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任的研究

2.4　关于信任的研究

目前，国内外关于信任问题的研究大致可归为两大类:人际信任和企业间信任。由于人际信任不属于本书的研究范围（本书主要对虚拟企业成员企业间的信任进行研究），这里不再赘述。对于企业间信任，国内外学者从社会学、组织行为学、经济学、社会经济学等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虽然其研究载体与虚拟企业相比存在差异，但其研究方法与成果是可以借鉴和参考的。

（1）国外研究现状

关于信任的定义。“信任”原来是一个心理学概念，后来被引入经济学、管理学领域，用于人与人之间、经济实体之间的关系研究。Sabel（1993）认为:“相互信任就是合作各方坚信，没有一方会利用另一方的脆弱点去获取利益”。Hosmer认为信任是个体面临一个预期的损失有可能大于预期收益的不可预料事件时，作出的非理性的选择行为。Denise M.Rousseau等（1998）在综合了各学科的观点之后，给出了一个更为广义的定义:信任是建立在对另一方意图和行为的正向估计基础之上的不设防的心理状态。实际上，不管研究角度如何，国外学者大都认为信任与不确定性、脆弱性及风险相关（Deutsch，1962；Lorends，1993）。

关于信任的本质，Luhmann（1988）从社会学的角度，认为信任的本质为对风险的外部条件所作的一种纯粹的内心估价，是基于风险和行动之间的循环关系。Barney和Hansen（1995）认为信任的本质是交易伙伴之间的一种关系属性。Andrew和Steven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信任是风险状态下对合作伙伴的依赖性，认为4个维度构成了信任:信息交流与沟通、目标协调、非正式协议、监督与控制。Axelord、Coleman、Williamson（1975，1985，1993）等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共同认为，信任实质上是通过成本—收益的计算所作出的对合作者的行为预期。Putnan、Fukuyama等则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理解信任，把信任看作社会资本的一种，强调文化因素所造成的差异。

关于信任的划分。国外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对信任进行了不同的分类。Barber从分析与信任相关的预期入手，划分了3类信任:基于道德的信任、基于能力的信任和基于责任与义务的信任。Luhmann在研究信任的社会功能的基础上，区分了两类信任: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Lewicki和Bunker（1995）将信任区分为计算性信任、知识性信任和认同性信任；Barney和Hansen（1995）则依据信任程度的大小将信任区分为低度、中度、高度信任3类。在组织行为领域，Kramer依照研究对象的不同将信任分为组织内信任、组织间信任和集体信任。

关于信任（信任机制）的重要性。综合国外研究者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信任是合作的基础，几乎在所有的交易（合作）中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信任（Arrow，1974；Gran-ovetter，1985；Coleman，1990；Burchell B.＆Wilkinson F.，1997；Kim＆David，2003）。②信任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合作结构的稳定（Mari Sako＆Susan Helper，1998；Arvind Parkhe，1998）。③信任机制是网络型组织的基本运行机制（Morgan＆Hunt，1994）。④信任可以作为一种治理机制（Kreps，1990；Barney＆Hansen，1995）。

关于信任关系的产生与构建。Giddens认为信任关系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建构起来的；Zucker从预期的经验性内容出发分析信任的产生和构建，认为信任来源于3个方面:交往经验、文化和地域的同质性以及制度，Whitley等人沿用此模式探讨了华人企业中信任关系的产生与建构机制，认为关系和法制扮演了重要角色。Granovetter在新经济社会学视角下，提出是社会关系产生了经济生活中的信任。Coleman从理性选择、委托—代理角度出发建构了关于信任的理论与模型，提出信任产生的条件是p/1－p＞L/G，其中，p是合作成功的概率，L为可能的损失，G代表可能的收获。Lewicki和Bunker（1996）通过研究提出了一个信任形成发展的3阶段模型，即第一阶段以精确计算为基础，第二阶段以认知了解为基础，第三阶段以感情及认知上的相互认同为基础。

关于信任机制的建立模式。Zucker提出信任机制的建立主要有过程型、特征型和规范型3种模式；Tyler和Degoey则分析比较了组织间的工具性模式和关系性模式。Doney等（1998）归纳了建立信任机制的5个途径:计算途径、预测途径、动机途径、能力途径和转移途径。Arvind Parkhe（1998）通过对国际战略联盟的实证研究，提出了3种建立信任机制的模式:第一种是以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中间机制如承诺和信任专用投资等）为基础建立信任机制；第二种是以过程（包括合作经历、信誉积累等过程）为基础建立信任机制；第三种是基于文化的相似性建立信任机制。

在前人系统理论的基础上，西方学者开始关注网络式组织中信任机制更深层面的实证研究。有研究表明，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信任是一个动态的连续变量，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并且随时间而进化，在一定的背景下存在并且被特定的社会设置的动态性所改变（Rousseau et al，1998；Bo Bernhand Nielsen，2001）。Mari Sako和Susan Helper（1998）认为促进网络企业间信任建立和持续的条件包括长期承诺、信息交换、技术援助和声誉。Arvind Parkhe（1998）则认为是不确定性、脆弱性以及控制决定了信任的存在与程度。Nielsen（2001）在对国际战略联盟的实证研究中将合作经历、合作者的声誉、透明度、保障性措施等8个因素视为影响国际战略联盟信任机制的决定性因素。Yadong Luo（2002）则将联盟寿命、文化差距、市场不确定性、相关风险以及互惠承诺5个因素作为战略联盟信任建立的决定性要素。

（2）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于信任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虽然也有不少学者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大胆的探索，然而遗憾的是，目前很少有关于中国内地企业间信任关系的比较系统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关于虚拟企业信任机制的。在已有的研究中，也大多是以西方的理论成果为基础，沿用西方的分析方法和模式，几乎没有我国具体经济社会背景下的信任问题的本土研究。

在组织行为学领域，高承恕等分析了中国台湾地区企业的信任格局，认为是人情连带和理性计算的组合；郑伯埙（1997，1999）、黄绍伦（1989，1991）研究发现中国香港等地的华人企业已建立了普遍信任的机制。在中国内地，彭泗清指出，研究中国社会的信任行为应当放入社会关系中，并关注转型期的影响。他认为信任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信任的建立机制因文化而异，由此构建了关系—信任模型，提出了建立信任机制的两种模式:关系运作与法制手段。郑也夫在他的一项研究中反驳了合作可以不需要信任的观点，并指出:持续关系可望产生信任，信任导致了合作。厉以宁（2000）则认为，产权问题是解决信任问题的根本所在，信任还和制衡机制联系在一起。张维迎（2002）认为合资企业之所以成功的概率很低，就是因为没有解决信任问题。他将信任区别为3类:基于个性特征的信任、基于制度的信任和基于信誉的信任。在他看来，基于制度的信任和基于信誉的信任更重要，同时，他强调博弈的重复性和信息的对称性。

郑伯埙等认为随着西方企业网络理论的兴起，组织间的信任关系逐渐成为国内的研究热潮，供应商与购买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关系营销中的企业间信任机制以及网络式组织中的信任机制，均成为主要的研究课题（郑伯埙和刘怡君）。这些领域的主要研究有:①将信任作为一种治理或控制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张青山和游明忠，2002；李新春，2003）②结合我国供应链、战略联盟、动态联盟、虚拟企业的实践，探讨各自的信任关系产生、建立机制。（王蔷，2002；许淑君和马士华，2000；杜旖丁和刘益，2003；高映红等，2002；陈通和田红坡，2002；覃汉松，2002；沈雁和姚冠新，2003）③探讨我国网络组织中信任关系的特点、作用、影响因素等。（张子刚和程海芳，2001；慕继丰和冯宗宪，2001；金俐，2002；赵昌平和葛卫华，2003）

虽然国内外关于信任问题的研究成果显著，但总的看来还不成体系，研究者往往仅从某一角度就信任机制的某一部分展开探讨，特别是对虚拟企业这一新兴组织形式的信任机制设计问题，更是缺乏系统性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