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产业集聚与知识溢出

三、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产业集聚与知识溢出

新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产业与经济长期发展的原动力，而研发与创新则是促成技术进步的重要原因（Romer，1996；Lucas，1988）。G1aeser等（1992）在最早提出的城市发展理论中，认为一国城市的发展往往代表着该国最高的生产力水平，也理应拥有最多的研发与创新，因而是创新研究的理想对象。正是由于知识传播有邻近性和区域性的特征，因此在产业集中地区更容易出现知识外溢，从而深化城市企业创新和学习能力，最终达成可持续增长（Jaffe，1989；Porter，1990；Fe1dman and Audretsch，1999）。基于此，众多经济学家提出了城市集聚经济促进知识外溢的理论（Marsha11，1920；Jacobs，1969；Porter，1990），并最终对企业创新产生正面效应。集聚经济的概念最早由Webber（1909）提出，此后的Hoover（1937）以产业作为分析对象，将集聚经济分为城市化经济（urbanization economies）和地方化经济（1oca1ization economies）两种类型，前者指厂商由所在城市规模所获得的外部经济性，即较大规模城市中的厂商可以享受更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和相关产业的服务与支持，从而提高其生产力；后者指厂商由所在产业规模所获得的外部经济性，即相同产业的厂商聚集在某一地区有利于信息沟通与专业人才共享，使得该地区厂商的生产力高于其他地区。

有关产业集聚经济的实证研究可溯自Marcus（1965）、Baumo1（1967）与Mi11s（1967），他们分别以城市人口与递增的规模报酬来代表集聚经济，前者偏向城市化经济，而后者则偏向地方化经济。不过，早期的集聚经济研究多专注于特定时点或静态生产函数的外部性，而不是集聚经济对于未来产业发展的动态影响力。好在部分调整模型（partia11y adjusted mode1）的采用可以弥补这方面缺陷，从而更好地联系地方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对产业集聚与发展的作用。在此类研究中，较常采用的方法是以Marsha11-Arrow-Romer（MAR）外部性（Marsha11，1890；Arrow，1962；Romer，1986）来表示地方化经济，而以Jacobs外部性（Jacobs，1969）来表示城市化经济。G1aeser等（1992）是最早以新增长理论为基础考察集聚经济对城市增长影响的研究，他们不仅应用了动态集聚经济，而且更进一步深化对集聚经济的理解，将Porter（1990）提出的地方竞争性（competition）纳入模型。此后，E11ison和G1aeser（1997）、Ho1mes和Stevens（2002）、Dumais、E11ison和G1aeser（2002）、Henderson（2003）、Mion（2004）相继考察了城市外部经济对产业集聚的作用，也发现了类似的经验证据。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出现许多知识外溢对产业集聚负面作用的研究，如Maure1和Sedi11ot（1999）、Dek1e（2002）、Combes（2000）、Mano和Otsuka（2000）、Ma1mberg和Maskte11（2002）、Wuyts等（2005）与A1onso-Vi11ar等（2004）等发现两类外部性或是对产业发展无影响，或是产生负面作用，从而对G1aeser等（1992）的研究结论提出挑战。

一般地，目前考察集聚经济对知识外溢与创新影响的研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直接研究不同集聚经济型态对知识外溢与创新活动的影响，如Jaffe等（1993）、Fe1dman（1994）、Anse1in等（1997）、Beaudry和Breschi（2003）、Brenner（2004）、Wuyts等（2005）和Ejermo（2005），此类研究要求有创新活动的替代变量，如专利与研发经费等变量的数据。另一类是假定知识外溢与创新能促进经济发展与就业增长的前提下，估计不同的集聚经济类型对于就业增长的影响，若影响为正，就推论此类型集聚经济可以促进知识外溢与创新；若为负的效果，则代表此类型的集聚经济将会损害知识外溢与创新活动，这类研究包括G1aeser等（1992）、Henderson等（1995）、Combes（2000）与Henderson（2003）。此外，随着近年来我国城市产业的快速发展，已经出现了利用上述方法考察知识溢出对我国城市增长的作用。例如，傅十和和洪俊杰（2008）利用2004年制造业企业普查数据检验了不同规模的企业在不同规模的城市中得益于何种类型的集聚经济，发现小型企业在中等城市和大城市中得益于MAR外部性，在超大和特大城市中得益于Jacobs外部性；中型企业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中显著得益于MAR外部性，但只在特大城市中显著得益于Jacobs外部性；大型企业即使在特大和超大城市中也很少得益于Jacobs外部性。

台湾学者关于产业集聚与城市增长关系的研究工作开展得较早，且在近年来获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例如，早期的Yang（1984）、边泰明（1993）对制造业静态集聚经济的影响，而Chen（2002）、詹立宇（2005）和姜树翰（2008）等则对动态集聚经济进行了考察。其中，Chen（2002）以台湾21县市为样本，利用中分类产业来估计各种外部性对城市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Jacobs外部性最为重要，而MAR外部性则对城市就业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詹立宇（2005）则分析了制造业各部门就业增长与集聚经济的关系，结果发现静态集聚经济的确对产业就业成长有正面影响，而动态集聚经济效应却可能降低产业的就业增长。同样，姜树翰（2008）的研究利用台湾城市制造业1991—2001年数据检验了动态集聚经济、地方竞争性以及规模经济等可能产生知识外溢效应的变量对城市产业就业的作用，发现在制造业各部门的就业增长中，专业化与工厂规模产生负面影响的行业各有8个，而分散化对各部门就业变化几乎没有显著效果，而地方竞争性则在5个产业中对就业增长具有正面效果。此外，林惠玲（2009）等采用1992—2000年电子厂商数据，分析了厂商的就业与研发集聚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水平产业的研发集聚程度比劳动的集聚程度大，而在垂直产业则两者大致较接近。而且，无论水平或垂直产业的就业或研发集聚程度均对厂商研发活动有正面影响，同样研发活动本身也会对水平和垂直产业厂商产生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