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专业化贸易对中国就业结构的影响

贸易开放如何影响了就业结构的一个最直接理论线索来自国际贸易一般均衡理论中的H—O模型。尽管该理论模型及其有关经验研究的诸多弊端已被广泛认知^[13]，但长期以来，这一分析框架依然主导着人们对诸如全球化的就业分配效应等问题的种种思考(Goldberg and Pavcnik，2007)。

在简单的两种商品和两种要素(2×2)的条件下，H—O模型预测:如果一国拥有相对丰富的低技能劳动力，则该国将专注于生产低技能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以发挥其比较优势，从而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将会增加，高技能工人就业比例趋于下降。并且，Stolper-Samuelson理论进一步认为，贸易开放引起的低技能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价格的上升将会导致这类产品所密集使用的要素——低技能劳动力收入的上升。相反，高技能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价格的下降将会导致高技能劳动力收入的下降。基于这一理论以及有关证明发展中国家拥有丰裕低技能劳动力的众多经验研究^[14]，我们不难推断，贸易开放所带来的分配效应将更多地惠及发展中国家的低技能劳动力。

有关全球化贸易与各国高技能工人就业比例变化规律，针对发达国家的经验研究大致验证了H—O理论的判断，即全球化进程中竞争的不断加剧是导致发达国家低技能劳动力需求下降、高技能工人就业需求的上升的主要原因^[15]。就低技能劳动力相对丰裕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有悖于H—O模型的基本判断。

一方面，基于要素禀赋的一般均衡贸易理论认为，贸易开放会导致一国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高技能劳动力将从产品价格下降的行业向价格相对上升的行业转移。然而有关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的大量研究并未支持这一论点(Revenga，1997;Hanson and Harrison，1999;Feliciano，2001;Attanasio et al．，2004;Currie and Harrison，1997;Topalova，2004;Wacziarg and Wallack，2004)。究其原因，Attanasio等(2004)针对哥伦比亚的研究认为，贸易开放的劳动力配置效应不强可归结于本国劳动力市场的僵化，从而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是相对工资而不是就业结构的调整^[16]。Currie和Harrison (1997)针对摩洛哥的研究发现，由于产品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面临全球市场竞争时，其应对策略往往是降低利润率而不是将劳动力在行业之间重新配置以提高效率^[17]。此外，Munshi和Rosenzweig(2005)研究发现印度社会的迁移率很低，并认为印度的社会等级制度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保障，这使得他们出于害怕失去现有福利的担忧而不愿迁移^[18]。有趣的是，本来印度目前的劳动力流动性已经够低，而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却进一步成为降低流动性的理由，因为这种社会等级制度成功解决了不平等程度上升所带来的诸多问题。与发展中国家的情形相反，Grossman(1986)和Revenga (1992)发现美国的就业对贸易冲击的敏感度比工资更大，这种调整机制上的差异与美国相对发展中国家更强的劳动力流动性特征较为一致。

另一方面，与Stolper-Samuelson效应相悖的是，在过去的30年里，全球大多数行业的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比例均显著上升。事实上，在针对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Robbins，1996; Sanchez-Paramoand　Schady，2003;Attanasioetal．，2004)、中国香港(Hsieh　and　Woo，2005)以及印度(Kijima，2006)等众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研究发现，行业内高技能工人就业比例的上升已成为普遍现象。对此，尽管存在诸多解释，但有一点似乎得到了广泛认同，即就业结构的升级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高技能劳动力需求上升的驱动。最主要的经验证据是，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的工资和就业都朝着同一方向变化，这意味着劳动力需求的转移发挥了主导作用(Robbins，1996;Sanchez-Paramo and Schady，2003)。那么，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化贸易为何会导致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显著上升?这就成为具有广泛争议的话题，并引发了垂直专业化贸易和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等领域的诸多研究。

2．4．1垂直专业化贸易

传统贸易理论(譬如H—O模型)大多假定参与国际贸易的商品均为最终产品。然而，随着全球范围内的垂直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产品内贸易活动在全球化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Feenstra and Hanson(1996a，1996b，1997，1999，2003)提出了一个基于中间产品贸易和外包服务的理论，并强调了中间品在国际贸易中日益重要的地位。

按照Feenstra-Hanson外包理论，最终产品的生产需经过一系列中间产品连续投入的中间阶段(包括从研发、加工到装配、销售等所有活动)。由于不同阶段所需技能密集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因而中间产品的投入系数会随着各阶段实际使用的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的相对量的变动而变动。根据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力的数量之比，各环节的垂直专业化分工活动从低到高排列。例如，高技能劳动力密集程度最低的活动为装配，而最高的为研发。从全球化价值链来看，发展中国家生产系数范围为［0，Z*)的商品，而发达国家生产系数范围为(Z*，1］的商品。在贸易自由化和资本流动管制日益放松的条件下，发达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将自身的低技能生产活动外包给发展中国家，如此一来，均衡状态下的Z*值将增大。考虑到南北发展水平存在绝对差距，发达国家的低技能生产在发展中国家仍属于高技能生产活动。因此，外包同时增加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

继Feenstra和Hanson(1999)对美国制造业的研究之后，较多实证研究开始探讨全球化的外包活动对本国就业结构的影响。譬如，Falk和Koebel(2001)着重分析了德国制造业的低技能劳动力需求下降和高技能需求上升的原因，而Strauss-Kahn(2003)和Hijzen et al．(2005)则分别研究了法国低技能劳动力需求和英国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如何受到了外包活动的影响。总体上，已有文献均不同程度地发现，外包是发达国家(或地区)对高技能劳动力需求增加的重要原因，然而针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类似研究却相对较少。

部分研究证实了外包可能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南亚新兴经济体的一个重要现象，但更多研究是关注于外包对工资不平等的影响，并且也只有针对墨西哥和中国香港地区的经验研究。例如，Feenstra和Hanson(1997)曾用墨西哥的数据来验证他们的理论，通过将高技能劳动力相对工资的增加与FDI联系起来，他们发现，大量美国企业采用外包将中间投入品出口到墨西哥边境加工厂以组装成最终产品，墨西哥高技能劳动力整体工资份额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这类FDI的大规模流入。类似地，Hsieh和Woo(2005)发现，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放松对FDI的限制之后，中国香港把许多低技能劳动力相对密集的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大陆，随后中国香港更加专注于技能密集型的制造活动和基于外包之上的服务性活动(如市场推广、产品分销)。因此，香港最终也出现了高技能劳动力相对需求增加的现象。

从有关外包问题的诸多研究看，现有的文献更加关注发达国家在外包中的地位。这或许说明了很少有发展中国家能像墨西哥那样吸引到大量FDI或是像中国香港那样将大部分生产活动外包出去。墨西哥和香港分别与美国和中国毗邻，这是外包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条件，但外包效应不应仅仅局限于墨西哥和中国香港。有关东南亚(Head and Ries，2002)、美洲中部(Rodriguez-Clare，2001)以及东欧(Marin，2006)的研究表明，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或转型经济体也参与到这一全球化价值链分工体系之中。事实上，Lorentowicz等(2005)的研究证实了外包理论在解释转型经济体的工资不平等现象上的重要性，他们发现波兰跨国企业的外包活动与波兰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增加存在重大关联。

2．4．2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

对于高技能劳动力相对需求增加的另一种主流解释是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鉴于“技能偏向”本身较难衡量，现有研究大多直接采用了内生性的结果变量(例如企业工资单上高技能工人的比重)而非外生的技术冲击。

尽管目前仍未形成公认的有关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衡量方法，但大量研究发现，在某些行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出现了高技能劳动力比例以及相对工资上升的现象，这被视为全球经济在新技术领域呈现技能偏向型特征的一个重要证据。那么，如何解释这一与Stolper-Samuelson效应完全背离的经验事实呢?

Leamer(1998)认为在一般均衡条件下，低技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将更有利于低技能工人就业，而高技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则会更多的惠及高技能工人。换言之，技能进步对工资分配的影响取决于产业“偏好”而非要素“偏好”^[19]。但有关的实证研究并不支持这一观点。例如Attanasio等(2004)的研究没有发现支持哥伦比亚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集中在高技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有力证据。若要说有的话，他们的回归结果显示的是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集中在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产业(回归结果不显著)，这一结果显然未能解释哥伦比亚技能溢价不断上升的经验事实。

有关贸易开放理论和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理论，两者究竟谁更好地解释了这种全球性的技能溢价上升，经济学家们在过去十年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现有的研究更多的是将这一现象归结于两种机制共同作用。

相对而言，技能偏向型技能进步显然比特定的贸易政策变化在引起技能溢价上升方面要起到更大的作用，但技术进步本身也是“开放”所催生的一个内生现象，因此全球化依然是各国技能溢价上升的根本性原因。

Wood(1995)指出，企业在应对贸易开放时会进行“防御性创新”(Defensive Innovation)，来自国外的激烈竞争将迫使企业加大R＆D投入或更多运用新技术。这一理论在Thoenig和Verdier(2003)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可以说，“防御性创新”理论在解释发达国家以及中等收入水平以上发展中国家所出现的不平等现象上显得更为合适。譬如哥伦比亚和巴西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都经历了显著的贸易开放，而更低收入国家如中国的进入将迫使前者的低技能密集型产业加快技术进步。因此，这些理论的一个共同实证结论便是在中短期，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在开放程度较高的产业会比较明显。Attanasio等(2004)研究表明，1984—1998年，哥伦比亚的熟练劳动力相对需求的增加在那些经历了最大关税削减的产业中最为显著，该结论为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是贸易开放的内生现象这一理论提供了有力证据。

关于贸易开放引起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另一个机制由Acemoglu(2003)提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表现为进口更多的机器、办公设备和其他资本品。由于资本生产力的发挥往往依赖于一个高技能劳动力比例更高的就业结构，那么，贸易开放所带来的海外资本增加将会导致高技能劳动力相对需求的上升。概而言之，该理论的两个主要论断为:(1)发展中国家贸易开放之后，从发达国家进口的办公设备和先进机器等资本品将会增加;(2)高技能劳动力相对需求的增加在进口国外资本品较多的产业会更加明显。Harrison和Hanson(1999)对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的研究支持了上述观点，他们发现墨西哥的每个产业内，进口机器和材料的公司比起不进口这些产品的公司会更加倾向于雇佣更高比例的白领工人^[20]。但是Pavcnik(2003)的研究却发现，20世纪80年代智利白领工人相对需求的上升并不能归因于进口的材料和配套技术。同样地，Muendler(2004)针对巴西的研究发现，进口中间品对该国在贸易开放后所出现的生产力提高作用甚微，而Fernandes(2007)却发现哥伦比亚的中间品进口和生产力提高两者之间存在正向关联。可见，进口机器和办公设备对于传播新技术和增加高技能劳动力需求方面的作用依然没有确切的结论。

总而言之，贸易开放和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高技能劳动力相对需求的促进作用显得先验性正确、理论上也说得通，但对应的实证结果却并未形成定论。更为重要的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外包活动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已成为国际经济学研究中较为薄弱的环节，而有关垂直专业化贸易如何影响了中国就业结构的经验研究也依然鲜见。本书将通过模型化国际纵向分工形式，考察国际分工协作对国内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的就业所造成的可能影响，并借助于中国工业企业普查数据库(CASIF)和海关贸易数据库(CCTS)对这一影响机制进行实证研究，以获得中国产业发展和就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含义。

【注释】

[1]在中国，官方不仅没有公布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更没有编制区分加工贸易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

[2]要指出的是，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投入产出表均为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其最大的缺陷是未能区分各行业所用的中间投入品中哪些来自国内采购，哪些来自国外进口。并且这一投入产出表也未能区分加工贸易模式与一般贸易模式，而仅反映了各行业之间平均意义上的投入产出关系。

[3]资源流动约束条件(Resource Flow Constraints)指某行业的加工出口产品的价值必然是国内中间品、进口中间品，以及所有初始投入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的价值总和。

[4]类似的问题在其他的研究中也出现过，譬如Lau et al．(2007)所编制的投入产出表考虑了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情况，但他们将外商投资企业的其他生产与非加工出口生产混在了一起。

[5]更为详细的论述可参见Dean等(2008)和张芳(2011)。

[6]2003年的《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白皮书》提供的数据显示，外资企业在加工进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从1996年的64．5%上升至2002年的75．7%，而国有企业的这一比例从34．1%下降至21%，民营企业则从1．4%上升至3．3%，(商务部，2003)。另有资料显示，2007年上半年，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加工贸易额中的比例分别是84%、10%和6%。因此，加工贸易的绝大部分是外资企业完成的。

[7]有关经验上的直接证据还可参见Koopman等(2008)及Dean等(2008)的测算结果。

[8]我们注意到，日本的IDE-JETRO尝试编制了涵盖亚洲9个经济体的跨国的投入产出表。用这个表可以直接估算9个经济体在各自出口中的国内附加值率，但这个投入产出表依然不能很好地把加工出口和一般出口区别开来。另外，一些研究使用的GTAP数据库是另一个非官方的只涵盖少数国家的跨国的投入产出表。但编制跨国的投入产出表并不容易，因为各国在行业的划分以及数据采集中使用的方法并不相同，做出一个标准格式需要很多的折中和调整，所以编制跨国的投入产出表将是一个巨大的政府间项目。

[9]类似的结论还可参见Dunford(2006)。

[10]由于各种技能层次的劳动力跨部门流动现象并未广泛出现，因此部分研究认为，全球化对一国就业技能结构升级所产生的影响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具体可参见Acemoglu(2002)和Goldberg and Pavcnik(2007)等人的研究。

[11]譬如，Bernard et al．(2007)和Alcaláand Hernández(2009)各自对美国和西班牙的研究，以及Bustos(2007)、Verhoogen(2008)和Molina and Muendler(2009)分别针对阿根廷、墨西哥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均证明了这一点。

[12]有关理论文献可参见Acemoglu(2003)、Yeaple(2005)、Matsuyama(2007)、Helpman et al．(2008)、Vannoorenberghe(2008)、Verhoogen(2008)、Costinot and Vogel (2009)，以及Burstein and Vogel(2010)等人的研究。

[13]在理论方面，H—O模型建立在完全竞争、劳动力和资本在国内自由流动以及技术固定等极为严格的假设之上。

[14]较有影响的早期证据可参见Kruegeretal．(1981)，他们测算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在20世纪70年代对外贸易中的要素含量，发现出口产业的技能密集度要低于进口产业。这一结果在其他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确认(如Wood，1999)。要指出的是，已有研究大多没有涉及过去20年的贸易情况，较为典型的是观察到20世纪80年代的数据，并且就要素本身而言，也未能对每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技能水平进行高低划分。

[15]具体可参见Schumacher(1984)、Wood(1991，1995，1994)、Sachs和Shatz (1994)、Leamer(1994)、Borjas和Ramey(1995)及Burstein和Vogel(2010)等人的研究。

[16]类似的结论还可参见Revenga(1997)、Hanson和Harrison(1999)和Feliciano (2001)针对墨西哥，以及Topalova(2004)针对印度的研究。

[17]Revenga(1997)、Hanson和Harrison(1999)，以及Feliciano(2001)针对墨西哥的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

[18]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包括 Topalova(2004)和Chiquiar(2004)分别发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印度和墨西哥的迁移率都极低。

[19]要指出的是，该结论成立的条件是产品价格保持不变，这对大多处于贸易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显然过于严苛。

[20]类似的观点在Cragg和Epelbaum(1996)对墨西哥的研究，以及Behrman等(2000)对一些拉美国家的研究中也有所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