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的起点

随着中国贸易顺差的不断累积及其双重影响的日益显现，理论界对该问题日益关注，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多。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主要集中在分析中国贸易顺差的特点及其影响、顺差积累的成因，并探讨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的路径等方面。本文对现有研究的状况进行梳理和简要评析，以期获得有关中国贸易顺差问题研究的清晰脉络，从而为本文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建立平台。

（1）贸易顺差的规模、结构和可持续性的研究

①贸易顺差的规模。不少研究认为中国的贸易顺差过高了，应该采取措施解决激增的贸易顺差（沈丹阳，2006；余永定，2007；谭雅玲，2007；李应振，2007；王伟，2009等）。余永定（2007）认为“中国在人均收入世界排名第128位的同时，成为世界第三大资本输出国（资本输出量=经常项目顺差量），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一种合理的现象。”“双顺差”最多是一种次优解。也有部分学者提出了相反观点。李石凯（2006）采用贸易顺差对进出口总额的比率，以及贸易顺差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两个指标，测度了1994-2004年中国的贸易顺差的相对规模，做出中国相对贸易顺差指标处于较低水平并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的判断。张旭宏（2006）认为中国2002-2004年的贸易顺差规模不大，小于德国、日本等国家，考虑到服务贸易逆差和资本项目的不稳定性，维持适度货物贸易顺差，对保障国民经济的安全稳定和持续健康发展是有利的。徐婧（2007）比较了1996-2005年世界货物贸易主要国家的贸易差额系数，其中中国贸易差额系数基本在10%以下变动，平均值低于德国和日本。杨正位、柴海涛（2007）认为中国贸易不平衡度相对偏小，即使某一天上升到20%，在世界贸易史上也属平常。问题是顺差绝对额较大，且主要集中在美国。

②贸易顺差的结构。许瀚文（2008）、张旭宏（2006）、史德信（2004）、张玉和（2007）、崔海霞（2007）等人的研究认为，中国贸易顺差的结构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加工贸易顺差与其他贸易逆差并存；二是对美欧顺差与对周边地区逆差并存；三是劳动密集型产品顺差与初级产品、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逆差并存；四是贸易顺差高度集中于粤、浙、苏、鲁、闽五省，尤其是粤、浙两省；五是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为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贸易顺差的可持续性。中国近几年快速上升的贸易顺差是否可以持续，对此问题学者之间存在很大分歧。崇曦农、刘晶（2008）认为，要素市场扭曲是导致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因此，随着要素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加工贸易将会逐步转型，贸易顺差将会逐渐下降并稳定于收支平衡略有盈余的长期均衡水平。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罗奇（Steven Roach）认为，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会受到美国经济长期低增长的影响，导致出口对GDP的贡献不断下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贸易顺差将会长期维持。王信（2004）的实证研究认为幼老年赡养率与对外贸易差额存在负相关，而中国中青壮年为主体的人口年龄结构在短期内不会改变，由此，中国的贸易顺差将长期存在。张家胜、祁春节（2007）认为，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和国内投资过度扩张、贸易品生产相对过剩与公共品供给不足，以及国民储蓄超过国内投资，是中国贸易收支顺差的直接原因，而人口红利、大规模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地方政府行为扭曲、金融抑制等因素，决定了中国贸易顺差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具有可持续性。侯金良（2008）指出若中国GDP继续保持8%的增长势头，政策调整将会使一般贸易的比重上升，并接近加工贸易水平，加上中国承接世界产业转移的能力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显示出的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等因素，将会使中国的贸易顺差保持持续性。

（2）贸易顺差巨额累积的成因研究

关于中国巨额贸易顺差形成原因的研究很多，概括来说主要有以下观点：

①以外商直接投资为基础的加工贸易模式。余永定（2006）的研究认为，中国的比较优势和外资的主导作用决定了中国在国际生产网络的价值链条中所扮演的加工者和组装者的角色，中国在国际生产价值链中的这种地位决定了加工贸易必然是创造贸易顺差的贸易，随着加工贸易在中国贸易中所占份额的不断上升，中国经常项目盈余持续增长。许少强（2007）利用1985-2006年的相关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加工贸易与经常项目顺差之间高度相关，相关系数达到0.9574。桑百川（2007）的研究表明，中国贸易顺差的根源在于外商直接投资，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是通过加工贸易的形式增加贸易顺差的。宗建亮、熊豪（2007）指出中国贸易顺差有着明显的“投资驱动”迹象，而且国外投资对贸易顺差的驱动作用更加明显。

②国内需求不足。余永定和覃东海（2006）的研究表明，国内储蓄投资缺口与外汇储备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尼古拉斯·拉迪（Nicolas Lardy，2006）从内需角度指出中国家庭消费水平过低、内需不足是引起出口不断扩大和贸易巨额顺差的主要原因。成蓉（2007）和于淑静（2007）认为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是因为居民的高储蓄，由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居民进行预防性储蓄，出现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额，从而出现经常项目顺差。成蓉（2007）还列出了中国以中青壮年为主的人口结构使得储蓄倾向较高的同时，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没有适应社会需求结构变化，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偏好制约了投资需求，资本市场不发达等原因。许少强（2007）运用中国1985-2006年的相关数据，发现储蓄投资缺口与经常项目之间高度相关，相关系数高达0.9537。

③经济政策引致贸易顺差。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对外贸易、外资以及汇率等经济政策引致了大规模贸易顺差。美中经济安全委员会（USCC，2004）指出，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重商主义工业政策和外商直接投资（FDI）政策。余永定（2006）阐述了企业吸引外资（特别是直接投资）并不是用于进口资本品，而是把通过FDI获得的外汇卖给央行，再用人民币在本地购买资本品，其结果是FDI和外汇储备大幅增长，形成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而经常项目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仍然保持以往顺差的状态，最终导致“双顺差”的局面。唐建伟（2007）认为国内对外资长期实行的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资，并由此产生了国际收支的双顺差。隆国强（2007）指出中国贸易顺差过大是中国多年实行“奖出限入”的政策结果。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制定了扩大出口的政策，在外汇、税收、融资等方面支持出口政策的手段进一步加强，而限制进口的手段并未放松。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外国的经济政策也是导致中国顺差的重要原因。黄瑞玲、黄忠平（2004）认为，发达国家对中国进口某些产品的壁垒限制中国进口规模。

以莫里斯·戈德斯坦（Morris Goldstein）和尼古拉斯·拉迪（Nicolas Lardy）等为代表的海外学者认为，低估的人民币汇率增强了中国商品国际竞争力，是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杨柳勇（2002）运用国际收支结构的综合分析方法，指出中国国际收支出现了超前模式，认为中国提前进入债权国阶段。其主要原因是外汇缺口、储蓄缺口和国内外汇管理因素的影响。

④劳动力资源丰富和要素价格扭曲形成的比较优势。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价格低廉，具有比较优势，并直接导致贸易顺差。熊宇（2009）认为中国比较优势的根本决定因素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而彼得·恩加迪奥（Peter Engardio）等认为，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完备的产业链条，以及国内供应商之间充分的市场竞争，使中国出口商可迅速以低成本获得原材料，从而在工资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仍然具有成本优势。修巍（2008）从要素定价机制的角度，认为要素定价机制的不完善直接导致中国以廉价的投入要素吸引FDI的进入，从而导致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的双顺差。张少华（2005）则从金融抑制和金融发展的角度，提出由于中国存在“金融抑制”环境造成的融资约束问题，引致了中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的奇特现象。

⑤统计方法差异。魏琦（2005）、李卓然（2006）等分别研究了中日、中德等国家贸易统计差额，指出，就贸易平衡而言，各国统计方法的差异导致双边贸易差额的数据并不吻合，过大的差异使双方的统计数据往往不具可比性。

（3）巨额贸易顺差的经济效应

以15、16世纪重商主义者提出的“贸易差额论”以及美国经济学家马克卢普（F.Machlup）、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R.F.Harrod）等人在凯恩斯投资乘数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认为，贸易顺差可以增加一国国民收入，增加就业。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休谟（D.Hume）1752年在其著作《论贸易平衡》中提出了“铸币—价格流动机制”，认为在国际金本位制度下，国际收支可以自动实现均衡。19世纪初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Ricardo David）阐述了与休谟观点相似的“国际收支自动调节理论”。以后的弹性分析法、吸收分析法和货币分析法也阐述了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一国收支可以自动地实现均衡，从根本上否定了长期贸易差额的存在。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普遍认为中国的贸易顺差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意义。贸易顺差的积极作用在于：①有利于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促进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②贸易顺差扩大，外汇储备迅速增加，有利于增强中国对外清偿能力和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维护了国内金融稳定；③贸易顺差扩大对弥补国内需求不足，消化部分过剩产能，吸纳大量就业人口有积极意义。贸易顺差的消极作用有：①巨额的贸易顺差会导致贸易摩擦；②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③过高的外贸依存度表明中国经济的增长对外部需求更加依赖，使经济增长对外部冲击反应脆弱。④作为顺差的结果，庞大外汇储备导致了国内流动性的过剩，增加宏观经济调控的难度。⑤加工贸易形成的巨额贸易顺差导致了中国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的过度耗费，加剧了国内能源、资源和环境的矛盾。

（4）恢复贸易平衡的对策研究

①扩大内需。傅自应（2009）认为中国要实现经济的自主性增长，避免既有增长模式中隐含的风险，必须调整消费政策，扩大国内消费。艾华（2006）认为中国削减贸易顺差的前提是转变思想观念，要采取更加均衡的战略，将“千方百计扩大出口”转向“加快启动国内需求，促进外需与内需协调发展，并使中国外贸走效益之路”。

②本币升值。国内学者对人民币升值对贸易顺差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一种观点认为人民币升值会减少贸易顺差。如王庆（2007）认为，人民币升值对加工贸易项下的进口替代有削减的作用，可有效缩小由加工贸易产生的顺差，进而减少中国的总体贸易顺差。许梅恋（2008）指出，在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同时存在，且加工贸易占比更大的情况下，本币升值对削减顺差的作用将大大被削弱。另一种观点认为人民币升值不一定会减少贸易顺差，甚至可能使顺差进一步扩大。由此认为本币升值幅度较小的政策是无效的。范金、郑庆武、王艳等（2004）计算了中国中长期出口产品的价格需求弹性，指出由于弹性小于1，因此如果本币升值引起出口价格同等比例的提高，虽然出口数量减少，但是由于出口价格提高的幅度超过了出口数量减少的幅度，出口金额反而会提高。刘似臣（2007）从实证角度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后一年中对出口的影响较大，使出口增速放缓，但一年后，出口增速重新上升。张晓月、赵顺龙（2009）运用时间序列协整分析研究了1995年至2007年间人民币汇率与中国贸易收支的关系，表明中国贸易差额显著地受当年及上一年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人民币汇率对贸易的影响在中国存在“J曲线”效应，其时滞为1年。目前人民币升值对当年贸易顺差表现为促进作用，而对下一年度的贸易差额表现为负作用，但对当年的影响大于对下一年的影响，其净效应表现为人民币升值促进贸易顺差的增加。

此外，不少学者还从其他多个方面提出了解决中国贸易失衡问题的对策。如加快汇率制度改革；加强针对贸易顺差对象国的双边协调，缓解双边矛盾；在贸易逆差时，通过对投资过热行业的宏观调控，缓解市场对主要原材料、能源等相关产品的需求上升压力；改革出口退税制度；开拓进口渠道，扩大进口；适当调整出口结构，控制出口增长节奏；建立与国际接轨、统一规范的服务贸易统计制度，全口径衡量国别贸易平衡状况等（赵晋平，2004；张旭宏，2006；胡吉嵘，2007；林毅夫，2007，等）

目前，中国贸易顺差的现状已经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他们利用了实证分析或者逻辑分析等方式对贸易的规模、结构以及成因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但是，在下述几个方面的研究仍存在着不足：

（1）对中国贸易失衡成因与对策的研究

虽然许多学者所分析的中国贸易失衡的成因几乎涉及了所有影响因素，但总体来看研究比较分散，实证研究偏多，理论与实证结合起来研究的较少，且对各种影响因素的主次差别缺乏研究，难以为政府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提供明确的指向。另外，一些研究所提出的对策是否可行值得商榷，如扩大内需政策是否可以改变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和外需的现状从而改变贸易失衡的局面；统计差额夸大了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差额，但却不能改变中国贸易顺差逐年增大的事实；人民币汇率对中国贸易平衡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中国加工贸易的特点可以解释中国外贸总量持续增长的事实，却无法解释中国贸易方向失衡（对欧美国家顺差和对周边国家逆差的并存现象）；对中国巨额国际贸易顺差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关系也缺乏进一步的定性与定量研究。

（2）对贸易结构调节的研究

国际收支平衡是宏观调控的四大主要目标之一，但是，贸易总量平衡的调节，是应在国际收支平衡的框架内进行调控，还是单独作为调控的目标上缺乏研究。另外，学术界对贸易总量波动和贸易结构变化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机制研究不足，由此也就缺乏有关贸易总量调控和贸易结构调整政策对于解决贸易不平衡的效果的比较研究。

（3）贸易失衡的适度规模和判断标准

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沙特等许多国家都存在长期的贸易失衡问题，但贸易失衡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并没有造成多大的损害。一些学者的研究，通过比较各国的净出口额/贸易总额和净出口/GDP指标，认为中国的顺差规模适度，却忽视了所比较国家的发展阶段差异和国情差异。而另外一些学者仅凭经验的判断认为中国的顺差规模过大，却缺乏有力的理论依据。因此，根据当前的研究成果，难以确定贸易顺差的适度规模，也就不能为政府决策提供理论和实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