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增长期累积的风险逐渐显现

以往的快速经济发展过程中虽然积累了一定的矛盾，但这些矛盾往往被高速增长现象所掩盖或高速成长红利所化解。当经济进入新常态期，经济增速的换挡将使得过去高速增长时隐形化的或支撑高速增长的部分矛盾和风险逐渐凸显，加之经济结构出现调整，传统优势与生产方式被打破，必然导致财政、金融、房地产等多领域风险被更加放大。即使其中一点爆发，都将对经济整体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

1.财政金融风险

新常态期，我国面临财政的不可持续问题。传统的土地财政将随着需求放缓、土地供给减少与审批加强而出现明显减少，地方财政收入出现下滑风险。尤其是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虽然目前我国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与GDP比率为36.8%，在安全线以内，显示政府性债务风险总体可控（见图3-5）。但地方债务中，承担较多基层财政支出的市县级债务占比较大，由于财政收入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与增长长效机制，因此债务风险更加难控、更易爆发。2015-2017年是地方偿债高峰期，不仅地方靠举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提供必要的社会公共服务变得更加困难，而且之前隐性的各类债务可能随着巨额地方债务进入集中偿债期而增加了债务风险爆发的扩散效应，形成严重的财政金融风险。

图3-5　政府性债务规模（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审计署2013年12月30日《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

短期看，我国金融风险主要集中于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债务、产能过剩等领域形成的银行信用风险和影子银行风险。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连续大规模信贷投放和低利率水平，导致杠杆率持续增加，长期处于较高水平，已经接近国际经验的风险高发区间。一方面M2/GDP、信贷/ GDP、政府债务/GDP等指标不断上行，预示着潜在的金融风险的存在。另一方面，由高杠杆率导致的我国银行体系信贷风险日益上升，高速发展期扩大信贷投放使得现在产能过剩严重，企业利润持续下跌，企业信贷风险上升。此外，为了将信贷资产从资产负债表内转移到表外，躲避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的管制和法规约束，近年来我国影子银行的规模迅速膨胀，工具层出不穷。这样一方面使得表外业务规模不易察觉，难以把握；另一方面使得这部分资金缺乏有效甚至必要的监管手段，金融领域爆发风险的可能性增加。同时，地方融资平台借助影子银行融资的规模快速膨胀，财政领域受到的风险传导可能性增强。

2.房地产风险

新常态期，多重因素推动房地产业发展速度面临下台阶风险。随着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已出现绝对数量的下降，25-45岁主力购房群体数量持续减少，人口结构的变化将导致我国城镇住房需求增长减缓。2014年以来，我国开始出现商品房销售面积负增长，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大幅下滑，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新开工面积大幅减少的问题。房地产的投资需求增速也将呈现下降态势，将直接影响整体投资需求。同时，房地产市场逐步进入存量市场阶段，这对新建住房的需求也将是负面影响。房地产行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部门，牵一发而动全身，在下行趋势可能出现的局部“去泡沫化”现象值得注意。如果房地产市场长期萎靡甚至出现房价硬着陆，很大可能将诱发区域性乃至系统性经济风险，对上下游相关产业以及就业状况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并进而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债务风险、银行不良资产等多个领域产生较大冲击。

3.产能过剩风险

从产能过剩形成看，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我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期过度依赖投资，导致大批工业项目迅速扩张，传统资源性工业保持着连年的膨胀势头。但近年来，随着增速回落，对初级加工品和原材料工业的需求减少，产能过剩问题更加凸显，表现为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连续回落，工业企业产成品库存大幅增加，工业企业利润出现负增长。我国目前产能利用率为78.7%，处于较低水平，其中有19个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在79%以下，7个在70%以下，均低于欧美国家公认的79%-83%的产需合理配比区间。更为严重的是，目前产能过剩的范围，已经从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造船等传统产业逐渐扩展到战略性新兴产业，更增加了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