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俄国社会

如果我们把视线转向19世纪的俄国，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村公社’保存到今天（马克思时代——引者）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它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而是自身保持着各种发展可能性的统一机体，“在欧洲，只有俄国农村公社，不是像稀有的现象和罕见的怪事那样零星地保存下来，不是以不久前在西方还有的那种原始形式保存下来，而几乎是作为巨大帝国疆土上人民生活的统治形式保存下来”。马克思认为这是由俄国所处的内外环境决定的，“俄国的‘农业公社’有一个特征，这个特征是它的软弱性的根源，而且对它的各方面都不利。这就是它的孤立性，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有这一特征的地方，它就把比较集权的专制制度矗立在公社的上面。俄罗斯北部各公国的联合证明，这种进化在最初显然是由于领土辽阔而形成的，在相当大程度上又由于蒙古人入侵以来俄国遭到的政治命运而加强了”^[39]。

俄国也有大河流域，但俄国地处寒带，农业对大河的依赖度远没有中国、印度那么强烈，地多人少使村社散处于全国各地。因此，按照它的自然规律，它只能缓慢地走向中央集权，马克思讲“俄罗斯北部各公国的联合证明，这种进化在最初显然是由于领土辽阔而形成的”，指的就是这种意思。然而到13世纪，它的中央政权却加强起来，这主要是由于蒙古人的入侵。一方面把东方专制主义的统治方式引入俄国长达七个世纪，另一方面，反抗蒙古等外来侵略的必要，又使俄罗斯人走向统一和中央集权。因此，当近代资本主义在西欧发生的时候，俄国却建立起比印度更强的东方专制集权政府。

蒙古人所带过去的专制主义，实际上就是中国元朝的中央集权模式。沙皇政府与中国古代的政治结构非常相似，因而俄国人民在历次起义、革命中，正如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所说，也表现出与中国农民相似的特性，这就是“反贪官，不反皇帝”，这些“本能的革命者，固然举行过无数次零星的农民起义去反对贵族和反对个别官吏”，但是“从来没有反对过沙皇”，“沙皇被农民看成人间的上帝”^[40]。也就是说，沙皇实行的也是土地归更高统一体所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农民不是所有，而是占有。

在马克思给查苏里奇的信中，马克思谈到了俄国农村公社与古代公社的三点区别，其中古代公社的三个特点可以看作亚细亚生产方式原生态的主要特点：（1）古代公社是建立在自己社员的血统亲属关系上的，在这些公社中，只容许有血统亲属或收养来的亲属，他们的结构是系谱树的结构。“农业公社”是最早的没有血统关系的自由人的社会联合。（2）在农业公社中，房屋及其附属物——园地，是农民私有的，相反，公共房屋和集体住所在古代却是较古的公社的经济基础。（3）耕地是不准转卖的公共财产，定期在农业公社社员之间进行重分，因此，每一社员用自己的力量来耕种分给他的地，并把产品留为己有。而在较古的公社中，生产是共同进行的，共同的产品，除储存起来以备再生产的部分外，都是根据消费的需要陆续分配^[41]。

由于这三大区别，19世纪俄国的“农业公社到处都是古代社会形态的最新类型”，虽然它还没有达到完全的私有制，但是却处于“从公有制到私有制、从原生形态到次生形态的过渡时期”^[42]。因此，公社内部公私二重性之间的矛盾是非常尖锐的。在1861年俄国西部地区资本主义运动掀起和无产阶级革命因素逐渐增长的态势下，俄国公社何去何从，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思考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