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在中国的资本主义企业和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

6．外国在中国的资本主义企业和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

中国农民由于受封建主义的地租和赋税双重剥削，丧失土地者日众，自秦汉以来已是这样。其后再加上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情况就更为严重。这种离开土地的劳动力的生活费用，远远低于欧美等地劳动力的生活费用。这有两个原因：首先，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时，它们处于资本主义阶段，中国则处于地主经济阶段，前者需要的劳动力要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因而其劳动力培养费用和生活费用较高；其次，北美等移民垦殖殖民地，有一段时间，移民中的工人很容易获得土地，成为个体生产者，劳动力严重供不应求，因而劳动力价格高于价值，其工资水平又高于西欧；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离开土地的农民日多，资本主义经济又极不发达，劳动力供过于求，以至出现前面说及的外出工资作业这样极其落后的劳动形态，因而工资之低，令人吃惊。正因为这样，在农村就出现以人力代替畜力的现象，其原因是人工比牛工便宜。但是，这从某一方面来看，又为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了养料。这种极为低廉的劳动力，成为中国各种资本主义经济生存甚至发展的条件。中国资本主义工业中的落后劳动形态———包身工、养成工等等，并不是现代资本主义意义上的雇佣劳动。

外国资本在中国设立的企业，在利用中国低工资的基础上，控制中国的经济，并从中得到高额的利润。外国资本主义在经济上主要通过流通过程控制中国经济。这有两大渠道：外商银行———中国新式银行———钱庄———高利贷业；外商洋行———买办商业———土著商业———生产事业。此外，也有少数外资经营的工业和公共事业，那是外国资本主义为自己提供剥削中国的条件。外国的金融机构中心设在中国沿海大城市，通过贷款既控制又剥削中国。中国经济落后，利息率本来就比资本主义国家高。此外，由于发展工业，就要求长期贷款，而工业落后，资本有机构成低，固定资本的折旧基金少，可供长期贷款的基金就少，因此落后社会的长期贷款利息率，就在一般利息率较高的基础上再提高。抗日战争前，外国资本国内利息率为4%～8%，它贷款给中国的新式银行，其利息率一般为9%～20%，这些新式银行又贷款给中国的钱庄，其利息率一般为20%～30%，钱庄再以高利贷资本或以典当业形式，向最贫困的劳动者贷款，其利息率一般在30%以上，如遇特大灾害，则可高达200%～300%。政治性贷款，利息率一般低一些，但附有政治条款。中国由于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资本主义的平均利润率对全社会的生产不起调节作用，而由利息率起这种作用。洋行通过具有买办性和封建性的商业，将触角伸到每个角落，控制和剥削中国的生产者。

这里有一个外国垄断资本如何攫取垄断利润的问题。前面说过：中国的利息率高，外国资本通过输出生息资本就得到比本国高得多的利息；中国的原料便宜、工资低廉、地租和地价低，外国资本通过输出生产资本就得到比本国高得多的利润。这些利息和利润都可以理解为垄断利润。此外，它输入和就地生产的工业品，经营的交通运输和公共事业，也可以以垄断价格出售和收费，从中就能攫取垄断利润。

中国有一种买办资本主义，这是移民垦殖殖民地所无的。它是外国资本渗入中国时，作为两者之间的桥梁，是土洋结合的产物。前面谈论过中国商业资本的买办性，这种性质的商业资本独立并发展起来，就成为严格意义上的买办资本主义。它的获利方法就是收取中间费用，并极力欺诈出售者和购买者。

中国还有一种官僚资本主义，就其具有的封建主义的性质来说，也是移民垦殖殖民地所无的。它的前身就是上述中央集权专制政府经营的如制盐、炼铁等公营企业。它的发展形态就是鸦片战争失败后，在洋务运动中兴办的现代工、矿、兵公营企业和官督商办企业。总之，和官僚有不解之缘。它的获利方法，是以政治力量实行的劫夺。随着国民革命失败和国民党右派掌握政权，买办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就结合起来，成为凭借国家权力获取利润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在抗日战争和其后的解放战争中发展到最高峰，即成为由四大家族掌握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这几种资本主义，对发展社会生产力，对中国的工业化，都是起消极作用的。

在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买办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中间的，是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在地主经济封建制度的统治下，本来就难产的中国资本主义，再加上上述资本主义的压迫，发展就更为困难。这一点，同移民垦殖殖民地不同。后者只存在同外国资本主义的矛盾，民族革命一旦解决了这个矛盾，民族资本主义就较快地发展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其所以能够取得利润，得以存在和发展，主要是由于利用大量廉价的劳动力。由于这样，它的工业的主要形态是工场手工业，一来工资低廉，用机器就不如用人力，二来固定资本很小，随时可以变换生产内容，利于同外国资本主义周旋。中国大机器工业极少，主要是在沿海大城市，并且多半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交战的双方无暇东顾，并需要其工业产品而发展起来的。很明显，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无力担负起中国工业化的历史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