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前的中国经济

2．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前的中国经济———向资本主义缓慢发展的封建地主经济

外国资本主义入侵时，中国处于从封建地主经济缓慢地产生资本主义经济的阶段。中国封建地主经济是从封建领主经济转化而来的。其时当在秦代。从周代开始的是封建领主经济。其内容是各诸侯按等级分封领地，领地就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农村公社，它是以血缘为纽带联结起来的人和土地相结合的社会组织。诸侯对他们的剥削表现为结合在一起的地租和赋税，它还表现为束缚在公社中的农奴八家合种井田制中的公田。各家耕种的私田则构成各家的生活来源。春秋战国是封建领主制的动摇时期。它表现为农奴在井田外开垦荒地，领主即大小诸侯则按实耕土地征收租税，并突破等级的限制，极力攻城夺地。在互相争夺的大诸侯中，以秦国最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商鞅变法为契机，加速从领主经济过渡到地主经济。其集中表现为：在经济上废井田、开阡陌，土地不再由分封取得，而由买卖取得，突破农村公社对生产发展的限制；在政治上废封建、置郡县，变贵族政治为官僚政治，于是地租和赋税分开。秦统一天下后，就在全国推行这条路线，中国就进入地主经济封建制度的历史阶段。

地主经济的地租规律和领主经济的地租规律不同。后者就是前面说的耕种井田制中的公田的劳役地租，它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和农奴耕种私田的劳动分开。前者不是这样。它不论表现为实物还是货币，其实质都是根据土地价格再按高利贷资本的利息率计算的利息，也就是将购买土地的货币看成是资本，地租就是这资本按高利贷利息率获取的利润。从领主经济转化为地主经济时发生的土地买卖，从而历史上第一次产生的土地价格（其实质是土地私有权的资本化），是将领主经济的地租额折算为货币额，再除以高利贷资本的利息率计算出来的。这个作为始因的地租亦即调节土地价格的地租，是领主经济性质的。土地一经买卖，作为结果的那种地租，亦即地主经济的地租，就是这种土地价格按照高利贷资本的利息率收取的利息了。我们知道，高利贷资本的利息率可以高到侵蚀借款人的必要生活费用的程度。因此，地主经济的地租大多不仅是农民的剩余劳动，而且往往侵蚀农民的必要劳动，使他们不得温饱。何况还有赋税的负担。因此，中国的农民有时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

在地主经济和官僚政治的条件下，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农村公社的解体，我认为政治条件起着特殊的作用，这就是由于交纳赋税而使产品进入流通。尤其是中央集权专制政府要用货币化的赋税来支付地方官员的俸禄，这种政治作用就更为明显。用政治力量使农民的产品商品化和经济的自发力量使农民的产品商品化不同，前者对农民非常不利。我们称为流通经济。

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早就产生了城镇和都市。这是因为，地主和领主不同，他不需要住在农民的周围（农村）以监督其劳动。官僚政治的统治和流通经济的中心是都市。城市的生活水平比农村高。因此，地主、官僚、商人、高利贷者及他们的仆役就居住在政治性和消费性的城镇。他们都是非农业劳动者，其数量客观上要受农业劳动者也就是农民能够提供多少供他们消费的食物来决定，亦即由农业生产的食物除了满足农民的需要外能有多少剩余来决定，说到底就是由农业劳动生产率来决定（这是首先由经济学家斯图亚特揭示的经济规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不高的条件下，中国城镇的众多人口及其高消费要以农民的低消费甚至不得温饱为条件。中国的高地租和高赋税说明了这一点。

地主经济条件下的农民有人身自由并能离开土地，这是产生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条件。但是，中国虽比西欧早进入地主经济封建制度，却比西欧晚产生资本主义经济。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由高利贷资本的利息率调节的商业利润和地租，比如果办产业得到的利润要多些；而中国的城市又是消费性和政治性的，没有经济力量由自己提供较低的资本主义的利息率，并进一步借以压低封建主义的利息率，如像西欧、尤其是荷兰那样。此外，中国的中央集权专制政府为财政目的而设立的专营事业，将最盈利的经济事业收归国家或不如说由官僚经营，这也不利于私人资本主义的产生；农民受经济的和政治的双重封建主义剥削，特别贫困，市场狭小，同样不利于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但是，农民贫困、破产和离开土地者日多，生存费用特别低廉，又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特殊的条件。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于何时，中国历史学界和中国经济史学界对此有很大的争论，这是一个专门的学术问题，非我的学力所能解决。这里只介绍王亚南的看法。他说：“到清代中叶前后，以往历史的规律虽仍发生着支配作用，但由唐宋以来的缓慢而确实的社会经济进步，毕竟使它在横遭传统剥削与周期丧乱之余，犹能在某种限度积累、保留或孕育出一些新生产力的生机，或新生产方式的可能条件。”^[3]他从农、工、商业及金融业诸方面对比加以论证后指出：“到了清代中叶，已有种种迹象表明，这些因素或条件都在更迫切地期待一个新社会的开端。”^[4]这就是说，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在鸦片战争以前，是从地主经济内部产生的。

中国资本主义与西欧相比，不仅产生较难、较晚，而且其形态也较落后。在一个资本的指挥下，许多工人在一个工场里劳动，是资本主义工业的典型形态。中国有的雇佣劳动不是采取这种形态。这是斯密的记载：中国劳动工资十分低廉。“技工的状况就更为恶劣。欧洲技工总是漫无所事地在自己的工场内等候顾客，中国技工却是随身携带器具，为搜寻，或者说，为乞求工作，而不断在街市东奔西走。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困国民的贫困程度。”^[5]像欧洲技工那种劳动形态，称为自宅工资作业；像中国技工那种劳动形态，称为外出工资作业，即使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30多年前，我亲眼见到，在其郊县还有这种劳动形态，当地称为“五匠”。不用说，他们的工资要比前一种劳动形态的低很多。

中国有些资本主义“企业”，虽由一个资本指挥，却无工场，除了办公地方，再无任何固定资本，其工人在家里为老板的原料以最简单的自备工具加工，成品交给老板，按件计工资。以下是我亲眼见到和亲自调查的：我青少年时期，我的家乡即广东省新会县盛产葵扇，其经营方式就是资本家向葵农购买葵叶，由工人将葵叶领回家中，再用自备的针将葵叶缝合成葵扇，成品由工人送回“企业”，按件领工资。我壮年时期，在上海市七宝镇进行调查，对象之一是手工艺品厂，它经销各种花边，仅雇两名手艺好的女工，编织样品，雇一名壮汉，负责将原料分送各家工人，由工人自备钩针加工后，再将成品收回，工人按件领工资，大宗成品再送上海市区经销商。解放以前，就是如此。这样，这些“企业”就能节省厂房、设备、照明之类的开支。这是落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