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替代性对责任的意义

服务替代有助于生产者更好地承担EPR责任，是因为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服务替代性本身具有鲜明的生态意义，二是因为基于服务替代性的生产者所有权能强化生产者的环境责任意识与环境目标整合能力。

服务替代性的生态意义在于，服务替代性越高，越便于实现利用尽可能少的物质产品提供尽可能多的功能服务的目标，从而直接服务于EPR材料维度的环境目标。Newman和戴利分别对此做了基础性的研究。

Newman(1999)认为，对产品而言，输入端表现为作为原材料的资源输入，输出端则包含两类，一是生产制造过程所追求的产品服务输出，二是产品服务的副产品，废物对生态系统的输出。这三个要素中，产品服务输出是人类追求的社会福利，自然资源输入与废物输出则共同构成人类追求社会福利过程中的自然资本损耗。而通过尽可能少的资源输入和废物输出，来创造尽可能大的产品服务输出是人类的最大利益所在。

戴利(2001)用获得的MMK服务与牺牲的NK服务之比来定义生态经济效益，生态经济效益公式的前一部分揭示了单位人造资本的服务效率，后一部分揭示了单位生态损耗的人造资本输出效率，即人造资本的环境绩效。由公式可以看出，人造资本的创造与使用是自然损耗转化为社会福利的中介要素，生态经济效益以单位生态损耗的社会福利产出为衡量，同时受到人造资本服务效率与人造资本环境绩效的影响。

综合Newman与戴利的研究，我们获得以下结论:

(1)包括资源输入与废物输出在内的自然资本损耗是获得社会福利的必然途径，社会福利的获得效率是衡量生态经济效益的最终依据。

(2)产品作为人造资本，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特定的功能需要而存在的，消费者拥有产品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产品提供的特定的功能，功能获得才具有目的性价值。也就是说，社会福利的获得是人类追求的最终目标，具有目标价值;人造资本的获得是自然损耗转化为社会福利的中介要素，不具有目标价值，但具有重要的工具价值。

(3)提高单位人造资本的社会服务效率是提高环境绩效的重要途径。用服务供给替代产品供给，不会妨碍消费者最终目标价值的实现。通过提高产品的服务替代率，可以实现用尽可能少的物质产品提供尽可能多的功能服务，这将直接作用于单位人造资本的社会服务效率的提高。

可见，服务替代所具有的生态意义对生产者能形成内在的激励。

服务替代性的提高还作用于生产者承担EPR责任的整合能力。随着服务替代性的提高，生产者可以通过所有权责任的模式来承担EPR责任，即生产者可以在保留产品所有权的前提下全方位承担EPR的实体责任，这不仅能激发其更为深厚的责任意识，而且有助于获得更具整合力的环境目标实现能力。生产者基于对于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把控，能够在各个必要的产品周期导入环境因素，整合各阶段的环境因素关联性，系统地开发产品的环境绩效潜能，并以最有效的方式实现产品的环境目标。再者，加深的环境责任意识与加强的环境责任能力之间具有一种彼此强化的关系，这对于建立起目标设定与目标实现之间的良性循环也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