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业生产成本与渔民生活

渔民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生产成本除了负担船只自身的运营费用外，还包括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向鱼行、公所、政府，甚至海盗缴纳的各种税费与保护费。就渔民个体而言，其支出见图7-2。

图7-2　20世纪30年代舟山渔民支出分布

资料来源：李士豪：《中国海洋渔业现状及其建设》，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81—183页。

渔伙工资连老大在内、船钞、网具费、修船费、公所会费、饭食费（以全家五口计算）、船伙食费（以四人五个月计算）、衣服费（每人每年5元）、交际费（亲友应酬及赌博消费）、婚丧费（平均每人八年一次，每次250元）、住房修理费（以自有房屋三间计）、借款利息（以每年300元月息2分计）、杂费（子女教育费在内）。在这些支出中，除了杂费以外，其余的支出可以分为两类：用与渔业生产本身的支出，用于渔民日常生活的支出。前者包括：渔伙工资、船钞、网具费、修船费、公所会费、船伙食费、借款利息；后者包括：饭食费、衣服费、交际费、婚丧费、住房修理费。根据20世纪30年代政府对舟山渔民的调查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各种支出的比例关系。从图7-2中，我们可以看到，渔业生产本身的支出占到总支出的一半以上甚至2/3，而用于子女教育的支出则相当微小。

渔民生产成本包括渔民生产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两类。前者由渔伙工资、船钞、网具费、修船费、船伙食费组成，而后者包括公所会费与借款利息。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的是公所会费与借款利息这两项间接费用。公所会费其实是有渔业公所所征收的运营费用及由渔业公所所代收的其他费用。而借款利息指的是渔民在从事渔业生产过程中向鱼行的借款所要支付的利息。对于这两项渔民支出，我们可以从渔业公所与鱼行这两个渔业组织入手并加以分析。

（一）渔业公所

民国时期政府渔业税收相当部分是通过渔业公所来征收的。这一时期政府征收的渔业税收主要包括渔船牌照费、渔船进出港口的报关费用和沿海护渔水警费。

牌照费从清末宁波举办渔团的时候开始征收，初期主要是为了方便管理渔民。到民国时期，牌照费按照渔船的大小征收，梁头8尺以上者为大号，收费2元；7尺以上者为中号，收费1.5元；6尺以上者为小号，收费1元。张謇举办江浙渔业公司时，按照渔汛时间征收。每年以四五月为旺月，余皆衰月。旺月每船完纳税银5两。孙传芳统治时期按照渔获物收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建立江浙渔业事务局，按渔获物价值的5%征收渔税。实际的征收情况是：渔获物每担作价8元，征税2.5%；每条渔船征税30元；冰鲜船进上海、宁波港的报关费每船15元。1927年11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以财政部名义公布《修正江浙渔业事务局章程》，仍规定按渔获物价值的5%征税，以县为单位征收。而作为宁波最主要的渔获物销售地的上海，渔船进出上海港口的课税是非常繁重的（见表7-3）。

表7-3　抗战前上海口岸渔船捐税

资料来源：李士豪：《中国海洋渔业现状及其建设》，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95—196页。

为了保障渔区的安全，清末以后沿海地区就一直存在着护渔船队，负责管理渔民、缉拿海盗。北京政府时期，正式的渔业警察成立，进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这一组织更加规范。按照1931年6月25日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公布的《渔业警察规程》来看，渔警的主要任务是：缉拿海盗，保护渔民安全；维护和执行政府“保护水产繁殖或取缔渔业等命令”和法规；制止越界捕鱼者；接收“测候报告”，“如系暴风并应用紧急信号警告渔民”。按照《渔业警察规程》的规定，渔民请求警察保护，要承担水警费。“呈请渔业警察官署派遣巡船或巡检保护，前项巡船或巡舰在保护期内一切费用由渔业公司担任之”。而这些钱最终是由渔民来承担的。例如，江浙两省水上警察派舰保护渔船，每次都要由申请保护的渔帮，交纳煤及士兵津贴费二三千元。而有些地方是按照船只大小征收的。

渔业公所自身征收的杂费包括专护费、栈费、码头费、公会费、公川费、公益费、保险费等一二十种（见表7-4）。其中一部分费用确实用在了保障渔业海上安全的支出上，但总体而言，渔民的生产成本和负担也因此加重。

表7-4　宁波各渔业团体抽收捐税

资料来源：李士豪：《中国海洋渔业现状及其建设》，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92—193页。

对于渔业公所，渔史专家李士豪颇有微词，他认为此种公所，“表面虽为渔民组织，然渔民知识幼稚，实际常为豪绅渔棍操纵其间，勾结官厅，从中剥削渔民，利未见而害已随之。其后政府公布渔会法，公所制度，已成为非法组织，但仍散存各地，隐具势力。国民政府成立后，各处渔会组织，渐次发展，社会上反对声浪，亦颇为猛烈，故此种团体，已稍削其活动之力量。今浙江方面，除有一二改为合作社外，余均如旧，他省则久已不闻公所之名矣”^[1]。据《实业统计》所载，浙江沿海的上述公所，一直在沈家门、鄞县、温州等地活动，向各种渔船抽收名目众多的费用，成为渔民负担最大的非法杂课机构之一。^[2]

（二）鱼行

鱼行，《汉语大词典》的解释为贩卖鱼的店铺，它从渔民手里买来鱼货物放在市场上贩卖，是连接渔民和消费者的纽带。唐宋时期就有鱼行的存在，清末民初时期，鱼行发展尤为迅速。在嵊泗列岛，据有关资料记载：“30年代上半期，崇明县属嵊泗列岛中仅嵊山一地就有鱼行14家，沈家门鱼行4家，福建帮鱼行5家，台州帮数家，渔汛过后则各回原籍。30年代后半期，崇明县属嵊泗列岛和泗礁两个小岛就有鱼行36家。”^[3]据1936年朱海通的调查，宁波镇海县有鱼行20家，总资本达18.5元，营业额为118万元（见表7-5）。

表7-5　1936年宁波镇海鱼行统计

资料来源：朱通海：《镇海县渔业之调查》，《浙江建设月刊》1936年第4期。

民国时期宁波海洋渔业的销售主要由旧式鱼行和官商合办的鱼市场所控制。鱼行利用自己特殊的地位，游走于渔民和消费者之间牟取利益，其经营方式主要是两种：一是借贷给渔民并控制水产品专卖；二是征收各种杂费。

当时渔民的生产和生活资金，绝大多数是需要向鱼行借贷的。鱼行借此取得利息及渔获物的专卖权，由此得到双重高额的收益。同时，鱼行在回收鱼货物的过程中，还采取压秤、压价等形式剥削渔民。宁波鱼行剥削渔民的方式主要由以下几种：一是采取预支给渔民款项（称为行头）的办法，取得专卖权，任意操纵鱼价；二是收取佣金，沈家门鱼行一般向渔民收5%内佣，向冰鲜船收10%外佣，而镇海鱼行也大致如此，绝大多数为10%，少部分为5%（见表7-6）；三是巧立名目收费，如公益金、公积金各3%；四是埋称欺骗渔民；五是拖欠付款，甚至歇业倒闭，逃避、赖账。渔民称鱼行为四六行，即渔民只能得到渔获价值的40%，鱼行和冰鲜船等则得到60%。^[4]

除巧立名目收取各种杂费外，鱼行还代替其他收费机关收费，从中扣取手续费。兹将浙江省鱼行收取各种规费的情况列表如下（见表7-6、表7-7），从中可以窥见一二。

表7-6　浙江省行商抽收规费一览

资料来源：张震东、杨金森：《中国海洋渔业简史》，海洋出版社1983年版，第90页。

表7-7　鱼行代扣鱼商各种费用名目

*：原文空白。

资料来源：张震东、杨金森：《中国海洋渔业简史》，海洋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

从上述表中可以看出，鱼行向渔户取鱼时，不仅压价剥削渔民，以99元充100元，还利用一些莫名的由头来收取各种费用，如为神献供，每年扣取上百万的费用，实则中饱私囊，借敬神之名而肥私。对于当时鱼行的这种经营方式，受其剥削的不仅仅是一般渔民，还有相当部分的渔业公所。1930年初，对于鱼行要进一步增加佣金的行为，各渔业公所群起反对。1930年2月28日和3月2日，《申报》报道了双方“口水之战”：

戊辰社云，宁台鱼商为各鱼行增加佣金事，昨发出节略，请各界援助。其文云：窃我冰鲜鱼商，常在嵊山岱山等处洋面，贩运鲜鱼至沪甬等处，分投各鱼行代为出售。上海之敦和公所各鱼行，对我鱼商售出之货价，照向例扣取佣金，名目繁多。先扣九九，再于九九内另扣九八八，由九八八再扣九三，名曰行佣。又另扣一厘，名曰栈力。其尤不近情理者，各行所组织之公所，其经费不由各行负担，而一并取给于鱼商。在上列行佣栈力之外，再扣一厘曰公川。故鱼商应得之货价，每百元仅收得九十元零三角。民国十五年，各行借口于生活增高，开支浩大，又加行佣一分，由是每百元只收到八十九元七五三矣。嗟我鱼商，小本营生，出没重洋，冒风险又冒盗险，因无智识无团结，任人宰割，忍痛而已。乃各行尚不知足，本年二月起又突加行佣一分，据云业已呈准社会局。我鱼商忍无可忍，不得已始为最后之挣扎。谨述反对理由，唯我仁人君子，垂怜幸察。第一，各行此次加佣，复以生活增高为词，不知十五年业经加佣一分，计各行共同□入，较十五年以前，每年可增至十万元左右。相隔仅三年，忽又加佣，在鱼商何能忍受。且生活增高，不仅各行为然，鱼商亦感生活增高之痛苦，不特无可取偿，且须对各行新增负担，于情于理，宁得谓平。此不能承认者一。第二，数年来，因日本鱼货侵入市场，鱼商多半耗折，此有事实可证，即各行亦知之甚悉。今以每鲜船营业四万元计，每年加佣之损耗，即须骤增四百元。鲜船除折耗者外，即幸而获盈，每船亦不过三五百元，然则我鱼商尚有不折耗之希望乎？此不能承认者二。第三，鲜船营业，以每年九月至次年八月为起讫，领用行本，招雇伙友，均自九月始，营业继续与否，亦以此时决定。各行加佣，如在上年九月以前宣布，则我鱼商对于继续营业，是否合算，尚有自由审量之余地。今事前绝不宣布，朦禀官厅，以为取盈之计，使鱼商欲进不能，欲退不可，非听其一网打尽，别无办法，迹近诱骗，此不能承认者三。第四，各业公所，其开支由各业自行负担，上海一埠，无业不然。今敦和乃取给于鱼商，使鱼商负担意外之义务。自抽取公川，迄今十余年，以每年万元计，我鱼商对敦和公所负担，殆逾十五万以上，即谓此公所为鱼商所有可也。汗血之宝，任其取求。而鱼商对公所绝无丝毫可享之权利。此一厘之公川，徒以供公所铺张迷信及各行经理每星期宴会之用，世称有被压迫阶级，殆我鱼商之谓乎。此不能承认者四。综上所陈，各行之骤加行佣，抽取公川，是否合理，可以共见。我鱼商为弱者，惟有竭诚呼吁于各界诸公之前，庶悯其艰苦被压，而赐拯救焉。和泪陈词，不尽百一，无任迫切待命之至。^[5]

阅二月二十八日申时两报所载宁台鱼商呼吁各界新闻，一则该鱼商所述各节殊多指鹿为马，有意淆惑听闻，敝公所以事实所在，难安缄默，不得不举其谬妄之点一一驳斥如下，查敝同业各鱼行对于各鱼商代客卖买所取佣金历来较之他埠同业为轻，如南京、苏州、杭州、宁波等处大都以九折、九一、九二扣佣不等，此外如本埠各业行商所取佣金亦率在九折、九一、九二之间，惟敝同业则深知鱼商之困难，故以九三取佣，勉忍痛苦支持有年。近因生活高昂，开支激增，实处于无可弥补之境，不得已始酌加佣金一分以资挹注，此敝同业所以加佣之缘由也。至该鱼商谓取佣名目繁多，如先扣九九，再于九九内另扣九七七（原文误指九八八）云云，殊属附会之至，查是项折扣系属鱼商方面船伙及鱼客向例所回取，名之曰插花、打篙、拔舵、轮川以及全船伙友之酒饭等项，所有扣折之款作为供给鱼商上项之用，并非行家所取，不过代为经手而已。若言栈力一厘系渔船上货时劳动栈司苦力之工资，向来出自鱼商自愿，亦非行家所取。总之敝同业除九三改为九二扣佣外，有实无其它繁琐之名目，此其可驳斥者一也。又云民国十五年间又加行佣一分之举，假使确有是项加佣，则合诸此次所加，以向例九三计之，何止九二之数，其为捏词可知，此其可驳斥者二也。更就生活增高而言，既同处于环境之中，固彼此皆然，殊不知佣金至此始加而鱼价则早已逐渐增长，今独以生活同感增高为辞而不计鱼价之收入，亦已今非昔比，责人何厚，责己何薄？此其可驳斥者三也。所指抽收公川一厘而论，查上海各业公所，无不以同业营业经售项下抽收之，即他埠亦然，况敝公所对于鱼商方面所抽者不过一部分而已，此外非鱼商客货如本行行货以及本行自设庄客与自营渔船亦属同样抽收，何得谓完全抽自鱼商乎？是项公川年以拨充公费用尚属不敷，甚至负债累累，均有各行垫借，亦可谓至公无私者矣，至鱼商出此一部分之公川公所固亦尽一部分之义务，如疏浚江岸淤泥，设置带缆巨椿以利渔船停泊，雇佣码头巡丁巡查偷窃鱼货，复于停泊渔船距离之处装兜棕网以预防船伙失足落水之患。凡此种种设施莫不需巨金，今乃谓鱼商对公所绝无丝毫可享之权利，试问上述各项是否为鱼商所享受者乎，此其可驳斥者四也。综观原文，架词虽工，事实难逃，如上所述，敝同业此次加佣是否为取盈计抑系不得已而出此，当能邀各界之明鉴也。^[6]

当然，仅根据以上两则通电，孰是孰非难以辨别，但重负之下的渔业行业困境可见一斑。

民国时期渔民的生活状况和晚清相比并没有大的改善，相反随着海洋渔业人口的增加和渔业资源的相对减少，加之外部渔业环境的恶化，这一切导致宁波沿海渔民的生计一度陷入困境，乃至不少渔村开始破产。为此，30年代前后政府当局为改善渔业生产与渔民生计也做出了一些努力。

（一）渔民生计

随着民国时期海洋问题被关注度的提高，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重视中国的海洋渔业问题，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不少沿海渔业的调查报告先后问世，使我们对这一时期的宁波沿海渔民状况有了比较真实的了解。

对宁波沿海渔业的大规模调查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30年代先后有较大篇幅的鄞县、镇海及定海渔业调查问世。就镇海而言，“滨海渔民，勤勉敏捷，不惮劳勤，操舟海外，所得颇丰。但于渔隙之时，则多沉湎于酒，或从事赌博，此为各地渔民一般之恶习，非独镇海如是也。民风崇尚俭朴，而迷信颇深，对于卫生，尤所忽视。近年来因时与外界接触，俭朴之风，不如往昔，而渐趋奢华矣”。就渔业经济发展状况而言，“昆亭至合岙一带，因养蛏业颇为发达，每年收入甚丰，总计出产达六七十万金，而以合岙为最著。近年来因潮流关系，海水盐分增多，致合岙、慈岙养殖之蛏，多数死亡，渔民经济大受所困，渐趋窘迫，而昆亭尚足维持原状。经营沿海一带杂渔业者，其所得仅足供全家之温饱。蟹浦流网渔业，近年来因遭海匪之蹂躏，及社会之不景气，渔民经济已呈一蹶不振之势。总之，各地渔民经济之衰落，极为普遍”^[7]。

而当时宁波海洋渔业最发达的舟山，其情况和镇海也大同小异。据抗日战争胜利后的调查资料显示，舟山地区共有渔业劳动力2.5万多人，连家属在内共约10万人。陈瑛在《舟山群岛渔业现貌》一文中，记述了20世纪40年代舟山渔民的生活。现将该文中关于渔民吃、穿、住、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文字，转录于下：

首先说吃。渔民的食物主要靠买，自己生产的很少。这是因为出渔时间多，无力多事农业生产；而且许多便于出海捕鱼的海岛，山岩荒瘠，不利于农耕。贫困渔民的收入极少，无力购买充足的食物，因而终年不得温饱。陈瑛在《舟山群岛渔业现貌》中说：“由于渔捞收获的微薄，米饭成为奢侈品，随着经济能力的不同，在米饭里拌着不同成分的薯丝（甜薯刨丝晒干），或完全以薯丝充食的，菜蔬除了自己种些之外，没有地方买，也无力买，有鲜鱼咸菜吃的是好人家，穷的只好到岩礁上采些海苔贝介，或是煨盐下饭的。”

再说穿和住。糊口尚难，哪有钱买好衣服穿。“捉鱼大哥的服装在船上就像叫花子差不多，这一面是防盗，一面也是节省，到岸上才穿得好些。”渔民的住房绝大多数都是破烂的草房。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渔区几乎没有增添新房，住房拥挤不堪。

最后说文化生活。渔民不但生活贫困，文化也极为落后，绝大多数渔民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在与民众找个会打算盘的人很难，算账是很有意思的：“他们分账，有二百十万块钱，八个人分受……他们每人先拿二十万，余下来的，再由每人拿六万，尚余二万，再由大家摊分。”舟山地区也试办过渔民小学，经费由渔民掏腰包，能够上学的都是“温饱之家”的子弟。

渔村的娱乐活动主要是二项，一是赌博，二是庙会。庙会算是较好的活动，赌博则使许多人倾家荡产。“有许多渔民是在这个上面丧失他们的光阴和金钱，而愈加成为贫穷和无赖。”

神权束缚着渔民的思想，使他们愚昧落后。他们出海捕鱼要祭海神风神，生病长灾主要的救治办法是烧锡箔、问灶仙、求菩萨。

渔民不但生活贫困，文化落后，生命也无保障。由于船只较小，又无气象保证，出海捕鱼凭命由天，十分危险。据调查，舟山地区的渔船遇难，长灾千分之五到千分之十左右，每年都有大批渔民葬身鱼腹。“捕鱼大哥出海捕鱼，是过着神仙、老虎、狗的生涯，‘风色既好潮又顺，此时快乐如仙神；风暴起处浪花涌，眼明手快显威风；荒天漂泊无悚宿，嗒丧如狗落汤中’。他们全凭经验来推算气候，偶一着（差）错，生命就危险了。比如1948年7月6日舟山台风一下子就击沉了渔船一百艘，淹死了渔夫一百五十人，造成非常大的损害。”^[8]

渔民自身船只运营及维持自身生活保障的成本在民国的各个时期随着区域整体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有所波动。20世纪30年代，舟山渔民的收入由两部分组成（见图7-3）。

图7-3　20世纪30年代舟山渔民收入分布

资料来源：李士豪：《中国海洋渔业现状及其建设》，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81页。

从图7-3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舟山渔民的收入99%是依赖渔获收入，乘船费用只占其中很少一部分。可见渔民的收入与其所捕渔获物的数量及海鲜价格的高低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在海产品价格下跌及渔获数量减少的情况下，渔民家庭很容易陷入贫困。因此要提高渔民收入，改善渔民生活，就必须要保持海产品价格的稳定，增加渔业生产力。为此，首要的就是要加强对海洋渔业生产的资金投入，以保证渔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但是由于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当时浙江的金融业也受到极大冲击而难以顾及。面对即将崩溃的渔业经济，江浙沿海渔商于1936年初向政府申请发行公债以救济渔业。对此，1936年3月9日的《申报》报道说：

本市渔轮业同业公会，上海鱼市场筹备委员会，宁波旅沪同乡会委员长虞和德，定海旅沪同乡会委员长刘鸿生，以及苏省常熟、盐城、南通、崇明、南汇、东台、松江、海门等沿江海二十余县渔会等，以我国沿江海各省市地方人民，直接间接持渔业为生者，不下千余万人，每年渔产价值达三万万元以上。近年农商凋敝，社会金融枯竭，渔村组织亦随之崩溃，如果不筹商救济办法，则将来不特渔船不能出洋作业，盖将任外轮任意侵渔，危害地方安宁，影响社会经济，故纷起呈请实业财政两部，特请中央发行渔业公债，或妥谋一根本救济之方。兹探志各渔会及各公团所拟办法及意见如次：

浙省渔业经济状况

浙省定海渔业，冠于全国，而沈家门地方，尤为渔民荟萃之区。每届冬汛，有大对船一千二百余对，放洋采捕。每对生产平均以五千元计算，统计所获，不下六百万元。惟在放洋之先，必须筹集渔本，如人工、船租、柴米、桐油、麻拷、绳网等物，每大对船需用渔本一千五百元，共计约需一百八十余万元。此项渔本，向由甬沈两地银钱两业贷予渔栈，再由渔栈转贷渔民，候渔获物售出后，算还本息，已成惯例。

公团集商贷款救济

迩来银钱两业，因遭受现社会不景气影响，金融停滞，放款紧缩，渔栈无从周转，渔汛因而坐失。数百万元之渔业生产，遗弃海中；数十万户贫苦渔民，末由生活，甚至为饥寒所迫，沦为海盗，流祸地方。故经各公团集商之下，拟仿照财部救济工商业办法，请中央筹拨公债或渔业公债二百万元，组织贷款基金保管会，贷予渔商。贷放期间，限定一年，暂以黄花鱼生产金三百万元为保证金，到期由鱼栈负责收回。贷放之时，除以市区动产不动产为抵押品外，并取殷实铺保，务使基金稳固，款不虚糜。

贷款渔民不忧损失

又各地渔会等，则主张请由政府就已发行之公债，或准备待发之何项公款项下，提拔数百万元，分存办理农村贷款之各银行，贷给渔民，以作渔船出海捕渔之资本。至于渔村生活，不比农民安定，每岁出海渔船，不免间有遇风遇盗之险，此类损失，贷款者当谋抵偿。此则拟请财部于盐税项下，每担加收一角或九分，以便抵补渔民贷款损失之用。此盖为救济之稳妥办法，且可为渔民贷款者，保留一信用之立场。

护渔弭盗有赖海关

关于渔业衰落之总因，固不仅渔捞方面之一端，即如运输制造等等，亦极关重要。似亦应由政府设法救济，方能谋彻底之振兴。拟请政府仿照水灾附加办法，于海关水产物进口税项下，带征附加百分之一二，以作沿海渔村振款，以作救济及改进渔业技术之用。如此，则不特渔民既可安居乐业，利赖滋生，亦即无形中消弭海盗，维护沿海贸易安全，海关谅亦乐予赞助。闻财实两部，以如上所陈，纯为现时救济渔业之切要方策，故拟派员会同计划办法云。^[9]

除了发行公债外，成立于1937年的浙江渔业管理委员会还拟定计划成立渔业银行，以推动渔业经济的复苏。1937年7月25日《申报》报道说：

浙沿海各渔民，类皆资金缺乏，每逢渔汛，资金多仰给于渔栈，而渔栈又取给于钱庄，因此重重剥削，渔民鲜能获利，苦不堪言。定海一带重要渔区，年来虽有渔民借贷所之设立，但范围不大，难以普及。浙渔业管理委员会有见及此，已拟定计划，决除根据上年度行政计划已与农民地方两银行订立二百万放款合同继续贷放外，更拟筹设渔业银行，以便渔村经济，得以周转灵活。该项计划，决于本年度内实行，在杭州设立总行，各县重要渔区，设分行或办事处，并举办储蓄等业务，将储存利息提高。至该行资金方面，正由当局筹商中，将采官商合办，一切章程及储蓄规则，即将着手草拟。^[10]

当然，远水救不了近火，筹议多时的浙江渔业银行受战乱影响并无下文。尽管此前还有宁波、定海等地渔业银行的发起筹备，如1925年间，定海外海渔业总局局长周丙祥等联合绅商发起组织中华渔业银行，定资本金50万元，分作10万股。^[11]甚至1914年镇海渔业银行还一度正式成立，但显然金融资本对改善宁波渔业经济并没有多少作用。

图7-4　1914年镇海渔业银行发行的兑换券

（二）渔村举隅

渔村是渔民生活之所在，渔村状况如何无疑是当时渔民生活状态之集大成者，也是渔业经济状况的综合体现。鄞县是近代宁波除舟山外渔民数量最多的县份，该县渔民又集中于东钱湖、姜山镇、咸祥镇三地。现转录刊登于1936年10月出版的《浙江建设月刊》第10卷第4期上《鄞县渔业调查》一文有关三地渔村的介绍，以见其一般：

鄞县无单纯由渔民组成之乡村，所有渔民，多零落散居各处。今为便利起见，特将各渔村，由地理及习惯上，分为东钱湖、姜山镇、咸祥镇三区，分述其概况如下：

东钱湖

地位形势　东钱湖位鄞县之东，距县城三十五里，四面环山，全湖面积七十一方里，湖水自七十二溪流而来，鄞、奉、镇三县之田，均受其灌溉。环湖有下水乡、韩岭镇、陶公乡、大堰乡、殷家湾、莫枝堰镇等六乡，陶公、大堰二乡在其西南，殷家湾在其西，此三乡居住渔民甚多，即所谓湖帮渔民也。

交通　该地交通颇便，水道有帆船及小龟船可与县城及各乡村来往。陆道有宁横路在其西，宁穿路在其北。由县城乘搭宁横路汽车，三十分钟可抵冠英站，再徒步三里可抵陶公乡。为欲免徒步之劳，可乘宁横车至莫枝堰，换乘小艇，可直达各村，但所费时间较多。此外陶公乡、大堰乡等处，尚有电话线可与各地通话。

人口　环湖居民共有八三三○户，人口三○五六九人。中以陶公乡最大，占二三四六户，九一二六人；莫枝堰镇一七○七户，六四三三人；大堰乡一三八八户，五○一七人；殷家湾乡一一○七户，四九五五人；韩岭镇一七八二户，二六四七人；下水乡六九四户，二一四七人。

职业　该地诸乡，概属山地，无可耕之田，故居民除外出经商或营工者外，大都以捕鱼以业。渔业概分之为外海渔业及内湖渔业。外海渔业最主要者，为大对网渔业。此业在民国廿一年时，共有二百五十余对，今所存者，仅一百二十余对，计陶公乡六十二对，大堰乡二十七对，殷家湾三十五对，其余各乡每乡一二对。其次为乌贼拖网渔业，以殷家湾为最多，共八十四只，其次为大堰乡，五十四只。廿一年时，直接从事此业者达五千余人，今直接从事此业者仅二千人。在湖内从事捕鱼者约一千三百余人；所用网具，多为旋网类及刺网类。总计环湖居民直接间接以渔为生者，为数总在一万以上。

渔民生活　该地渔民居住之家室，较各地渔村高大整齐，由表面观之，生活似颇安适。然考其实际，前数年捕鱼尚足自给，近年收入锐减，故工作较之往前愈加辛劳，除在渔汛期间，必须度其海上生活；在休渔之四月中，或在湖中捕鱼，或帮同修理船只，或往山中采樵割草等，虽无确定之工作，仍仅劳不怠。妇女则专在家料理家务。

渔民经济　渔民所居之家室及渔船渔具外，概无恒产，其全部收入，岁悉赖捕鱼。今以大对船为例，平均每年每对之渔获金为五千元，除去三千元之资本外，平均每人所得不过一百四五十元，此为强壮青年每年工作之收入。如以该地人口计算，则每四人中仅有一生产者，故此一百四十五元之数，即一家四口生活之所。以此数维持三人一年及一人四个月之伙食，即在生活最低之乡村，已感不足；况该地均属山乡，杂粮之种植不易，故其日常所食，概以米为主，其生活程度较能产番薯等杂粮之地为高，故入不敷出，一届渔汛，非借贷不能出海也。

合作事业　合作事业在外国已收到伟大之效果，然在我国尚不多见。渔业上之合作更绝少，而该地竟能于去年成立东钱湖外海渔业捕捞合作社。该社最初得社员二十五人，共认二十五股，计共收股票五百二十元。时因事属创举，渔民之认识尚浅，且限于能力，无显著之成绩；且因创立未久，基础未固，难取得外界之信用，故以前每向银行借款，多无结果。本年得县政府从中向各银行接洽，并以该社十六名理事之船只房屋为抵押，借款三万元，为补助各社员出海捕捞之用。近年该帮各渔船得出海捕鱼者，赖该社之力不少。

教育　该地各乡村，小学教育尚称普及，且各校之收费办法，多视学生家庭经济而定，故贫家子弟亦得入学之机会。陶公、大堰二乡之失学儿童为数不多；渔民子弟亦岁有半数得受小学教育之机会。大堰乡且有建筑良善之乡村图书馆一所，足见当地对于乡村教育之重视。统计六乡中，共有高级小学四所，初级小学十四所，共有学生一千四百余名。各校学生，亦多适合法定学龄，各生年龄大小之差甚微，故施教颇易；惜因经费关系，各校教室设备甚多简陋，对于光线空气及桌椅之高低，不能加以兼顾，此其最大之缺点。

卫生　该地各乡村，对于公共事业之提倡，颇为努力，然对于乡民卫生之指导，尚有无限缺憾。渔民在海上之环境尚佳，而乡居之情形则大异。乡道二侧，茅厕垃圾随地皆是，臭味逼人，不独有碍观瞻，又为传染病之媒介。对于饮水，亦不注意，不论用为洗涤抑为饮料，均取给于湖水。如能在乡中，开掘水井，或设沙滤池，其对乡民之健康，当不无补益。乡民尤有一种更坏之习惯，棺木多不肯掩埋地下，露置于乡村附近，小孩死后多仅将草席裹其尸体，悬诸树上。以上种种，实有望办理乡政者切实注意改良之。

风俗　该地居民，朴素勇敢，对宗族观念甚深，喜聚族而居；且地处湖泽，人人深识水性，尤善操舟，故从事渔业者颇众。渔民富于服从性，对于领袖之信仰极深，故乡政之办理颇易。至于婚丧之礼，一如县城，惟对于婚礼之费用，尚嫌其过奢，每办一婚事，非三四百金不可。

信仰　本地庙宇随处可见，居民迷信颇深，尤以渔民为甚。每对大对船用于敬神之款，年达七八十元。其所信仰者为太保少保菩萨，过风涛时则呼天上圣母娘娘。查信仰在渔民社会中，作用甚深；盖渔民从事海上生活，至为危险，倘非深信生死祸福悉由神主，则凡遇风波之来，必至举动失措，故其信仰，能在险恶环境中，安其心，壮其胆，使其不致失去操舵之术，于渔业上不无小补。惜其所信非属高尚之宗教，又因此耗费若许之金钱，故仍有加以指导改正之必要。

咸祥镇

位置地势　咸祥镇在鄞县之东南，即在宁横路将修之一站，距县城七十六里，距横山六里。横山之东即象山港也。其所管辖区域，计有滨海、球南、咸祥、临海、蔡墩五乡，中含大小乡落五十余。各乡面积总占地七十二方里，除滨海、临海二乡附近有少数盐田外，余则山乡水田各半。

交通　陆道交通专赖宁横路，由宁波至咸祥镇，需时一时十五分；水道有大嵩江，然在交通上不甚重要，仅足供各乡小艇之往来，其余外方水道交通，悉由横山。横山有新得安、新永安二电船，往来象山间各处，每日往来数次；此外尚有帆船可与奉化沿海各乡交通，与定海交通亦甚便利，或由象山乘轮，或乘宁横路车至盛垫站，转购宁穿联运票，可达舟山各岛。

人口　该镇所辖各乡，除滨海、球南、临海、蔡墩数乡较大外，其余均系小村落，统计居民共三五五九户，一三六五五人。

职业　该地为鄞县唯一通海之路，以形势论，应占该县渔业上重要之地位；然近年来渔业在本镇上所占之地位渐微，前赫赫有名之大船，今年存者，计外塘二十六只，化巴袋五只，横山三只，山茅岭四只，统计全镇共三十九只；此外尚有空钩钓艇八只，篙建网船五只，地曳网四顶；在内河捕鱼者，有缯网四十四顶。统计全镇直接从事捕鱼者，为数仅有四百人。其余居民大部都以耕田及晒盐为生，尚有少数经商及业小贩。

经济　自鱼价低跌以来，渔民经济之窘迫，已成为普遍现象，观其渔船之逐日减少，已可知之。即其日常之生活，亦专赖借债以维持。此地渔民唯一借债之途，为岱山鱼行之放款；今鱼行方面因放款多无保障，故亦不敢多放。前大船信用较著者，可向鱼行举债六百元，普通可三百元。今则无论其信用显著与否，欲举百元之债，已难如登天；且百元之债，则六个月须缴利息十一元，并须将所捕获鱼类，交行售卖，取佣四分，条件甚为苛刻。

渔民生活　大船上半年往岱山捕大黄鱼，下半年则在象山港附近捕什鱼，故其从事海上之时间较多，与家庭之关系甚少，对于家庭之观念甚浅；尤以一般无妻室子女之渔民为甚，每于渔汛期间，一有收入，则烟酒嫖赌无所不至。在休渔期间，有多数以耕田为副业，其大多数则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之风气并随之而养成。

风俗习惯　居民尚称敦厚朴素，独渔民则远不如农民，颇有今朝有酒今朝醉之概，故微有收入，莫不尽量浪费，而嗜酒如命尤为渔民共同之习惯。

教育　该镇教育，不论其在量上或质上，远不如东钱湖。全镇计有小学六所，学生不满四百人，而渔民弟子之得受教育者尤属寥寥。除一所镇立小学稍备规模外，余者均为私塾式之初级小学，校址多借用庙堂，既无专设之课室，又乏分担教务之人，仅以一人之身担校教二务，学生济济共聚一堂，授课时则此班听讲，彼班自修，仅有学校之名耳。

卫生　该镇街道，污秽异常，每遇天雨，则泥泞不堪，污水随地淤积，牛猪鸡犬与人杂处，而家室矮小，各具杂陈乱堆，塞得水洩不通，阳光空气更不用谈。有时固限于经济，不可奈何，然全数居民毫不知卫生为何物，竟安之如素，不肯稍加整理清洁，此实习惯上之问题也。

信仰　该地庙宇较少，然仍不能灭却渔民迷信之心，其所信仰者，仍以天后宫（圣母娘娘）为主。

姜山镇

位置地势　姜山镇在鄞县之中部，地多平原，位于东钱湖之西，宁波之南，距宁波二十六里，距东钱湖二十二里，与甲村相距十里。

交通　从宁波至横溪甲村等处，有汽船可通，而姜山附近河流交错，可用小艇与各地互相来往；惜各小河多生水草，故舟行颇或不便。陆道原计划筑宁道线，自宁波江东起，经姜山、甲村、横溪，以达与奉化境毗连之道岭，计长七十里；惟此线至今尚未与筑，故陆道交通仍赖步行也。

人口　全镇居民共一六三六户，人口为六八五五人。

职业　姜山各乡概属平地，而水田甚多，居民大半业农，故此各地各乡毫无渔村气象，除外海帮从事捕鱼之时间较长外，余者每年仅出渔二月，不过为其副业之一种。计庙前乡、桥江镇、张黄村及姜山镇等处，共有墨鱼船八百三十余只，其直接从事人数为三千四百五十余人，故斯业在该地仍能占相当低位。

经济　该地居民大半收入为农业，平均各人之收入，亦不能超于渔民，不过其日常生活所需，多由自给，故其生活可较各地渔民为低；且知节约，故其经济虽形窘迫，尚可勉强度日也。

教育　该镇教育，在质上言，实超越东钱湖之上，如校舍之建筑，课室之布置，地方之整理，学生之整齐清洁，尚可予人以一种比较满意之印象；然在量上未免少得太可怜，全镇仅有县立、私立小学各一所，学生未满三百名。

卫生　该镇对于公共卫生，虽无特种之设备，然尚有相当注意，如对于居民卫生之指导，街道沟渠之清理，尚有相当成绩：居民对于卫生常识虽尚未能完全了解，然对街道沟渠之清洁，尚能遵守实行。由此可见乡民并非生来污秽，实由于指导不得其人，至养成一种习惯，负乡镇行政之责者，当知有所留意矣。

渔民生活　该地渔民，分内海外海二种。内海渔民，年仅捕墨鱼二个月（由立夏至端午节），其后便度其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田园生活。此项渔民，对于海上生活不甚熟悉，故该地墨鱼船老大，多雇佣湖帮，此等渔民以其称为渔民，勿宁称为农民。外海帮则一年四季均从事海上工作，一年中仅于新年时节归家一行，其余时间，或捕墨鱼，或采淡菜、耙辣螺、钓□鱼等。

合作事业　民国廿一年时，县府曾派员往各渔区调查，认各渔村有组织合作社之必要，并已拟具筹办姜山螟蜅鲞运销合作社指导计划，派合作事业指导员会同该镇办事人员负责筹备；惜该地人民对于合作事业尚无认识，故迭次召集会议，每告流会，搁置至今，尚无法筹办。

信仰　该地多属农村社会，故其对于迷信不如各地渔村之深刻，渔民所信之神与咸祥镇同。

（三）海洋渔业教育

任何事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人才，渔业也一样，兴办水产教育即着眼于培养渔业人才，为其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19世纪以前，中国没有专门的水产教育机构，近代水产教育机构直到清末才开始创立。鸦片战争之后，一些头脑清醒的封建官吏，开始提倡新学，掀起一场学习西方的热潮，如向英、美、日、法等国派遣大批留学生，中国水产教育正是在这样大背景下建立起来。

20世纪初，我国沿海已有一些专门的渔业小学，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烟台渔业公司设立的渔民小学，招收渔民子弟并在其学习五年。这是一次非正式的水产教育尝试，后因缺少教材和教员而停办。中国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水产学校是1911年在天津创办的直隶省水产学校。

就宁波一地而言，水产教育起始于1918年由农商部支持开办的定海渔业传习所。该所举办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渔民的生产技术水平，普及新式捕鱼方式，增加渔民收入。传习所由著名渔业技术专家李士襄主持，借用定海城北县议会地点作为该所传习之处，由县布告招收渔业子弟授以捕鱼良法，教制新式渔具。一面在所传习，一面实地试验，既不收取学费，又不耽误生计，经费悉由农商部支付。但由于渔民子弟本来多不识字，再加上定海渔民均散处沿海各村镇，往来县城诸多不便，因此其所招学生并不是很多。^[12]但作为定海乃至整个浙江渔业技术传播的首次尝试，当年的《申报》对定海传习所的成立及运行情况做了大量的报道：

定海县渔业传习所由部拨款开办，兹闻该所业于四月八号开学授课，先期由农商部田总长特派渔牧司汪扬宝君道定举行开校礼云。^[13]

农商部以部款就浙之定海县设立渔业技术传习所，本月十九日上午十时行开所礼，已纪前报。兹闻当日部派渔牧司长汪扬宝演说，中谓渔业之发达固在技术，而活动渔民金融亦属切要之图。本部拟仿外国组合法，对于渔业信用购买等组合条例次第颁布，惟开创之始不能不详细调查，使合于民风习惯。所望当地关系者联络本所，详切讨论，再由所中呈部，以期订出一妥善可行之条例，使渔民金融活泼，本部设所之目的实不仅限于技术云云。又闻该所准二十二三号派技术员携带渔具乘实习船出海矣。^[14]

定海渔业传习所技士李士襄君，以定邑沿海渔民狃于习惯对于改良渔具人所传习之举颇多不信，碍难强制，应即改变方针，拟具办法特于二十四日柬邀各机关职员筵宴，后以渔汛转瞬届期，由该所自赁渔船1艘，雇同渔伙七八人，先期开驶产鱼洋而出，共所学如法试验，以为改良之渔具之先导，并以立异时招收渔民传习之观念业将开办情形缮禀邮寄农商部察核备查矣。^[15]

定海渔业传习所技士李士襄君，以改良渔具全资实地见习，俾凭促进，以收实效。业经贳妥帆船，雇同渔伙六七人，乘兹渔汛，偕同放洋，试用新渔具，以示先导。李技土于四日先将该船所需渔具配置妥洽，并示知各渔伙，某种宜用浅水，某种宜用深水及如何收纵法，一一详细指明，以便放洋采捕一切鱼鲜，免致临时贻误。定于七日启碇，开驶岱山，俟渔汛起水向产鱼洋同时下网云。^[16]

实业厅云厅长训令宁温台各县知事，文云准农商部函开，定海渔业技术传习所函称本所现届渔港传习之期，业派技术员宋连元、黄鸿骞、王传义等三员前赴旧宁温台三属沿海各县渔业地方巡回讲演，相应函请令行各该县知事于该技术员等到境时妥为接洽，实纫公谊，并希见复等因。准此，除函复外，合亟令仰该知事遵照，务于该技术员等到境时，妥为接洽。^[17]

定海渔业传习所，前奉部饬筹办，委任部员李士襄到地相定县学公屋为所址，自本年四月间示招渔民子弟入所传习，以期改良渔具。旋以无人应招，旋改为实地传习，于夏渔汛期，赁得钓船一艘，雇用舵工渔伙数人，本其所仿造渔具，随同放洋采捕。而所用棉纱网，究不如各渔户沿用之旧具为合宜。现当秋渔汛届，沿海渔民，行将钓秋，该所技正，不知何法以善其后也。^[18]

定海城内农商部渔业技术传习所主任李士襄君，因现值渔汛期间，各帮渔船出洋采捕，非实行劝导，不足以收效果。特租得大捕船一艘，三月为期，派技术员张某，于六号出发，至黄大洋从事网捕，俾一般渔民知所观感。其旗帜蓝实黄章，中绘铎形，盖寓木铎警众之意云。^[19]

浙江作为重要沿海省份，早在民国初期就建立了水产学校，培养海洋渔业等方面的人才。1916年浙江省设立了省立水产学校，校址在台州临海县。1927年迁往定海，与省立水产品制造厂合并，同年改称为浙江省立水产职业学校。1931年改为高级水产学校。1934年因学校发生风潮停办。后来经过学校校友和水产界同仁的奔走呼吁，1935年2月1日改为浙江省立水产试验场，继续培养渔业人才。此外，1935年，国民党“镇海县执委会电请实业部拨发专款，于嵊泗列岛筹设国立水产专门学校，一面明令恢复浙江省定海水产学校，并在沿海各省设立分校”。对此实业部的反应相当积极。实业部回复说：“水产学校之设立在国内为数寥寥，该会所请筹设国立水产专科学校各节，不无相当理由，足供教部参考，事关教育行政，业经据情并附具本部意见，咨请教育部查核办理，仰即知照。”^[20]

如上所述，浙江省水产试验场创办于1935年，它是在已经停办的浙江水产学校基础上建立的。当时省教育厅称，浙江省水产学校“于民国二十三年十月因易长纠纷而告停办，浙省水产教育，功毁垂成。渔村破产，达于极点，倘再不设法补救，渔民颇有铤而走险之危。乃为急谋改进全省渔业复兴渔村起见，设立水产试验场于定海，以原有水产学校校舍为场址”^[21]。浙江省水产试验场创建以后，着手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如对全省沿海渔区进行调查，开展渔业养殖试验和研究。1935年4月，试验场场长为指导改良咸鱼制法，还“亲赴香港澳门，调查咸鱼制法，求其于短期不致败坏，以扩销路”^[22]。在调查研究学习的基础上，试验场计划“开辟东钱湖为养殖场，置备渔轮四艘，并设立制罐厂与盐藏场”^[23]。1936年，试验场“为增加捕获上之便利起见，拟建筑人工渔场”。具体方法如下“以岩石、泥包、米糠等搭载于板旧之大船上，沉没海中，以引诱鱼类集中于一处，然后捕获”。据称，这种人工渔场益处极多，“不独对于捕获增加便利，且能成为鱼类栖息之所，或产卵场”^[24]。同年，浙江水产试验场还申请开办冷藏运输。对此，6月16日的《申报》报道说：

（定海通信）浙省水产试验场成立以来，对于发展及改良渔业基本工作，进行不遗余力。兹为促进渔业建设，使沿海渔业生产增加，推广鱼类销路，并谋浙赣特产之互换，与经济之合作起见，拟具详细计划，呈请举办冷藏运输。闻当局将采纳施行，兹将其计划书录下：

我国渔业受不景气之影响，因而渔村经济日益困难，鱼价日趋低落。盖水产品一方面既受外货倾销之压迫，而一方面又因其性质不易保存，无法运销他处，故其价格之跌落，较其它商品尤为惨酷。欲图挽救，必须设法提高鱼价；而提高鱼价最切实之办法，莫如阻止外国水产品之输入，与推广国产鱼类之销路。前一法因我国关税尚未达完全自主之程度，难收效果；后一法当属吾人能力所能做到，似应急速进行，以救渔业之危亡。关于此项，本场前经拟具改良罐头制造计画，呈奉核准施行有案。兹为贯彻此项主张，普及鱼类市场起见，再行拟具冷藏运输办法，保持鱼类不变原质，用以运往远地销售。人皆知有冷藏之法，惟经营者，限于沿海，绝少在内地设厂者。若冷藏运输更不发达，此实鱼类销路不畅，鱼价低落之一大原因也。以事实言之，本省内地如金华、衢县等地，因海鱼无法运入，仅有淡水鱼类，鱼价高至每斤二角以上。而沿海之咸水鱼价，则仅七八分，相差竟至数倍。他如沿海之永嘉等地，亦因离渔场较远，其鱼价较定海、宁波等地为高。苟举办冷藏运输，使价廉之海鱼可以遍输各处，则一方面鱼类之销路已广，渔获物之价值自高，鱼民直接受益无穷；一方面内地居民，均可享受价值较廉，养分丰富之海产食品。本省牲畜产品不多，而水产品则极丰富，今举办冷藏运输，则人民可采食鱼类以代牲畜，于一省经济上之收效，当非浅鲜。兹列举办法及经费预算如下：一、在宁波、杭州、金华、南昌四处各设冷藏库一所，合本场原有之定海冷藏库，共计有冷藏库五所，每所平均容量约三十万斤，共可藏鱼—百五十万斤；二、每届鱼汛，鱼价低廉，在定海、宁波两处，收集大帮鱼类，运往冬冷藏库储存，待价而沽；三、定海及宁波两库所藏之鱼，除随时运往杭州、金华、南昌三库外，并于鱼价高涨时运往江浙沿海各地销售；四、杭州冷藏鱼专销钱塘江下游；金华库之鱼则销于钱塘江上游；南昌库之鱼销于赣省各地；五、运销方法，沿海各地暂时利用普通轮船，各库之陆上运输，则拟请杭甬及浙赣铁路共同设置绝缘车—辆，约可载鱼四万斤，至于内地市镇间之运输，则拟于杭州、金华、南昌三库，各设置绝缘汽车一辆，以运输鱼类；六、经费预算，开办费：共计支出二一七，二○○元，经常费及营业费，共计支出二四七，三六○元，营业收入，共收入二八五，○○○元。^[25]

除了将调查研究的成果付诸实践以外，该试验场还出版了《水产汇报》十余册，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直到抗战爆发，由于受日本海军骚扰侵略，试验场的工作难以为继，一度迁到绍兴，最终停办。

浙江水产试验场尽管存在时间不长，但在推广海洋渔业生产技术方面的作用还是有所成效的。1936年2月1日该场成立周年纪念时，为普及水产常识及唤起人民对于水产实业的关注，浙江水产试验场在2月1、2两日举办巨型水产宣传会，设有设备展览室六间，并开放全场各工作部分，供民众参观。据报道，1日上午9点钟举行宣传会开幕仪式，到会的嘉宾除了当地各机关长官、团体代表及士绅外，还由浙江省建设厅第三科科长陆桂祥参加指导。开放展览时间为1、2日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点至4点。参观人数第一天有1000余人，第二天有2800余人，总计约4000人。会场中分赠该场推广丛书约2000册，并由该场职员分别负责讲解。其中展览物品分六室陈列，分别为：水族馆、渔村建设、渔会设施、养殖及水产、渔捞及水产博物馆等。^[26]鉴于此次水产宣传会的效果，1937年4月浙江水产试验场还与宁波青年会相继在宁波、定海联合举办水产展览，参观人数达10000多人。《申报》为此还专门做了报道：

省水产试验场去岁在定海举行水产展览会，成绩甚佳，观者达四千余人。今岁决定与宁波青年会合作，即在该会会所举行，日期已定为四月一日至四日，并拟于本月二十、二十一两日在定海举行展览，展览设计有鱼苗、蛏子养殖、紫菜养殖、浙江四大渔业、大黄鱼生活史，渔盐等等，并闻有名贵热带鱼多种，斑斓五色，为甬人士所少见。^[27]

宁波青年会与省立水产试验场合办之水产展览会于八日上午在青年会举行开幕式，陈列品中之最引人触目者，为水族箱饲养之热带鱼。此外设有水产场制品出售部，出售紫菜、钮扣、罐头食物及水产汇报等。是日一日间，到会参观人数，达一万二千五百余人。日内并将放映水产影片，使民众明了水产情形，共谋渔业之发展。^[28]

宁波一地30年代也有渔业小学的设立，该校战后由宁波鱼市场接管。1946年4月29日《时事公报》报道说：“本埠大来街私立渔业小学，原为渔业界人士所筹设，免费供渔业小弟及附近清寒儿童就学。最近宁波渔市场创办伊始，为注重渔业子弟教育计，已接管该校，经费由渔市场在公益费项下拨支。”^[29]

宁波的海洋渔业教育对于推动宁波乃至整个浙江的海洋渔业现代化进程实属必要之举，但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其成效大打折扣，而不久后爆发的日本侵华战争更是彻底打断了这一进程。就提高渔业生产技术而言，仅仅靠宣传和一些区域的实验是无法解决大规模的渔业生产落后与渔民贫困问题，因为他们推广的对象——渔民，几乎都是文盲。根据朱海通的调查，即使在民国教育尚称发达的宁波地区，“每渔村中，有普通初级小学一二所。渔民中识字者，仅百分之六七；盖渔民子弟至十余岁，即可至海边捕获蛤类，而从事生产矣”^[30]。渔民文化水平的低下，使得一切现代化生产技术的推广成为泡影，而落后的生产方式，使得人均捕获量难以提高，渔业生产技术的改良与渔民生存状况的改善也就无从谈起。以鄞县而言，1932年至1935年这四年渔船数减少百分之五十，人数减少百分之四十七，“该县渔业衰落之程度殊属可惊”（见图7-5、图7-6）。

图7-5　20世纪30年代鄞县各帮渔船数量

资料来源：林茂春、吴玉麒：《鄞县渔业之调查》，《浙江建设月刊》1936年第4期。

图7-6　20世纪30年代鄞县各帮渔夫数量

资料来源：林茂春、吴玉麒：《鄞县渔业之调查》，《浙江建设月刊》1936年第4期。

注释

[1]李士豪：《中国海洋渔业现状及其建设》，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93页。

[2]张震东、杨金森：《中国海洋渔业简史》，海洋出版社1983年版，第75页。

[3]《嵊泗列岛视察团报告书》，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全宗号Q464，目录号1，案卷号568。

[4]张震东、杨金森：《中国海洋渔业简史》，海洋出版社1988年版，第88页。

[5]《宁台渔商之呼吁声》，《申报》1930年2月28日。

[6]《上海渔业敦和公所对于宁台鱼商呼吁之驳覆》，《申报》1930年3月2日。

[7]朱通海：《镇海县渔业之调查》，《浙江建设月刊》1936年第4期。

[8]张震东、杨金森：《中国海洋渔业简史》，海洋出版社1983年版，第93—94页。

[9]《江浙沿江海鱼商请发公债救济》，《申报》1936年3月9日。

[10]《筹组渔业银行》，《申报》1937年7月25日。

[11]《渔业银行组织之进行》，《时事公报》1922年1月29日。

[12]《渔业传习所近况》，《申报》1918年3月6日。

[13]《渔业传习所开课》，《申报》1918年4月11日。

[14]《渔业传习所开办之余闻》，《申报》1918年4月26日。

[15]《渔业传习所变通办法》，《申报》1918年4月27日。

[16]《渔业所出海实习》，《申报》1918年5月8日。

[17]《传习所之讲演》，《申报》1918年9月9日。

[18]《渔业传习所之虚设》，《申报》1918年9月21日。

[19]《渔业技术员出发》，《申报》1919年10月10日。

[20]《嵊泗列岛筹设水产专门学校》，《宁波民国日报》1935年12月29日，第2张第3版。

[21]《浙省许教育厅长拟具实施渔民训练推进渔民教育计划书》，《上海市水产经济月刊》第5卷第6期，1936年7月25日，第9页，《早期上海经济文献汇编》第31册，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制中心，2005年，第541页。

[22]《水产试验场长赴港调查制咸鱼法》，《时事公报》1935年4月24日，第2张第1版。

[23]《浙水产场发展计划开东钱湖为养殖场》，《时事公报》1935年3月31日，第2张第1版。

[24]《省水产试验场拟建筑人工渔场》，《宁波民国日报》1936年3月5日，第2张第3版。

[25]《浙水产试验场请办水产冷藏运输》，《申报》1936年6月16日。

[26]李士豪、屈若搴：《中国渔业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90—94页。

[27]《举行水产展览会》，《申报》1937年3月14日。

[28]《水产展览会开幕》，《申报》1937年4月12日。

[29]《私立渔业小学由渔市场接管》，《时事公报》1946年4月29日。

[30]朱通海：《镇海县渔业之调查》，《浙江建设月刊》193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