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宾的财政与经济发展关系理论

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 1918-　）是新古典综合学派的代表人物，曾任教于哈佛大学，后又转到耶鲁大学任教，他还担任过总统的经济顾问等职，并在198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托宾在经济计量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他的突出成就在于资产选择理论和货币的经济成长论。此外，他还对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和许多政策主张进行了修改和补充，是新古典综合学派的中坚人物。他的主要代表作是三本经济学论文集，分别是：《经济学论文集：宏观经济学》（1971）、《经济学论文集：消费和经济计量学》（1975）、《经济学论文集：理论和政策》（1982）等。

从托宾对经济发展与财政的关系的理解上来看，托宾是赞成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托宾与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兴起的货币主义流派与理性预期学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他反对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对政府干预所持的无用论的态度，积极鼓吹自己的稳定经济的政策。在托宾看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功能始终灵敏的论调显然是不符合客观现实的，短时期内市场失灵是常有的现象，为此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经济萧条下的大量失业不仅对当期的国民收入造成很大的损失，还会影响到下一期的储蓄、投资、资本的形成等，对它们带来更多不利的效应，因此，托宾认为不仅要实施凯恩斯主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混合使用的需求管理政策，还要实施工资指导政策、收入政策、劳动力市场政策等，以对付经济滞胀的局面。托宾曾在他的专著《资产积累与经济活动》一书中，阐述了他对于宏观经济理论的一些观点。他是从纯理论的角度来进行考察的。与此同时，他对理性预期学派及其主要的观点进行了批判。

自哈罗德提出经济增长模型以来，又有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了各自的经济增长模式。托宾在1955年和1965年先后发表了《动态总体模式》和《货币与经济成长》的论文，建立起了他的货币的经济发展理论。之所以称为货币的经济发展论，是因为托宾强调货币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以往的经济增长模型均是以实物经济为基础展开论证的，这也是托宾的经济增长理论的特别之处。后来有经济学家帕廷金和H·G·约翰逊等相继发表论文对托宾的经济增长理论加以改进，形成了“新古典货币成长理论”。为了更好地理解托宾的经济增长理论，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他的与此有关的一些观点，以便对此问题有一个系统性的、全面的认识。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宏观理论和政策开始受到质疑，宏观经济学出现了危机。危机的原因在于一些经济学家们认为宏观模型的行为方程的前提是不正确的，即它不是严格地从微观经济主体最优化行为和市场出清这两个前提推导出来的。对此，托宾指出，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把存在着超额供给和需求的成交价格作为既定的前提，在这种情况下考察最优化的经济主体如何使供给和需求趋于平衡，也就是市场的出清是通过数量的调整完成的，而不是通过价格的调整。托宾认为在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存在着超额供给的场合，由于“实际余额效应”，凯恩斯主义的乘数和IS—LM模型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另一种解决办法就是由理性预期学派提出的，他们主张假定经济行为主体有理性的预期以及连续的市场出清。托宾通过重新考察实际余额效应，对有伸缩性的名义价格能否和怎样导致市场出清问题特别是消除过剩的劳动供给问题作了回答。

庇古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完全竞争市场上，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就必然可以消除劳动和其他生产资源的超额供给。庇古是这样论证的：当存在失业以后，货币工资会降低，这将降低产品成本，从而使物价下降，这样，公众手中的货币资产能购买的实物资产增加了，即由一定的货币（现金余额）代表的实际余额相应增加。由于公众财富的增加，他们就会增加消费，从而刺激生产，增加就业，一直到实现充分就业。这就是庇古效应，或称实际余额效应。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否定了庇古的结论。他认为即使存在着失业，货币工资也不会相应下降，即使能够下降，实际工资不会降低，实际的总需求也不会增加，从而不可能增加生产和就业。托宾则指出，在凯恩斯的宏观理论中，其实也存在着庇古所说的实际余额效应。他是这样来解释的：当失业导致货币工资和物价下降后，实际上一定量货币的实际价值增加了，这样，用于日常交易所需货币量减少，而用于投机动机的货币可以相应地增加，由此会带来利息率下降，从而刺激生产和就业的增加，这可以称为由实际余额增加带来的“凯恩斯效应”。因此在凯恩斯的宏观模型中，非充分就业均衡的存在必须以流动性陷阱来解释，即由于流动性陷阱，投资的扩张就会受到限制，这就会出现因有效需求不足带来的非自愿失业。

在此基础上，托宾进一步得出了资产选择的投资效应，也被称作托宾效应。托宾指出，当实际余额相应增加以后，除了产生上述的庇古效应——实际财富的增长促进消费等的增加和凯恩斯效应——利息率的下降刺激了投资和生产的增加以外，根据资产选择理论，还会产生一种新的效应。因为人们会发现他们比以前更加富有，从而增加消费、减少储蓄，而且人们会发现他们增加的总财富中以货币形式拥有的份额相应增加，这样，他们就会转而购买股票或其他实物资产，从而使股票价格上升，企业的投资活动增加。这就是资产选择的投资效应。托宾进而总结到，庇古效应打破了通货紧缩与货币政策的对应关系，而凯恩斯则主张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减少税收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达到与庇古所说的通货紧缩同样的效应，而且还使得公众持有的货币资产存量相应增加。

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托宾论述了他的货币创造国民财富的理论，即其著名的货币的经济增长理论。托宾的观点是：货币本身能创造国民财富！对此观点，很多人抱有怀疑。在一般人的概念中，国民财富是实际的生产性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仅仅像庇古所说的通过增加每一单位货币购买力或是像凯恩斯所说的扩大政府支出、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是不可能创造实际的财富的。托宾却不这么认为。他首先假定货币由国家统一发行，是一种外在因素，货币作为实际现金余额和实物资产构成了人们的净财富。当价格不变、人们手中的实际现金余额增加时，就意味着人们净财富的增长。因此，人们手中持有的实际现金余额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很重要的，比重越大，人们的净财富也越多。当这一比重保持不变时，实际现金余额将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同比例地增加。这种增加部分的现金余额，不仅给个人提供了更多的价值，由于它使得交换更为方便，因而同样也给一个国家提供了更多的价值。在这样的场合下，货币本身对一国财富的贡献可能取决于它的总量。托宾又将这种实际现金余额区分为用于消费和用于储蓄两个部分。他指出在前面所说的特定的情况下，追加的货币资产——用于消费的和储蓄的两部分——就会使原来闲置的未加使用的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资源获得使用，从而使生产和就业增加，这样，增多的货币就使得潜在的生产能力变成了现实的国民财富，这就是货币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托宾同时还指出，资本—产出比率是可以变动的。当资本—产出比率不能适应一国经济均衡稳定增长的要求时，政府就应该加以干预，使之能够符合期望的资本—产出比率值，干预的措施就是采用货币政策，通过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来进行。

托宾的货币的经济增长理论将货币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来考虑有一定的创新，但这也是其理论上的缺陷。他将一国经济增长视为可以脱离物质增长的基础，将重点完全放在货币因素上是不全面的，由此可能产生的一国货币发行越多则经济增长会越快的结论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托宾批判了理性预期学派关于货币政策的错误命题。理性预期学派认为政府的政策只有对实际变量产生作用时才会有用，不管政府增加了多少货币，名义价格同比例上升，相对价格仍然不变。托宾指出，当人们预期到通货膨胀率将上升时，至少货币资产的实际收益率将下降，并影响到其他资产的实际收益率，进而改变相对价格和产量。理性预期学派关于连续的市场出清的论点，在托宾看来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托宾还论述了政府财政赤字与资本积累的关系问题。这涉及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政府的财政赤字能否吸纳私人储蓄？公共债务是否会减少私人对生产性资本存量的需求？政府当前的支出会转移给子孙后代吗？对这些问题，货币主义者和理性预期学派给予了否定的回答。托宾则指出，凯恩斯主义认为，减税和增加政府支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会扩大总需求，从而使得产量和就业增加，并引起价格的提高。也就是说，在非充分就业的条件下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取得实际效果，因为赤字吸纳了私人的储蓄，而这种储蓄在缺乏足够的私人投资的情况下会因为收入的下降而消失掉。据此，在长期的充分就业的条件下，政府用赤字的办法开支以满足对一些财富的需求，这取代了一些资本，按照李嘉图的等值原理，赤字开支在短期内是无效的，在长期内则是无害的。托宾指出，李嘉图认为物价水平的下降在增加政府公债的实际价值的同时，租税负担的实际价值也在增加，这是事实。不过凯恩斯主义是支持庇古效应的，即居民持有政府公债因财富的增加会增加消费支出，这大于将来的纳税人因税负增加而减少的消费支出。总之，托宾认为，从长期来看，通过发行公债来弥补财政赤字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占资本存量；但从短期来看，用发行公债代替征税的办法来扩大政府支出可以刺激当前消费，从而扩大总需求，增加产量和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