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文教界著名人士座谈，共谋文化繁荣

★与文教界著名人士座谈，共谋文化繁荣

上海文化事业得到中央特别重视和关注，早在于伶从香港转经北平去丹阳时，周恩来总理就亲自找他谈过上海文化界接管问题：“不要看上人家大光明电影院，不要接管，不要抢过来。主要是人，把人都团结起来就好办了。”

华东局随第三野战军进入上海的时候，陈毅亲自兼任文化教育接管委员会主任。

陈毅正是贯彻了这一意图，特别重视对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工作，采取“保存下来，逐步改造”的方针。

上海解放后第六天，市委宣传部、统战部、文管会和文化局向陈毅汇报文教工作，其中提到有些文化人难以处理。

陈毅听了以后，说：“你们提的这些认为难以处理的人，都是知名人士，这些人一不跟蒋介石去台湾、二不去香港、三不去美国，表明他们还是有爱国心的。有爱国心，只要他们没有具体反共行动，都应该用，有的还可以重用，而且还要考虑到他们生活上、学习上、研究工作中的具体问题。”

陈毅要求宣传部和统战部共同拟出一个名单，把上海文教界有代表性的人物都请来，召开文化界座谈会，他准备出席。他说，这个会应该早些开，参加的人要包括科学家、学者、专家、教授、作家、艺术家，还有中小学教师也要请来，人多一点不要紧。所有在上海的文教界有代表性的民主人士都要请到。

宣传部和统战部拟好名单，夏衍和周而复把100多人的名单交给陈毅。他亲自审阅，问了一些人的情况，又补充了少数人，并说：“不要遗漏任何一位应该邀请的人，一人向隅，则举座为之不欢。”

周而复又提出了几位代表性稍差一点的人。

陈毅点点头说：“把这些人都补上，宁可多请十位，不可少了一位。”

1949年6月5日下午，上海市人民政府召开了文教界著名人士座谈会。162位上海文教界著名人士参加了大会，其中有：陈望道、周谷城、吴有训、茅以升、金仲华、杨卫玉、冯德培、巴金、谢冰心、梅兰芳、周信芳、赵丹、黄宗英等。

陈毅早早地在周而复的陪同下到了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九楼，等候大家。与会人员都到齐后，一些人私下议论：“快开会了，怎么还没见陈市长来？”

当主持会议的夏衍向大家介绍陈毅市长时，人们看到身边这位身穿褪色黄军装的中年人，面带笑容地站了起来。

人群中顿时爆发出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不认识陈毅的人谁也没有想到，这位声名远扬的将军、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竟然像一个普通战士，和蔼可亲，平易近人。

陈毅亲切地说：“我这个共产党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也算知识分子出身，翻译过波德莱尔的诗，写过小说、诗文。”他这样一说，一下子就把彼此之间的距离拉近了。

陈毅用谈心的方式讲话，一口气讲了4个小时。他没有用讲稿，完全是即席讲话，但他的话风趣、幽默，妙语连珠，也很有针对性，说到了与会人士的心坎里，使人折服、使人信任。

最后，陈毅对大家说：“欢迎文化界人士团结合作，协助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建设新上海、新中国。”

历史学家周谷城教授因参加反蒋爱国斗争，曾经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关押，他站起来激动地说：“感谢解放军打进上海，把我们解放了！”

周谷城话音未落，陈毅接上去说：“不要说解放，是会师，解放军从外面打进来，你们从里面打出来，我们是共同会师！”

会场再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通过这次座谈会，初步消除了文教界著名知识分子的思想顾虑。

陈毅除了出席文教界集会，还对著名人士一一登门拜访，和他们谈话、谈心。

他首先拜访了沈尹默。沈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曾担任过《新青年》杂志编委，提倡并创作白话诗，是著名的诗人和书法家。他担任过北京大学教授、北平大学校长、中法大学教授等职务。陈毅同志曾在中法大学学习了两年，可以说和沈尹默有师生之谊。

见到了沈尹默，陈毅亲切地对他说：“党和政府需要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我进城后，访问知识分子，你是第一个。”

陈毅还和他谈了当前的形势与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希望他到北京去看看，并且问他想做什么工作。沈尹默希望在文教方面工作，于是陈毅就请他担任了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上海市政协委员等职务。

6月9日，陈毅拜访任鸿隽并出席了“中国科学社”会议。任先生是著名化学家，与留美同学胡适、赵元任等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这次集会在枫林桥原国民党中央研究院举行，参加集会的科技界人士有任鸿隽、张元济、竺可桢、茅以升、秉志、顾颉刚、罗宗洛、周仁、冯德培、王家楫、赵九章等。

陈毅充分评价“中国科学社”与上海学术界、科技界的成绩后，非常坦率地指出：“过去有些科学工作者有一种偏向，认为科学只属于少数人，养成科学工作者孤高自傲、脱离群众的偏向，今后必须加以克服。另一种偏向，就是把科学与政治分开，认为科学与政治无关，这是错误的。科学工作者必须有进步的人生观、进步的宇宙观和正确的政治头脑，才能有更大的成就。上海的解放，中国的解放，就是科学的解放。中国共产党对于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工作者，不但不加干涉，而且加以保护和扶持。这和国民党反动派摧残、屠杀有学问的人是完全相反的。中国共产党愿意和科技界人士一起，共患难，同欢乐，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张元济先生代表大家讲话，表示上海学术界、科技界要协助人民政府建设新上海。

张元济先生当过清刑部主事，戊戌变法那年的4月28日与康有为共同被光绪皇帝召见。戊戌政变后，六君子被杀，遂被牵连，革职永不任用，于是脱离仕途，回沪，参加商务印书馆经营成立的编译所，任第一任所长，后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

不久，张老先生得了瘫痪症。陈毅便到花园坊张老先生住处探望。张老先生见陈市长亲往探视，兴奋不已，自从回到上海定居半个世纪之久，没有一位上海市长登门拜访，这是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叫他如何不感慨万千呢？

陈毅坐在他病榻旁边，关怀地抚摩着他的手，亲切地低声询问他的病情。

张老认为瘫痪是不治之症，没有痊愈的希望了。

陈毅安慰他：“现在是新中国，和过去旧社会完全不同了。像张老先生这样的人才，是国家的瑰宝，一定要想法抢救治疗。”

张元济紧紧地握住陈毅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在陈毅的亲自关怀下，卫生部门尽一切可能给张老先生治疗。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张老先生的身体逐渐有了起色，不但神志清醒了，还可以在床上整理书稿。

上海是个文化都市，有几百家戏院、书场以及其他游艺场所，直接或间接以此为生的人大约有30万。解放初，上海电影院上演的多数是美国片子，剧院、书场里上演的都是旧剧目。从解放区来的文教接管人员理所当然地看不惯，有人主张禁一些戏、有人赞成取缔一些场所、有人希望杀一儆百、有人主张停演旧戏，搞接管关闭，都埋怨夏衍手软。

陈毅知道这件事后，特意在一次部队文艺干部会议上说了这样一番话。他说：“不要对什么都采取绞杀态度。在剧团、影剧院等整顿改造问题上，有些人批评夏衍手软，是很不妥当的。如果现在就把什么都反掉，痛快是痛快，却会使30万人没有饭吃，人家就会到市政府来请愿，打破你的脑壳！（笑声）把什么都反掉，是容易的，从实际情况出发逐步地改，就不容易。”

上海租界工部局有个铜管乐队，逐渐发展为上海交响乐团，全团有1/3成员是外国人，首席指挥是意大利的音乐家，第一小提琴手是匈牙利人，这个交响乐团在中国是第一流的，在远东也是首屈一指的。接管人员认为成员复杂，对外籍人员很难处理，又是工农兵听不懂的洋玩意儿，“花钱养这么个洋玩意儿没用”，没有请示，擅自解散了。陈毅听到这件事，立即把夏衍找去，严肃地说：“交响乐团是个好东西，这个乐团为啥子要解散嘛？交响乐是文化、是艺术、是武器，就看你演奏的是什么东西。用一些外国人怕啥子？这些人也都是艺术家，你可以让他们为我们服务嘛。交响音乐是全世界共同的艺术财富嘛，上海这样的城市应该有一个自己的乐团。你是主管文教接管的，你就有责任。要赶快下命令，把它收回来！”夏衍马上查问，把解散了的交响乐团收了回来。老乐团楼下是个嘈杂的菜场，不利排练，在陈毅关心催促之下终于搬进了一所幽静的花园楼房。青年音乐家黄贻钧作为乐团的第一个中国指挥登台演出，陈毅热情支持、祝贺。甚至在一次为中共的党代会演出时，有的人听不懂交响乐而中途离场，陈毅下令锁上剧场门不许退席，告诫大家要尊重演员的艺术劳动——艺术家们闻此非常激奋！自1881年建团以来从未演奏过中国乐曲的交响乐团，第一次演奏了《新四军军歌》和《秧歌舞曲》。

当时上海民乐界的第一把琵琶，当数早年留学美国的卫仲乐先生，人说他性格怪僻，陈毅却与他相处甚洽，秦筝赵瑟，胡笳羌管，陈毅似乎都有兴趣。知音难得，卫仲乐找到陈毅这样一位知音，终身引以为幸。而陈毅正有心要成为各种艺术家、文化人的“知音”。他很明确：上海文化界千富万富，最珍贵的财富还是人才。著名学者们，有的比陈毅年长数十，有的当时对共产主义并无信仰，诸如沈尹默、张元济、熊佛西等，陈毅都与他们交了朋友，既从他们身上汲取知识智慧，又从生活、工作上给予关心，与此同时引导他们不断弃旧图新，自觉、自愿改造某些旧的观念。

新成立的上海电影制片厂想搞中国第一部彩色片，苏联专家摇头，大家仍决心上映《梁山伯与祝英台》。陈毅大力支持，灯光设备不够，便下令将防空部队探照灯调来，但必须每晚拉回以防空袭，胶片洗印发生困难，一位年轻大学生发奋研究，反复试验，终于成功。

他们请陈毅去看，只见银幕上花红叶绿，彩蝶双飞。陈毅热烈鼓掌，不胜高兴，晚餐时端起杯子亲自跑去与这位青年碰杯：“谢谢你，小万同志！帮助我们解决大问题了！”这种对于发展繁荣文化事业的满腔热忱，自然变成了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召唤、激励和推动。

陈毅对电影特别注意，他看过不少电影和戏，从没有用行政手段处理任何艺术节目。但是他有什么意见，都会坦率地提出来。有一次，电影界在白杨家里宴请周总理和陈毅，谈到当时上演的电影中的领导干部，陈毅收拢手里的大折扇，激动地说：“我憋了好久喽，没得机会说。你们电影里演的那些领导干部，我一看就有气，他一出场就把手背在身后，说话装腔作势，总是端着个架子。”这时他站了起来，模仿演员的动作，认真地说：“领导干部只会板起面孔训人，专整人家的思想，他自己就没有思想问题？也没有感情？也不通人情？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像这样还了得？打起仗来谁来掩护你？不打你冷枪才怪哩！”

陈毅对上海的文物博物馆事业也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还是在战争时期，陈毅就命令部队将在战场上收集到的文物装了两大车随军移动，这些文物后来成为上海博物馆馆藏的一部分。

上海市文史馆、参事室，原先安排了30多人。陈毅说:“太少了，人数加个零。”扩大10倍，上哪找人呢？向下要，各区统战部迟迟报不上来，这个不合条件，那个历史有问题。最后陈毅发了火：“你们这些人，连蒋介石都不如，蒋介石还把段祺瑞一家养起来呢！怎么会没有人？上海三教九流、遗老遗少，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多的是，一人每月给八九十或100多元生活费，我们养得起的。每月组织他们学习两次，来受你的教育，有什么不划算？我看这样做有个最大的好处——可以减少一些反革命！”

1950年4月筹建上海市博物馆，陈毅亲自为之选定馆址；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千方百计地解决征集收购珍贵文物所需的经费。1950年8月筹建上海鲁迅纪念馆，陈毅亲自参加开馆仪式。1952年1月，经陈毅提议，中共上海市委决定修缮中共“一大”会址，筹建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到今天，上海的文博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其中上海市博物馆拥有55万件文物，成为国内外具有一定声望的博物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