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经济的曙光

过于遥远的未来我们无法准确预知，可是我们知道在当今由资本单一主导经济的现实社会里,金钱已经成为人们满足各种需求不可缺少的媒介。

因此,挣钱就成了致富的代名词。挣钱,通过挣更多的钱,不断地去实现自我的需求欲,成为我们生活的主旋律。

正如马斯洛“人的需求”结构理论所言,社会生活中的人们均存在着一定的需求欲,自我实现的需求，尊重的需求，社交的需求，安全的需求，生理的需求。

这样,人们在追求和实现这些作为人的基本需求时,事实上却演变成了获取金钱。那就会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才能真正获取金钱,而且是公平地或正当地获得？

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问了几千年回答了几千年,且在每个时代的不同回答中,总是增添了新内容。

为了更好地观测和分析非现场经济现象,现在也让我们从社会基础关系层面,一起来看看那些有关人们需求获取需求或金钱方面的普遍话题。

我们先看一个原始的共性现象：有两个共同行路的穷人,他们都感到了饥饿,其中一个人有两块饼。这时,其中的一个很容易拿出这两个饼,分一个饼给另一个,两人一人一个,一起开心而轻松地充饥和聊天；同样是这两个人,如果其中一个人需要几百元钱,而另一个人正好有一千元钱,他就会想一想,或许还会分一半给另一个人；可是如果其中一个人需要几万元钱,而另一个人正好有10万元钱,即使有很多理由,他原则上就不会轻易分给对方了,纵然最后他还是分了一半给另一个人,但他肯定会感到心痛；如果其中一个人需要几百万、几千万钱,而另一个人正好有成千上亿的钱,即使有再多理由,他基本上是不可能还会分一半给另一个人,因为他会感到愤怒……

所以我们可以说：“再好的朋友之间,分一个饼容易,分几千元有想法,分成千上百万,几乎无可能。”

这就又引出了一个基本的社会财富分配和再分配的问题。

笔者以为,从这个原始的共性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始终摆脱不了“普遍存在着的社会财富分配基本规则”现象,那就是：

当这种财富的分配处于较小的时候,人们往往采取的是穷人的相处规则,即情面、义气、按需、亲情为原则；当这种财富的分配处于较大的时候,则转而采用富人的分配规则,即遵循财富游戏规则,是财富取得的规则和财富分配的方案或制度(包含法律法规)。

由此,我们也可从中区分出穷人和富人的生活道德标准基础,穷人的生活道德标准是以“情面”为基础,富人的生活道德标准是以“规则”为基础。

换句话说：社会极大部分的财富分配是按“规则”分配的,不是按穷人的“情面”原则分配。

这样,了解和知道这些规则是怎样形成、由谁制定,又将向哪个方向发展就显得很重要了。

原始的财富分配是按需分配的,随着社会总财富的积累进程,一些人除去生活必须外,还产生了个人剩余财富。当财富具有剩余并伴随着不同社会形态进化,使得一些人拥有了一定基础财富。而这些人将这其中的剩余财富的那部分,不再用于生活所需而是用于再获取另外的财富,使其演变成再获取财富的工具,原始的资本也就出现了。

当这部分用于再获取财富的财富眼达到一定规模,即当这种资本沉淀积累到一个临界点,它就开始主导着这个世界的分配与再分配的游戏规则。

这是一个以资本为主导的社会财富分配与再分配的富人规则,也就是我们常讲的一套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所谓的自由市场规则。

资本主导财富的再分配,而掌握资本的人是富人!

资本通过主导“规则”而主导社会经济,此时整个社会经济也将逐步地被单一的资本所主导,这里所谓的“自由市场”的“自由”,实质上是紧紧围绕着资本的自由,是富人游戏规则下的自由。

这种由资本主导经济的游戏规则和市场自由,随着社会财富积累的进一步扩大,导致了资本主导力的进一步强化。

资本主导经济的社会特征,发展到了后工业社会时代,出现了虚拟资本的急速膨胀,新的社会性灾难也不远了。

关于这个资本主导经济后期的恶化和是否会削弱这种单一主导型的社会弊端问题讨论,我们已在前面的专题章节讨论。

分清了穷人与富人之间基本的处世不同点,我们就不难看出“穷人之所以穷,之所以无法轻易地摆脱贫穷”的关键：是穷人们生活在以富人为主导的社会游戏环境(资本主导经济的社会环境)中,他们没有可剩余的财富去转化为资本,也不清楚富人们的游戏规则,而是执著地按穷人间相处的习惯(亲情和人治)去处理身边的事,更危险的是他们以这样的方法与富人们打交道。

这就是穷人的悲剧开始,贫穷不是罪过,也不是光彩,却是糟糕的。

在资本主导市场经济的今天,有时“穷”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实质上穷人的生活成本和经营成本通常是远远高于富人的。

不要小看穷人生活的简朴,他们只能经营自身的劳动力或做些小本生意,但从成本核算的角度去看,却是高成本的运作。

我们来看一个小故事：一个穷人家里的水龙头坏了,由于贫穷一时买不起一个新水龙头。于是,他就用破布条缠住它,不让它漏水,只有隐隐的一点渗水。时间一长,有一天自来水公司前来讨债,才发现自己欠水费的增加之债,已经可以买好几个新水龙头了。

如果他又一次无力支付这项欠款,同时一时又无法借到钱。那么,等待他的将是利息的增加,也许最终还将面临官司的缠身。

由于“贫穷”而买不起一个水龙头,就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局面,这就是典型的穷人生存或经营成本的构成。

我们再看看一个典型的富人们生活或经营的成本构成：一个富人,由于他拥有豪宅,生活得很奢侈。表面上看,他们的生活成本很高,高过穷人成千上万倍。但几年或几十年后,我们会发现他们的房产(或某些资产)增值部分,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以往的花销。

也就是,他们可以无成本地奢侈,同时因为资本的作用(投资性行为)还可以积累财富；至于生活以外的成本,那更是以追求投资利润为目的的投资成本,中国民间流行的一句土话：“杀头的生意有人会做,但亏本的生意没人会做。”

这就道出了资本主导经济的实质：资本的唯利是图。

资本主导经济的游戏规则是不讲“情面”只讲“唯利”,于是资本主导经济时期的社会,要想脱贫就绕不开原始的资本积累或原始的资本取得。

现在我们可以说：由于穷人很难获取原始的资本,且穷人的生活成本是真实的,是实在的正数构成；而富人的生活成本往往是零,甚至是赢利的,成本的负数构成者大有人在(俗称的“败家子”除外)。

这样穷人就会因缺乏资本而被挡在财富再分配规则之外。

“贫穷”是个可怕的恶魔,有时它会不断地拖你进入一个更贫穷的境地,稍不慎就会领你进入一个债的怪圈,使你无法自拔,甚至毁灭你的一切,这是穷人的悲剧。

穷人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是资本主导经济的社会悲剧!

这里所指的穷人,在中国可分两类：一类是仍在温饱线上下挣扎的人们；另一类是解决了温饱问题,却无法应对普通教育或稍大疾病的平民。

笔者所指的平民既包含了两类穷人,更包含了那些接近中产阶级的“生活稳定,却非常吃力地应付高等教育,更无法应对突发性事件或大病”的人们。

由于中国人均土地面积小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匮乏,我们的中产阶级至少是有房、不一定有车,但一定要有几十万的存款,否则他们无法安心地稳定生活。这样他们仍然是我们所指平民中的一员。

这也是我国现阶段真正在中产阶级几乎没有的原因了。

可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平民已经开始觉悟和投入富人规则的实践中去。

但是,那些“已经初步运用富人规则”的平民创富实践者们,由于资本少又处在资本主导经济的社会环境中,他们的多数都遇到了最多、也是最原始的两个问题：生意难、生意累。

事实上,我们时常听到一些已经是“富人规则”的参与者们共同而普遍的言论：做生意,真难、真累。

在摸索的这20多年里,笔者不间断地听到“生意越来越难做”。几乎天天有人在讲“现在生意越来越难做,以前好做”,类似的话题我们听了太多了。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有人讲,80年代末有人讲,90年代末也有人讲,21世纪还是有人讲。

这里,既反映了整体社会经济的进步,又反映了实际的生活质量被苦累所冲淡,更反映了社会竞争的激烈。

看来我们平民要致富,要加入本已经十分激烈而残酷的社会竞争中去,绝非易事。笔者以为：即使有好的生意,有时也不能进行完全的自我实现。

尤其是在资本不够充足的实际执行过程中,也往往会出现一些强迫自己违背自我意愿的现象,只能是“身不由己”了。

初步观察分析了以上的“苦经”,我们就不难看出问题的所在：我们所掌握的资本还不足够大,且你正在用“现在的眼光”，甚至是“过去的眼光”看待现在的生意,当然竞争激烈,生意难做了,加上一时无法调整或回避得“身不由己”,当然也就生意累了。

笔者想说的是：我们要用“未来的眼光”,来解决用“现在的眼光”，甚至是“过去的眼光”来看待现在的问题,以“与众不同”的“未来眼光”来看现在和未来的生意,并以此来抗衡平民的资本不足。

这里我们要说明的是“与众不同”的“未来眼光”,是要有科学实际作支撑,而非盲目、自大,不切实际的乌托邦。

这个“未来的眼光”就是认清“智慧劳动”正逐步成为社会经济的新主导者,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的变化趋向。

现在笔者想告诉读者的是：随着智慧经济时代到来,这种“生意真的难做”和“身不由己”有望得以缓解。

由于我们开始进入智慧经济时代,智慧劳动的发展和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加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将被改变,资本不再是唯一的经济主导者,智慧劳动开始逐步替代资本的部分功能,成为社会经济的第二主导者。

此时,社会财富的分配与再分配规则的变革,不再是靠传统的革命性洗牌手段(主要表现为社会变革、政府更替)或单一的商战洗牌手段(主要表现为恶意竞争、恶意兼并)。

这些手段将逐步被智慧劳动和智慧共享体系的影响力所替代,财富榜的洗牌频率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出现,财富积累型和虚拟经济里培养出来的富豪们也将面临“智慧型新贵”们的挑战。

社会财富的高速洗牌现象,使得中国民间俚语“30年河东30年河西”、“富不过三代”等不再灵验,也许该成为“3年河东3年河西”、“富不过10年”了。

这种高速洗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富豪榜更替频率,使得大众的成功欲望大大地被激发。想成功吗？不靠资本靠智慧劳动或利用智慧体系,还是有可能把你送上全国首富，甚至是全球首富的宝座。

别丢掉野心和欲望,穷人首先最缺少的是野心(盲目、狂妄的除外),让我们用心地去驱赶“胆战心惊”的贫困。

不要对神秘大人物,也不要把财富的积累规则神秘化!

事实上,在很多时候,我们平民往往都容易陷入一个误区：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了。问题就出在我们把成功看得太复杂了,把原本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神秘化,而不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

正是如此,它就成为阻碍大多数人无差异化竞争或与成功无缘的要因。

在现实的实际生活工作中,我们的思维时常会被经验和时空局限框住,往往不知觉地跟着思维的惯性走。

我们以新酒店的定价思维惯性为例来说明摆脱习惯思维的重要性。我曾经为一家准五星酒店的开业做顾问,当时管理团队将价格体系设计出来征求我意见,我分别问了总经理、业务副总、市场部总监和其他部门的参与制定者,设计价格体系的依据是什么时,他们回答的几乎是一样内容,不外乎：城市总人口、城市商务人员和外来人员的占比、周遍同类酒店的价格参考等。

于是他们的定价依据思维也就决定了经营方向和营销对象和营销方式,一个300间套的酒店他们将面临年300×360=109500个间夜的销售任务和面对几十万的准客户的营销,单凭几个营销人员每年要营销和服务上万个准客户,其实际的营销效果和客户服务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的观念恰恰是要求他们首先忘掉设计产品的本身和周边参考的固式思维路线。

首先要求他们抛开市场参考的前提，而是仅仅锁定核心的35%左右的核心客户,那么由于核心客户的带动效能,通常会有其他的15%增加值,而这些35%+15%的群体在实际的入住过程有会稍稍滞后地产生辐射效应,通常在随后可辐射出25%左右的客源,由于有了70%左右的热闹场面再加上散客和自主上门客的带动,这样酒店的年入住率也就有了支撑,再波动也差不了太大了。

于是,关键问题出来了,那就是问题集中到了这35%的客户上了。此时我们假设我们能在这个城市里找出平均每月能自己入住或招待其他人入住本酒店2个间夜的人,那么我们的核心客户人数为：109500×35%/2×12=1596人。

我们现在可下个结论：我们真正要主要营销和主要服务的对象是谁？是109500还是1596？显然我们所有的设计和服务首先要针对的是这1596人,我们的一切标准都是首先围绕着他们,那我们的定价也是以这1596人的承受和需求来制订的,而不是几十万人的需求或周边同行的参考。

至此,该酒店的经营方向、营销对象、营销方式和客服措施等也就清晰可见了,酒店的经营业绩要就有了可靠的市场动力保障了,差异性竞争也就实现了。（通常的习惯思维不是针对35%的人群设计方案，而是总客房数的年间夜数）

从这个真实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思维惯性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我们的思维往往被眼前现象所束缚，常常无法回归到基本点上。

因此我们的平民必须克服常规思维的惯性影响,尽可能暂时抛开眼前的影像。不要简单问题复杂化,更不要盲目神秘大人物,其实那些已经成功的“大人物”并不是他们特别能干,仅仅是他们掌握了方法，顺应了时代的脚步。

在新的智慧经济时代里,我们的平民应当首先接受新事物，并积极参与到智慧劳动或积极利用智慧共享体系中去,这就是顺应了新时代并从中去掌握智慧劳动的主线,因为新时代的智慧劳动是抗衡资本不足和改变由资本单一主导经济的唯一解决办法。

智慧劳动和智慧共享体系,不仅可以造就个别的平民新贵,更在于通过它能削弱资本单一主导经济的功能,有效地遏制了虚拟资本贪婪疯狂的恶性泛滥现象,使得我们的社会财富分配或再分配重新回归到理性,重新趋于公平与合理的方向上来。（参见后继章节关于新就业理论思考的内容）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智慧经济时代,非现场经济促进了智慧共享体系的完善,推动了智慧劳动成为经济的新主导者,这种进程并不代表贫富差别就会很快减小,其作用在于：它是一个平民的希望所在和一个社会发展的总趋势。

这不是哪个机构或哪个政府给予的,也不是哪个机构或哪个政府阻挡的了的,机构或政府的主动式与被动式的参与只会影响到它的进程速度的增减,不会影响到其实质的发展进程。其积极意义在于：

（1）资本积累型富豪不再是唯一。

无资本的平民单靠智慧劳动而快速成为富豪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广大的平民又一次看到了希望,精彩怎能错过？!

（2）资本不再是经济唯一的主导。

由于资本不再可能独家绑架我们的社会财富,也就不再可能随意地掀起市场经济的惊涛骇浪。

这里我们要注意：智慧劳动主导经济的力量崛起,并不代表资本将退出经济主导的地位,智慧劳动不是替代资本而成为新的单一经济主导者。而是资本还将长期存在,资本的经济主导功能仍然发挥巨大作用,只是需要和智慧劳动一起作用于社会经济体,智慧劳动和资本并肩占据经济的主导者地位。

此时,我们的社会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们无须再一味地扶持那些先富起来的人,而灭杀了广大平民拼搏的可能或希望。现在,他们可以转而扶持和帮助更多的底层民众,整体抬高全社会的富裕度。

通过以上的简单分析,我们总体上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培育平民以“未来的眼光”对待现在的事业,主动地去实践智慧时代的非现场经济学理论。并让我们的平民们在学习这个理论和实践这个应用体系时,不仅要认清“富人规则”的实质,还将利用这个理论体系去积极创新和自我创业,主动地参与到智慧经济的新市场游戏规则变革之中去。

非现场经济的影响力使得在单位劳动消耗里,提供了成倍的使用价值量!

一方面随着低成本的智慧劳动,带来了生产率的提高,社会GDp总增量加快,创造可分配财富的总量在不断增大；另一方面智慧劳动正逐步摆脱资本主导经济的唯一性,使得智慧劳动的作用、地位和自由度均在加大。

我们相信在智慧时代的平民智慧劳动将借助于非现场经济的共享体系和新市场游戏规则的建立（社会财富再分配规则的改变，参见后续章节内容）,而避免单由资本主导经济带来的“身不由己”,使得我们的平民也可以通过自身的智慧劳动,而摆脱原始资本积累艰难的索博,从而就有可能地轻松实现自我主张的快速致富目标。

我们的平民通过智慧劳动涌向了真正的中产阶级,那么我们真正的和谐经济社会也就到来了。

非现场经济环境下的新就业理论思考

机会均等不代表财富分配的均等，智慧经济时代社会是提供了一个社会财富分配机会获取的平等，并不代表智慧经济时代就可能实现直接的财富分配平均化。智慧经济时代的社会财富分配还将按一定的规则来完成，只是这种规则与以往不同，极大地提升了全民机会均等的程度。因此，我们应当了解掌握现在的市场游戏规则，同时还须洞察未来可能产生的社会财富分配规则变化趋势。

笔者在本书籍中提出“非现场经济”及其相关领域的其他新概念，并非仅仅为了几个字面上的差异化表述，而是试图从中发现和找出新时代下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特别是其中的社会财富再分配规则的演变方向。

回顾整个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轴心始终是紧紧地围绕在“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社会财富的分配”上。理论上讲：社会财富创造在前，社会财富分配在后，只有创造出了社会财富才有可分配的对象。

我们知道社会发展的原始驱动力是人类的生存需求，而财富是生存需求的首要表现形式，人类社会对生存需求的追求也就主要表现在对财富的追求上。

现实社会生活中，我们的平民思维非常朴素。他（她）们的忙碌，其实要的就是为了“经济来源”，有了“经济来源”生活就有保障。不论是传统就业的种地、打工，还是个体经济、网络销售、投资理财或接受教育或直接接受物资资助，仅仅是直接或间接的生财方式不同罢了。

此时的生财方式=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生存权的获得。

生存发展权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人权内容，也是也是人们追求财富的最原始的出发点，社会关系的基础也将建立在社会财富的公平平等的基础上。

前面我们分析了智慧经济时代，在非现场经济环境下劳动形态的变化，以及我们的平民将借助于非现场经济的共享体系和新游戏规则的建立，而获取社会财富分配的“机会均等”权利。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在这个新时代里，我们的平民们可能遇到的“机会均等”话题，让我们从人力资源的公平理论谈起：（参见中国人民大学方振邦教授《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

这里的报酬是直观的，而这里的投入就比较复杂，如果投入的是相同参照物IA与IB之间，且只是投入量的大小，那么其可比性就比较简单明了。

可是现实生活中，我们遇到的却是存在着各不相同的投入内容。不仅仅是劳动量的投入或资本量的投入，还存在着时常被分配所忽视的自然界投入和生命运动的投入。这样，就比较难直接开展投入与报酬之间的比对了，我们就需要结合时代的特征而找到一个新时代里统一的：“既是人人都拥有，又是与人人能机会均等地获取社会财富创造资格和分配资格相对应的可参照物”，从而才可开展更有效的投入与报酬之比。

单从人类生存发展的角度出发，基于全体地球公民享有社会基础财富的平等拥有权，似乎“按需分配”是最合理、最公平的一种社会财富分配原则。可是，“按需分配”虽然实现了人类全体成员享有平等的分配权，但这种分配原则却很难落实人类社会财富再创造义务的全民化，社会财富的再创造将失去基础动力。

社会财富再创造的义务一旦无从落实，可用于分配的社会财富将日益减少，直至消耗殆尽，终将出现无任何可供于分配的标的物。此时，再好的社会财富分配原则也将失去意义。

显然“按需分配”无法实现：人类社会财富创造和分配过程中的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只能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乌托邦。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和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社会财富的分配原则成为了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涉及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性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财富分配直接影响或决定了社会财富再创造的原动力。因此，对社会财富的平等拥有权，并不表示可以完全地按需或平均分配社会财富。

于是，就出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也就明等于明确表示了“不可以不劳而获”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共识。由于按劳动量分配社会财富的原则，基本实现了多数人群对应社会财富分配权利和义务的落实，基本解决了该领域的权利义务对等原则。长期以来按劳分配成为了人类社会财富分配的基本准则，奠定了人类社会一切经济行为和经济规则的基础。

人们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产生了对于经济财富的需求。为了实现这种需求，人们才把各种类型的劳动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使得个人财富和社会财富不断增长。作为创造财富的最为主动的生产要素，劳动在创造客观财富的同时创造了人类社会生存的一种方式——就业。

劳动的权利、义务和劳动机会的获取，表现在社会行为时就产生了就业现象。按劳分配原则的确定，使得劳动权力和劳动机会的获取，就等同于人们参与社会财富分配权利的资格获取，直接决定了这部分人的基本生存权获得。

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后，大量采用机器进行生产，出现了通过“资本雇佣劳动”的形式，大批劳动者进人工厂从事规模化生产活动，并且逐渐形成了劳动要素对资本要素的依附。

由此出现了资本积累进而影响整个经济增长的结果，而经济增长反过来又决定劳动力就业以及相应的收入分配问题。在传统工业经济条件下，劳动者就业增加的速度与规模，一般须依赖于资本(物质资本)的积累与扩张情况。

这也就是为何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劳动力就业率仍主要依赖于经济总量增长速度的原因。在现实的市场经济环境里，也确实存在投资者和劳动者两大社会财富分配阶层，存在着“按资分配”与“按劳分配”并存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客观现象。

美国人约尔·思腾恩创立的经济增加值（EVA=资本收益-资本成本=税后净营业利润-资本总额×平均资本成本率）就顺势提出：要求先于利润支付给投资者资本成本，以降低投资风险，体现出真正的资本价值，进而保障资本收益的权益。这样，客观的大工业社会经济的后期就表示出了“按资分配”将优先于“按劳分配”的现象，进一步使得“按资分配”的实际盛行。

众所周知，在工业化时代，世界各国劳动力流动都存在这样一个趋势，即劳动力由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产业，等到第二产业有了一定发展后，大量的劳动力又由一、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这种现象在理论上被称作“配第一克拉克命题”。人力资本理论的奠基者W.舒尔茨充分地研究了来自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并进一步界定了人力投资的范围和内容，他指出，“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这类资本(指物质资本——引者注)与收入相对而言使用得越来越少了。……然而，人力资本则无疑是在按照一个比再生产性(非人)资本高得多的速度不断地增长着。”在W.舒尔茨之前，历史上曾有一些杰出的经济学家关注人力资本，一位是亚当·斯密，他在当时大胆地把全体国民后天获取的有用能力视作资本的一部分;另一位是h.冯·屠，他进一步主张将资本概念应用于人;欧文·费雪则“明确而令人信服地提出了一个完整的资本概念”。经济学家的上述研究思路说明，人力资本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增强是一个历史趋势。1965年D.J.罗伯逊在《技术变革的经济影响》中又进一步阐述了技术进步对就业的作用。罗伯逊分析道：采用新技术，只要它意味着能够节约生产成本，就会被认为是正当的。而在节约生产成本方面，通常只指节约劳动成本而言，而对于资本的节约却被忽视。（参考“公务员之家”论文：新经济时代就业的基本特征）

于是我们通过回顾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可以看到在机器大工业的初期，劳动者人力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作用较小，机器是作为劳动力的替代物出现的，因此当时的技术进步是偏向物质资本型的。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特别是大工业后期，在技术进步快速发展的作用下，人力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与就业中的作用得以凸显，劳动力转移呈现出新特点，一些知识密集行业投资于劳动的份额相对于物质资本增加更快，从而造成这些行业资本有机构成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现代通讯与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科技对就业的影响就更大了，一些代表新经济特点的行业像ICT技术、计算机、高新技术等领域，其劳动力需求尽管也需要从第二产业转移一部分，然而更多的却是依靠新增劳动力群体中的高学历、高技能人才来填充，且劳动形态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表面上看：人力资本开始出现了替代物质资本的苗头,于是新古典主义理论认为“劳动开始雇佣资本”到来了。特别是人类进入了智慧经济时代，在非现场经济环境条件下，智慧劳动在就业过程中将充分享受到信息、ICT技术和智慧共享体系带来的便利。劳动者就业岗位，不一定严格依赖于就业场所的改变，劳动力在就业时间和空间上将呈现出分散化趋势，劳动力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工业化就业模式的束缚，反而物质资本在与这一要素的结合中居于从属地位，这些特征在智慧经济时代的非现场经济领域已表现得非常显著。智慧劳动开始分享单一资本的经济主导权，似乎是“劳动雇佣资本”的加剧，特别是智慧劳动似乎正在替代资本的作用。

可是，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虽然智慧劳动的力量和占比大幅提升，“按资本分配”的实际态势得到了一些部分的遏制。但这里的提升仅仅是分配比例中按劳动分配份额中的智慧劳动份额的增加，不是整个劳动在社会财富分配占比的提升，智慧劳动无法改变按资本分配份额增大的恶性趋势。

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资本的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且非常狡猾。资本不仅继续直接“雇佣劳动”，而且还开始大量转向虚拟资本领域，更广泛地间接“雇佣和绑架劳动”，使得劳动无法抗衡资本而实现雇佣资本或取代资本的幻想，“按资分配”不但没削弱，反而更强了，新古典主义理论又被新时代的新现象所破灭。

由于资本仍然是市场经济的主导者之一，且资本总量还在日益膨胀，依照约尔·思腾恩创立的经济增加值理论，导致的现实状况是：朴素的“按劳分配原则”正逐步被资本主导的“变异”市场规则所取代，“按劳分配”越来越演变成“按资分配”。这时，问题就出现了：

（1）“按需分配”不切合实际。

（2）“按资分配”，特别是资本优先，剥夺了广大无资本阶层平等参与社会财富创造和分配的平等权，显失公平。

（3）“按劳分配”的实际功能正在被弱化。

“按需分配”不切合实际，“按资分配”显失公平，“按劳分配”又不能包含所有的群体。这个才是新时代里，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长久以来，学术界也始终围绕按劳分配在市场经济下的实现形式和按劳分配的“劳”到底是什么含义这两个方面进行不懈的探索和研究。

传统的“按劳分配”实际是以劳动能力为基础的劳动价值量分配原则，“按劳分配”原则就其创造社会财富义务（劳动或劳动增加值）的落实受到劳动年龄段和劳动机会的制约。同时，依照普遍权利主张原则，地球上的所有人均享有社会财富分配权，从受孕的那刻到生命结束之时；遵循权利义务对等原则，所有的人又均负有创造社会财富的义务。于是，依照传统的“按劳分配”原则，就有部分人群由于无法承担直接创造社会财富的义务，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义务全民化，尤其是无法实现落实从受孕的那刻到生命结束整个过程中的所有人群（如：人体胚胎、婴儿和老弱病残等）。

这种劳动能力、劳动机会和劳动年龄段的限制，某种意义上讲：等于剥夺了该群体直接的社会财富分配资格，也就是剥夺了另一部分人的分配权。显然传统的“按劳分配原则”或“劳动概念”也已经无法满足这个时代的发展需求。

非现场经济时代，智慧劳动在整个劳动中的占比增加外，还主要出现了市场主导因素的变革。这种变革导致了“按劳”与“按需”、“按资”的日益融合趋势已成必然。事实上已经存在着：“按劳分配”整体的实际分配话语权在下降，只有其中的智慧劳动话语权在上升；“按资分配”的部分现象加剧，如：食利阶层和虚拟资本市场套利占比提升等的客观现象；“按需分配”的特定对象也日趋普及，如：义务制教育、失业救济、贫困线、养老保险、慈善事业等。智慧经济时代的非现场经济现象将会进一步推动“按劳分配、按资本分配、按需分配”的混合态势。传统的劳动概念此时就显的过窄，无法包含实质已经成为社会财富分配参照物的其他要素，特别是生命行动几乎不直接地包含其中，且资本行动也已不再是简单地靠投入量的大小了，而是资本投入量与机会效应的叠加。

显然在这个时代，“按劳分配”原则的弱化和“按资本分配”的实质性加剧，加之“按劳分配”实际的特定群体属性的缺陷，这才是当今社会贫富差距不断被拉大的根本原因。

面对这样的困境和混合式体制共存的现实情况，我们又该拿什么来作为社会财富创造和分配的基准参照物？如何来找到这三种分配形态的新平衡点？

这又是一个“A QUESTION OF ThE BALANCE.”！

笔者认为：作为就业理论的基础，我们的社会财富分配原则理论，需要进行适时的调整了，该是放弃传统的“按劳分配”原则的时代了。

我们只要解决了人类社会活动中的创造财富义务落实问题，那么依据权利义务对等原则，就不难解决社会财富再创造和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

根据时代的实际发展态势，该是进而改传统的“按劳分配”为“按行动力”分配，并以此理论为出发点，来解决所有的基础性社会经济综合问题，以及指导就业理论体系在新时代下的修正。

我们知道人们获取社会财富的途径，不论是依靠需要，还是劳动或资本都是人类社会活动行为表现的结果。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是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基础力量，这种具有目标的行为，我们可称为行动。这里的行动是指人类积极的正向行动，不包括反社会的负向行动，行动力则是行动的量化指标。

对应社会财富创造和财富获取的行为，我们可将其分为：生命行动、劳动行动、资本行动。而其中的劳动行动我们又可分为：一般劳动、智慧劳动。

（1）生命行动。这种行动是贯穿从受孕体诞生到生命体死亡的整个过程。是由生命力趋势的生命体自觉或不自觉成长行动。这里的成长指的不仅仅是生物性质的体态长大和消亡，还包含适应自然环境和适应人类社会的能力成长。

只要有人类生命迹象就有该种行动，是人类从胚胎开始的生命权。

这种生命权力就对应着生存最基本的物质基础，也就是对应着社会财富分配的基本权力，任何人无权剥夺这种人类最最基础的生存权利。

（2）劳动行动。人们创造社会财富的直接行动，按劳动行动量直接参与分配社会财富具有普遍接受的合理性。

可是，直接的按劳动分配将受到特定人群直接受益的限制，其公平性还是存在着缺陷（特别是对应人们最基础的生存权时）。

（3）资本行动。资本行动有人称它为另类劳动或间接劳动，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太牵强，资本的实质就是资本的直接使用者剥削其他人的劳动。

生命行动、劳动行动、资本行动三者都是客观存在的人类行为，同时对应着“按需分配”、“按劳分配”、“按资分配”的实际社会财富分配需要。

在非现场经济新环境下，我们必须正视三者的客观存在，并找到三者的新平衡点。由此，笔者进一步认为这个新平衡点：这就是人们的行动力。

只有“行动力”提法才能包含三者；也只有包含三者，才能平衡三者。按“行动力”分配原则新提法的确立，进而替代传统的按劳分配原则，是顺应了新时代的社会财富分配混合体制加剧的现实需要。

行动力是劳动概念的扩展，它诠释了劳动概念在新时代下的新内涵和新外延，“按行动力分配”真正实现了“按劳分配”原则的最高境界，也将动摇我们现行传统就业理论的基础。

根据奥肯对美国经济的实证分析得出的奥肯定律，经济每增长2个百分点，可以降低1个百分点的失业率。而现实社会的实际结果大约是1.5，也就是说，经济每增长1.5个百分点，就业将增加1个百分点。

于是，一定的就业量，成为现代经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现代的就业理论认为：现代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大目标之一，就是维持一定水平的就业。依据这样的传统理论，中国产业政策和投资结构正在发生明显变化，在这种变化的影响下，产业结构的变动可能会形成结构性失业。

可是，笔者认为：就业问题实质是人类工业文明的产物，就业的本质是增加社会财富和社会财富的分配，对于表面上的就业量扩大而实际上没有或不利于财富的增加和分配的公平的理论或做法，应该是不值得追求的。

现实的社会情况是：政府为了保全政权的稳定，在经济运行波动时段，往往人为的创造出些就业岗位。特别是在经济严重下滑期，政府多数时候会采用盲目投资等短期行为来拉动经济或创造就业岗位。长此以往，创造和增加就业岗位逐步就演变成了政府的一项基本的职责。

可是我们知道：政府只是市场经济的参与者，不是主导者，更不是上帝。创造和增加就业岗位原本是市场的功能，而不是政府的职责。也就是说社会财富分配规则由市场决定，那么就业规则也应当由市场规则决定！创造和增加就业岗位的角色不应当由政府来承担，而是由市场来承担。

因此，新就业理论就不应该是“就业等于直接劳动资格”的获取，就业的实质是“人们所有的社会正向行动”。这样，对应的失业也不是简单的直接劳动机会丧失，而是人们的社会行动停止与否，通俗地讲就是他们“有没有闲着”。

非现场经济环境下的按行动力分配思维，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就业观，只要我们的社会分配原则真正地“按行动力分配”，那么答案清晰就可见了：新就业理念的实质不是就业岗位，而是人们“不能闲着”！政府的职责是维护市场的健康，政府在现行的社会财富分配和充分就业领域中，也应当尽快转换角色、转变职能，政府在该领域的工作和责任的实质是让人们“不会闲着”。

非现场经济环境下的“按行动力分配”意识流，我们可以用下图示意来说明：

“按行动力分配”扩大了劳动的内涵和外延，不仅是确立了资本收益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生命行动”参与了社会财富的分配，实现了基本人权的平等性要求。我们的政府机构只要推动市场机制全面落实“按行动力分配”，特别是其中的“生命行动”分配资格的保障措施即可。

在传统的“按劳分配”原则里，实际是存在着剥夺了“生命行动”的分配资格的现象。那些暂时没有劳动能力或丧失劳动能力或丧失劳动机会的人群就变成了“闲人”。这些“闲人”由于没有社会财富分配理论和社会分配机制的支撑，通常是由家庭为主体来承担，而这些家庭绝大多数是处于社会的底层。

于是社会的“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就出现了，正如《圣经·新约》的“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中有这么说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按行动力分配”就是强化了生命行动、劳动行动、资本行动的三者兼顾，特别是强化了这其中常被忽视的生命行动。强调了生命行动参与社会财富直接分配的正当性，基于这样的正当性，保障生命行动持续下去的责任，不该是由小家庭来单独承担，而是应该由社会大家庭与个人小家庭共同来承担。

现在的关键问题出来了：这个社会大家庭怎样来落实这个责任？是由政府组织来承担吗？笔者的观点：政府只是这个社会大家庭重要的一员，不能完全替代社会大家庭的全部职能，保障生命行动持续下去的责任也不可能完全由政府组织来承担。

这个社会承担者应该是市场化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全民所有的国有企业。

现实的社会情形是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国有企业，往往会出现“要么私有化，要么政府化”。全盘私有化的恶果在资本主义后期的经济动荡中我们已经观察到，而政府掌控的全盘计划经济的恶果我们也深深体会过。

因此，一定量的全民所有形态的经济组织是十分必要的，其关键点是如何区隔其与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

全民所有的国有经济组织不等于政府所有，政府组织的运行经费来自税收（包含全民所有的国有经济组织的应纳税），而不该包含全民所有的国有经济组织的利润，否则就是政府组织侵占了全民的利益。

这里的关键是国有经济组织分配形式的改变，国有经济组织利润分配的全民化，而不是企业专属或政府控制，我们的国资委也应该脱离出公务员队伍，而成为全民的大账房，管好全民的钱、分好全民的钱，接受政府和全民的监督。一旦全民所有的国有经济组织利润分配与政府的社会性公共开支以及家庭义务相结合，也就等于为“生命行动力”也是社会财富分配对应参照物理论的提供了实现支撑。

这样，局部必需的“按需分配”也能得以实现。“生命行动”、“劳动行动”、“资本行动”三者的新平衡也就建立起来了。

这种社会财富再创造和社会财富分配的新平衡建立，使得传统的就业理论和一些就业相关的概念也将随之改变或消亡。失业救济、扶贫慈善、教育慈善、农民工等名词也将从慈善事业的名单中删除，而成为了社会分配规则执行的必须。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按行动力分配”的思维不仅是理论层面的，也拥有了现实的社会基础，“生命行动”持续保障就有了一定可落实的物质支撑了。

前面我们提到生命行动指的不仅仅是指生物性质的体态长大和消亡，还包含适应自然环境和适应人类社会的能力成长。这种人类特有的能力成长，使得人们在任何时段里都“不会闲着”，最典型的就是适应性教育、普通教育和继续教育。一旦这些所有的教育形式脱离了商业化，各年龄段的受教育行为均被视为参与社会分配的“生命行动力”时，那么我们的人民也就永远不会“闲着”了。某一时段的部分暂时空闲人的继续教育行为就替代了直接的就业岗位劳动，也能参与基础的社会财富分配。

这样，两年前的4万亿也不用单为了直接的创造就业岗位而变成钢精混凝土了。于是，一切又真正回归到了市场智慧经济时代的“按行动力分配”其意义在于：

（1）修补了传统就业理论中劳动概念的过窄现象；

（2）婴儿、老弱病残疾都在行动，纯粹的生命行为救济不再是福利，而是权力主张下的义务；

（3）全民所有的经济组织的职能和兴办国企的出处也有了；

（4）指出了政府不是就业的造血机器，不是直接创造就业岗位数的机构，而是市场规则修正与执行的监督者和维护者；

（5）行动力对象的全民化，就业的新市场化不再有群体之分（也包括不再有农民工与城镇工之分了）。不论来源于何，均是行动力的市场提供方，就有真正平等的人格权。

劳动行动不再是生存的唯一来源，而是收益最大化和自我更大价值实现的追求体现。只有“按行动力分配”的思维，才能使得生命行动具有参与社会财富的理论依据，而不再是单靠家庭或慈善或怜悯；只有“按行动力分配”的思维，资本行动获取社会财富才具有了一定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只有“按行动力分配”的思维，劳动和资本的分配才实现了平等、公平和公正。

我们在研究非现场经济时，提出“按行动力分配”的思考，不是寄希望于我们的社会立即会去实现这种新型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而是为了顺应非现场经济发展的规律，让大家看清这种伴随着网络无疆界特性而发展过来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特别是其中的社会财富再创造和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演变可能。

建立起“按行动力”思维，以便我们能在日常的非现场经济研究工作中，能结合新劳动形态的出现，而去主动推动建立或尽早过渡到这种社会财富的分配原则，并在这样的新就业理论思维的指导下，一起去探索新时代里广大平民“幸福和谐生活”的新希望所在。第十章实践非现场经济/第十章实践非现场经济第一节非现场经济的内在逻辑

智慧是打破固有的模式、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突破瓶颈的根本力量。

智慧经济就是一种面对各种艰难险阻,不断超越、不断解构、不断进步、不断科学发展的最具现代型的经济。

我们用不断发展的智慧去挖掘、利用、开发、引导、激发各种资源,真正实现智慧经济的无孔不入。

我们的经济发展的每一步都带有鲜明的中华民族智慧,包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道德观、价值观和应对方式,以及我们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大格局中的正确判断和应对智慧,这就突出了东方软智慧指引下的中华民族发展经济的智慧性、能动性。

我们通过智慧经济核心趋势,智慧劳动的发展,非现场经济的就业形态、劳动形态、生活形态等研究,以及关于智慧劳动成本降低分析来揭示智慧经济的核心,提出和定义非现场经济学概念,倡导安全信息经济学,实验非现场经济指标概念和东方陀螺分析工具。

这些研究和新观念的提出,仅仅是为了启发一个新的信息经济思考思维方式和一个新研究方向的尝试。以便更多的经济学专家和信息技术人员,能采用东方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去设计当代中国智慧经济所需要的各种智慧型应用方案。

智慧劳动、智慧共享平台成为了未来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关键。

我们的出路是唯一的,我们的政府和社会也只能是通过大力培育智慧劳动和智慧共享体系来完成其公共管理的职责和维护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

我们知道：追求的社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是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出路只有一条：靠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其他都属于临时性的或辅助性的措施。只有在保增长的同时又遏制以房产泡沫、股市泡沫为代表的资产泡沫才是可持续发展之路。

笔者认为：保增长同时又能有效遏制资产泡沫膨胀,以及从根本上解决新时代环境下的就业问题，单靠政府干预或体制改革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最终还必须依靠市场经济自身的内在动力来完成,这个动力就是经济主导者的改变。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创造环境尽快地促使智慧劳动与资本一起分享经济的主导地位,依靠新经济的主导者去遏制“单一的资本主导”型经济所带来的各种弊端,依靠智慧劳动成为经济新主导的动力来保增长。

至此,我们坚信：智慧劳动和智慧共享体系最终将主导和创造一个让人们更自由主张地去品质生活的和谐社会环境。

A Question of the Balance !

这更是一个大平衡的问题,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进程中的新平衡维系。

经济规律(economic laws)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

我们知道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和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来的是不同阶段的各种各样的经济现象。

在这些社会经济现象的各种联系中间,既有外在的非本质的联系,又有内在的本质的联系。

这种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就是经济规律。

只有那些内在的本质的联系才对经济现象的发展和变化起着决定的作用。经济规律发生作用具有必然性,马克思将这种必然性描绘为:“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

经济规律同自然规律一样,都是客观过程的内在联系,具有客观必然性,是不依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管人们主观上是否认识经济规律,它总是客观存在和必然发生作用的。列宁说：“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做服从于一定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们的意志、意识和愿望为转移,反而决定人们的意志、意识和愿望。”有什么样的经济条件,就会相应地产生什么样的经济规律。人们只能够发现、认识和利用经济规律,但是不能创造、改造和消灭经济规律。例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经济规律的作用,当它同腐朽的剥削阶级的狭隘的阶级利益相冲突的,腐朽的剥削阶级会用一切办法来抗拒先进阶级对这一经济规律的利用,但是不管他们的主观意志如何,这一经济规律毕竟存在和发生作用,并且终究是要实现自己的要求的。

经济规律具有客观性,并不等于人们在经济规律面前是消极的,无能为力的。相反,人们是可以认识和利用经济规律,并用来为整个社会谋利益的。如果把经济规律偶像化,让自己去做经济规律的奴隶,是十分错误的。F.恩格斯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么,要使它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

“这里的区别正像雷电中的电的破坏力同电报机和弧光灯的被驯服的电之间的区别一样,正像火灾同供人使用的火之间的区别一样。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

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和利用与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利用有着不同的特点。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利用或多或少是顺利的。

这时,人们在经济规律面前才不是无能为力的,人们能够认识它们和依靠它们,驾驭它们,并给其他正在为自己开辟道路。

“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以上部分资料摘自百度百科。

至此,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非现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同自然规律一样,都是客观过程的内在联系,具有客观必然性,是不依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也只能够是发现、认识和利用非现场经济的内在规律,但是不能创造、改造和消灭这一经济规律。

非现场经济学的研究就是通过分析观察非现场经济现象,通过智慧经济的核心表现形式的非现场经济的内在逻辑分析,去发现、认识和利用整个智慧经济的内在运行规律。

非现场经济学研究的是新时代智慧经济的内在规律,最终实践的非现场经济的内在逻辑演绎。

通过学习贺金社的《经济学——回归亚当·斯密》,我们知道经济学内容之间的逻辑联系如下:从终极目标上讲,因为“幸福=财富/需要”而把财富的获取方式、财富的有效利用和财富的充分增长逻辑地统一起来；从内部联系上讲,因为整体产品市场上财富(收入)的加总,因而局部经济到整体经济也逻辑地统一了起来；从评价方法上讲,帕累托最优标准把财富的获取方式、财富的充分增长与财富的有效利用逻辑的统一了起来,同时,帕累托最优可以就收入性财富(商品)与非收入财富(商品)对人类幸福的贡献进行评价,从而把幸福经济学整合到主流经济学之中,也使经济学回归到亚当·斯密。

于是,我们可以结合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结合非现场经济的特征,以及新就业理论思考，将其修改为非现场经济学理论的内在逻辑示意图。

用新的非现场经济内在逻辑示意来表示非现场经济的实现路径,它是非现场经济的外部力量与评价标准以及过程的说明。

非现场经济内在逻辑示意

我们从非现场经济的内在逻辑示意可以看出：非现场经济的内在逻辑核心是，新时代的智慧环境导致了非现场经济外部介入力的变化,引发了智慧劳动属性和市场内在机制的改变,决定了新的就业思维理论和财富再分配规则的变动。

非现场经济学和非现场经济指数的提出,在市场行业层面回答了：为什么在社会整体经济运行环境恶化时,智慧经济(特别是非现场经济)还是存在着竞争性的商机,能逆势而上的内在原因。

非现场经济学和非现场经济指数的提出,意图释放“社会经济大变革已经来临”的信息：资本将不再独享单一主导经济的资格,智慧劳动将担负起与资本共同主导这个社会经济的责任!

同时也希望能给公权力机构提供一个新的决策权衡参考工具,这个新指数、新工具和新就业理论，在本书中还只是提出一个概念,有待于日后完善和分析模型的再设计。

通过本文的初步观察、分析和研究,我们清晰地意识到：意图要解决目前的社会经济的各种弊端,只有改变单一资本主导经济的形态和确立“按行为动”分配原则，才能压制恶性的虚拟资本的泛滥，从而实现人类社会的和谐经济架构。

非现场经济现象的出现和深入,将借助于智慧劳动的新经济主导作用,最终实现在特定历史时段下的人类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