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服务业发展理论

1．成本病理论

针对服务业在经济增长中所充当的角色，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William·Jack·Baumol）在1967年提出了成本病理论（cost disease），较好地解释了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发生的现象。^[1]他建立了一个两部门宏观经济增长模型，即“进步部门”和“停滞部门”。

假设：

在一个两部门的经济中，根据生产增长率分为“进步部门”和“停滞部门”，比如制造业和服务业，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较慢，是停滞部门，制造业是进步部门；

劳动是唯一投入的生产要素；

劳动具有均一性质，不同部门的劳动报酬相同；

名义工资和劳动平均生产率一致。

结论：

进步部门的生产率相对快速增长将导致停滞部门出现相对成本的不断上升。

当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上升后，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快而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慢，这将导致服务业部门的工资趋向于制造业部门的工资，进而导致其成本上升，这就是所谓的鲍莫尔成本病理论。如果对服务部门产出的需求富有价格弹性，这将导致服务部门的产出可能趋向于零；相反，如果对服务部门产出的需求缺乏价格弹性，则制造部门的劳动力有可能全部转移到服务部门，那么整个经济增长率就会越来越慢，最后可能趋向于零，经济出现停滞。鲍莫尔提出的这个宏观经济非均衡增长假说认为，服务业越发展，整个经济增长率就越低。

2．比较优势理论（the 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和核心，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生产技术、自然资源以及其它方面的不同，从而产生的相对成本的差别，使得每个国家都有其优势方面以及劣势方面。若要提高生产效率，每个国家就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集中生产并且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从而使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有效的配置。根据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的比较优势理论（the 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不仅能使那些拥有某些商品绝对有利生产条件的国家从国际贸易中获利，而且那些不拥有绝对有利生产条件的国家也可以利用比较优势从国际贸易中获利。^[2]另一方面，国际贸易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将通过一系列的动态转换过程传递到国内的其它经济部门，从而拉动整个国家经济的全面增长。

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同样适用于国际服务贸易。世界经济正在向服务经济转型，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全球服务化的水平不断提高，已渐渐形成了全球服务网络体系，服务业成为了国际产业转移的新核心。随着服务业跨国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离岸服务外包业务迅速发展，服务贸易总额在此推动下也快速增长，服务贸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作用愈加明显。从供给的角度来看，服务贸易主要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和制度创新效应促进要素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从需求的角度来看，服务贸易主要通过促进消费、投资和相关商品和服务的出口，促进经济增长。

3．产业结构演变理论

（1）配第－克拉克定理（Petty－Clark Theorem）

服务业与就业相关的理论，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配第－克拉克定理。该定理可以表述为“随着全社会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就业人口首先会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时，就业人口便大量向第三产业转移。”^[3]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状况是：第一产业将减少，第二、三产业将增加。克拉克指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经济发展中各产业间出现收入的相对差异造成的。第三产业所占就业比重的提高不仅是社会吸纳剩余劳动力的需要，更是经济结构高级化的必然要求。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城市化进程不断深化，农业就业比重将会不断下降，劳动力从农业部门不断转移到非农业部门，人们从低工资部门转移到高工资部门，将会有效地提高人们的收入，减少贫困。

（2）库兹涅兹的产业结构演变规律

库兹涅兹在克拉克的研究成果上，对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做了进一步研究，阐明了劳动力和国民收入在产业间分布结构演变的一般趋势。^[4]他将三次产业分别称为农业部门、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得出以下结论：

农业部门实现的国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以及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的比重，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处于不断下降之中；

工业部门的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大体是上升的，然而工业部门劳动力的相对比重，大体不变或略有上升；

服务部门的劳动力相对比重几乎在所有国家都呈上升趋势，但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却未必和劳动力比重的上升同步。

4．贫困相关理论

贫困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贫困主要反映的是维持生活与生产的最低标准，这个概念仅仅指物质上的贫困，而不包括精神方面的贫困，处于这种贫困状态中的人所追求的是物质生活上的满足。广义贫困除了包括狭义贫困，还包括社会方面、环境方面和精神文化等方面的贫困，即贫困者享受不到作为一个正常的“社会人”所应享受的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权利。他们不仅在经济收入方面被“社会剥夺”，而且在就业、教育、发展机会、健康、生育、精神、自由等个人发展和享受方面的权利也被“社会剥夺”。

从贫困的比较来看，贫困可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是指总收入水平不足以获得仅仅维持其基本需要的最低生活必需品，包括食品、住房等。相对贫困是指个人或家庭所拥有的资源，虽然可以满足其维持生活的基本需要，但是不足以使其达到社会的平均水平，此概念是建立在将穷人的生活水平与其他较为不贫困的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相比较的基础之上的。绝对贫困是相对的，而相对贫困是绝对的。

贫困问题不仅存在于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贫困现象，因此，反贫困是当今世界各国都面临的共同课题。从全球范围来看，反贫困的概念主要有以下三种表达形式：一是减少贫困，即从减少贫困人口的数量的角度来界定反贫困的行为过程；二是减缓贫困，即从贫困人口的贫困深度的角度来反映反贫困的行为过程；三是消除贫困，反映了反贫困的目的性。

（1）贫困的衡量标准

贫困线又称贫困标准，是衡量个人、家庭或某一地区贫困与否的定量化界定标志或测定体系，即采取什么样的标准将贫困人口与其它人口区分开来。它通常是以社会公认的最低消费水平和人均收入状况计算的，因此它要受到各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即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应有不同的贫困线标准。^[5]目前国际上采取的贫困线是以家庭成员人均消费来定义的，穷人被定义为那些生活低于某个特定值的家庭，如低于1美元或2美元一天，或低于全国规定的一个特定值。现在很多国家都是采取世界银行的贫困衡量标准，即每天消费低于1．25美元的人群被定义为贫困人群。

服务业对降低贫困具有积极的影响。首先，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这主要是以人均GDP来衡量的，近几十年来，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为GDP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人均GDP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直接提高了人们的收入，使大部分贫困人群脱离了赤贫。其次，服务业能吸纳大量的就业，服务业是劳动力的蓄水池，尤其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带来巨大附加值的同时，也促进了服务业其它部门以及其它产业的发展，为贫困人群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间接减少了贫困人口。最后，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间接增加了贫困人群的可支配收入，基本保障了贫困人群的生存、健康与发展。

（2）服务业与收入提高

当家庭的收入处于社会定义的商品和服务的底线之下时，就产生了绝对贫困，如果所有家庭的收入都处于底线水平之上，那么绝对贫困就消除了。因此，绝对贫困可以通过增加家庭的实际收入来消除，这是以人均GDP来衡量的反贫困战略。蓬勃发展的服务业几乎悄无声息地渗透到了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主要表现在其对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上。如在印度独立之初，服务业仅占国民收入的31．8%，1991年占比就上升至45．2%，又在近10年内迅速上升至56．7%，已经超过了农业与工业占比的总和。正如印度储备银行曾指出的，当工业和农业的表现都相对不佳的时候，正是服务业使GDP在90年代保持了6%左右的增长率，因而服务部门已经成为印度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门，特别是在过去十年时间里更是如此。^[6]服务业不仅主导了印度整体经济的增长，其劳动生产力也高于工业领域。印度经济增长的经验说明，全球性的服务业革命——由服务业主导的快速经济增长和脱贫——已经有实现的可能。印度人均GDP增长率与服务业的年增长率的趋势基本保持一致，这表明在服务业快速发展的年代，印度的人均GDP也随之增加，也就是说，服务业在增加人均收入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部门工资增长的情况来看，印度近几年服务部门的工资增长高于农业和制造业。21世纪初期，当制造业的工资在不断下降的时候，像基础服务、贸易、交通甚至是乡村的金融服务的服务部门的工资都得到了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