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给自足的生产和生活都是简单的，可以与他人老死不相往来。但是，当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带来剩余产品以后，情况便发生了变化。有了剩余产品，就要与人交换，就要与人打交道。要交换，就要决定交换什么，与谁交换，在哪里交换，以什么比例交换，交换出了问题怎么办，等等。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投机取巧甚至坑蒙拐骗，往往使得交换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人们渐渐发现，与人打交道并不容易，交易并不容易，交易并不能瞬时顺利完成。在当代，社会经济结构更加复杂，经济竞争更加激烈，机会主义行为更是令人眼花缭乱，交易范围扩大到全世界，交易难度大增。显然，所有交易都是要耗费时间、人力和物力的，即交易是有成本的。
进行经济交易或做买卖，总得决定跟谁做买卖，在哪里做买卖，什么时候做买卖，以什么条件做买卖，有了纠纷怎么办，等等。一般说来，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的成本，讨价还价的成本，订立交易合同的成本，执行交易的成本，监督违约行为并对之制裁的成本，维护交易秩序的成本，等等，所有这些成本，就是交易成本。
歪脖子
在目前中国社会，跑是最充满动感的字之一，也是搅乱社会秩序与百姓生活的一项活动。上幼儿园要跑，上学要跑，工作要跑，市场要跑，地要跑，钱要跑，项目要跑，案子要跑，官儿要跑，居然政策也要跑。跑，意味着要借助法外力量、依靠人际关系来达到利益目标。跑字的结构含义奇妙。“足”字旁意味着，有困难，有所求，仅仅在家坐等天上掉馅饼是不行的，必须腿脚勤快，积极寻找机会和关系。“包”字旁意味着，仅仅腿脚勤快只是必要条件，事情能否办成，目的能否达到，还要看充分条件是否具备，那就是“包”,即你为能给你办事儿的人准备的“包”的大小以及其中装了些什么。
跑的过程所耗费的金钱、时间甚至尊严，都是与人打交道时所发生的成本，也可称为交易成本。大千世界错综复杂的关系，可以归为两大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所发生的费用，称为生产成本，而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所发生的费用，则称为交易成本，或者说，社会经济活动中一切非生产性费用都是交易成本。如果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过度管制和干预，政府机构叠床架屋，办事程序繁琐复杂，官僚主义作风，等等，就会让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并将大大地增加交易成本。
一般说来，交易越复杂，人的机会主义倾向越强烈，官民越是不按规矩办事儿，其他条件不变，则交易成本越高。但是，交易成本是一种虚耗和浪费，尽管其中有些是按“劳务收入”计入GDP的。“我们所付出的许多成本是计入GDP的……这样创造的GDP实际上是一种浪费。”（姚洋，2005）鸡鸣狗盗之徒猖獗，于是，家家都装防盗门安全网，恨不得把防盗门做得1尺厚。这样一来，钢厂和门厂生意火了，GDP增加了，可这种增加对于社会成员的福利有何意义？企业偷排废气废水，其成本降低，利税增加。清理污染河流所用活性炭越多，相关企业产值越高。污染导致的病人越多，病得越严重，医院收得钱也越多，则GDP越高。这种GDP的增加又有什么实际意义？一个社会的交易成本越高，意味着越多的稀缺资源被消耗于交易过程之中，用于人与人的彼此防范或相互协调，其他条件不变，它所能生产和消费的物质财富就越少。“……走进西方的一家超级市场，按照习惯，我们是不打算偷一瓶矿泉水喝的，因为那太违背当地约定俗成的规则了。如果大家都没有这个打算，那么，超级市场就可能减少保安人员和相应的开支。这样，在一个西方国家的GDP统计里，由于这类约定俗成的行为习惯，就减少了一项‘收入’。依此类推，一个西方国家GDP的4%的增长率，就可能等价于我们中国GDP的12%的增长率。”（汪丁丁，2005）
此外，“技术进步对于交易费用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一方面，技术进步可以产生诸如新的有效的度量方法使交易成本降低；另一方面，技术进步意味着更复杂的商品会提高交易成本……在发达的工业国家，技术进步的净效应是提高了交易成本。”（埃格特森，1990）
交易成本的高低，也可以用于对不同组织和制度的优劣进行对比判断。一般说来，一种组织和制度的交易成本越高（低）,则它的竞争力越弱（强）,效率越低（高）。事实上，交易成本过高，不堪重负，正是某些企业或体制最终走向崩溃的原因之一。例如，与法治相对的人治，其实就是社会治理的“手工操作”。随着社会复杂度的提高，五花八门的政府机构不断增加致叠床架屋，人手不断增多致十羊九牧，且公权力掌握者在职务待遇上没有退出机制，一旦搭上奢华舒适的职务待遇便车就再不下车，其各种基本待遇一直保持到死亡为止，社会治理的交易成本不断攀升，终有一日，政府财政不堪重负，公众忍无可忍，可能导致颠覆性社会后果。
“资本主义的各种经济制度的主要目标和作用都在于节省交易成本……如果不把节省交易成本置于重要的中心地位，就不可能对资本主义的各种经济制度做出准确的评价。”（威廉姆森，1985）制度设计的目的之一，就是遏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增强人们行为的可预见性和彼此的信任，促进和扩大合作，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并将更多的资源由交易领域转向生产领域，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因此，完善法制，推进法治，约束公权，凡事按规矩来，疏通交易管道，扩大交易平台，强调机会均等，讲究诚信，最大限度地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将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并增进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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