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分析的框架

一、问题分析的框架——制度变化的供给与需求

道格拉斯·C·诺斯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和均衡分析方法构建了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模型：在初始制度均衡中，由外部性、规模经济、风险和交易成本所引起的潜在收入增加时，就会使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成本，形成了制度的非均衡，从而发生制度变迁，又再形成新的均衡，均衡—非均衡—均衡，如此循环往复，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帕累托改进，直至达到帕累托最优。诺斯认为，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在于主体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外部利润）。所谓潜在利润，是一种在已有的制度安排结构中主体无法获取的利润。通俗地讲，主体现在在A制度中是无法获取这种利润的，除非把制度变为B制度，因为这种利润存在于B制度之中。由于外部利润不能在既有的制度安排结构中获取，因此，要实现帕累托改进，要获取外部利润，就必须进行制度的再安排（制度变迁），或者使A制度变为B制度。这种新的制度安排的目的在于使显露在现存制度安排结构外面的利润内部化。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为我们理解制度变化提供了一个总的思路和分析框架。D·菲尼（2001）认为，制度变迁必然是由对制度变化的需求与供给两方面的因素变化而引起的。因此，要想获得对正在发生的某些制度变化趋势的预测性知识，就只能从对这些因素的详细分析入手。对制度安排的变化的需求，可简单归结为：按照现有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行为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安排，他们能够获得在原有制度下得不到的预期利益。当然，其他集团和整个社会的预期净利益可能是有差别的，很多情况下差别甚至是悬殊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制衡可能使某种非效率制度安排长期处于均衡状态。制度安排的某种起始的均衡因为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外生因素的变化而受到冲击。实际上，由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不一致所引发的非均衡的制度结构必然导致制度变迁，从非均衡到均衡的制度结构的演变过程也就是制度变迁的过程。影响对新的制度安排的需求因素，也就是使改变制度安排所产生的预期净利益发生变化，从而改变了对制度变化的需求因素，主要包括：相对产品和要素价格、宪法秩序、技术和市场规模。

越来越多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需求的变动趋势虽为制度变迁的必要条件，但不是了解变化路线的充分条件，制度变迁的供给甚至更为重要，尤其对于一个集权国家而言，（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将起主要作用（戴维·菲尼，2001）。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能力和意愿。现有的政治秩序的一整套诸如此类的基本原则，以及现存的制度安排的整套基本原则，都将深刻地影响政治秩序在对某种制度安排的需求发生变化时做出反应的能力和意愿。政治秩序在某种程度上关系到如何组织公共物品的供应（制度也是一种公共品）。对制度变化的需求是建立在目前所得不到的这样一个基础上的，因此，它是因时因地而异的，它取决于现状。制度变化的供给，情况也是如此。有很多重要因素影响政治秩序提供新的制度安排的能力和意愿。这些因素包括制度设计的成本、现有的知识积累、实施新安排的预期成本、宪法秩序、现存制度安排、规范性行为准则、公众的一般看法和居于支配地位的上层强有力决策集团的预期净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