的遗著《辩证法概论》中把重点放在辩证法上，力求克服过去的缺点。不过，他对列宁的某些批评也保留着自己的看法。对波格丹诺夫，布哈林并没有全盘否定。1925年他在谈到文化问题时说：“我要说，波格丹诺夫这方面说的并不全是坏东西——他有一些很正确的想法。”——那时候还没有把列宁的话当作句句是真理。

以往谈到列宁的批注时强调的都是列宁对布哈林的批评，是两者的不同。实际上，从整书和列宁的批注看，更多的是列宁对布哈林一系列观点的认同，“好！”、“很好！”的批语不胜枚举。最后对全书的整体评价，更是赞誉有加，称之为“出色的书的出色质量”，并以玩笑的方式写道：“我们为院士写了一部辉煌的作品向科学院表示祝贺。”这说明列宁与布哈林在许多问题上有共通点，这个共通点就是军事共产主义。他所不喜欢的只是“二三十页烦琐哲学和不自觉的唯心主义的、折中主义的”东西。

《过渡时期经济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这就是论证和肯定当时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实践，把这些当作过渡时期的必然特征。对这一方面的具体论述，列宁几乎都是交口赞许的。例如，列宁赞赏国家权力是有组织的暴力的提法，在“国家权力……是……集中的有组织的暴力”一语旁批：“注意。‘定义’极妙。”他对第十章“过渡时期的‘超经济’强制”尤为赞赏。这一章强调超经济强制的作用，这是军事共产主义的一大特色，正是在这一时期党内国内取消了选举制和民主制，广泛实行上级任命制、“战斗命令制”。对农民实行粮食征收制，组织征粮队、拦截队到农村抢粮。在城市实行劳动义务制，把大批知识分子赶去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在“红色恐怖”下，大批持有不同意见的人被当作反革命镇压。布哈林在这一章写道：“从更广的角度来看，即从大的历史范围的角度来看，无产阶级的各种形式的强制，从枪毙到劳动义务制都是，不管听起来多么离奇，一种把资本主义时代的人培养成为共产主义的人类的方法。”在这一段话的旁边，列宁画了三道线，批道：“正是！”在该章的末尾列宁赞道：“这一章很出色！”对受到列宁高度赞扬的这一章，仅看列宁的批语，是远远不够的，需要读一读布哈林的原文，才能看到列宁当年所赞许的到底是些什么思想主张，才能深入理解列宁当时的立场观点。

军事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否定商品、货币、市场关系，布哈林对这一观点的论述得到列宁的赞同。布哈林写道：“只有在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基础上存在着经常的而不是偶然的社会联系的时候，商品才会成为普遍的范畴。因此，当生产过程的不合理性消失的时候，也就是当自觉的社会调节者出来代替自发势力的时候，商品就变成产品而失去自己的商品性质。”列宁在第一句旁边批道：“对！”在第二句旁边批道：“不确切，不是变成‘产品’，而是变成别的什么。例如变成不经过市场而供给社会消费的产品。”布哈林否认过渡时期价值的存在，写道：“价值这一处于平衡状态的商品资本主义体系的范畴，最不适用于过渡时期，因为在过渡时期商品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正在消失。”列宁在旁边批道：“对！”

看到这些，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1920年会成为军事共产主义的顶点，为什么这时候列宁还在坚持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反对取消粮食征收制，对全国各地农民反对军事共产主义政策的暴动继续采取武装镇压的方针。这种状况直到1921年初爆发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直接威胁到苏维埃政权的生存，布尔什维克党面临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的时候，才开始转变过来，废除了以粮食征收制为核心的军事共产主义，改行以粮食税为开端的新经济政策。说“开始”是因为此后还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列宁才从实践中认识到需要市场关系，才承认商业的必要性。要研究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一段时间里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市场机制和商品买卖的真实看法，布哈林的这本书和列宁的批注是很重要的一份资料。

需要指出的是，从实施新经济政策起，列宁抛弃了军事共产主义的那一套不得人心的政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引进了市场机制，对军事共产主义的那一套做法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检讨。而布哈林在列宁逝世后维护并发展了新经济政策，承认了价值规律的作用，反对对农民实施强制的“非常措施”。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20年代末同斯大林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布哈林失败了，斯大林重新捡起了军事共产主义体制，全盘集体化、大规模镇压、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的计划体制，都是军事共产主义体制的翻版。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曾经写道：“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如果说，苏俄初期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是缺乏经验导致的悲剧，那么中断行之有效的新经济政策，回归军事共产主义体制，那就是不折不扣的“笑剧”，虽然这是令人笑不起来的“卑劣的笑剧”，它给苏联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苏联存在的70多年时间里，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对于社会主义来说，这是一份极其宝贵的财产。列宁和布哈林的著作表达的不仅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也是布尔什维克党全党的共识。布哈林的这本书以及列宁的批注是社会主义初创时期的产物，那时候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都是一个探索中的问题，布哈林在探索，列宁在探索，布尔什维克党也在探索，对其中的错误，后人无需苛责，但需要认识和记取他们留下的教训，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列宁批注由我译自《列宁文集》第XL卷（Ленин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М., Изд.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郑异凡

2012年元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