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国家的收入分配与贫困化

第三节　拉美国家的收入分配与贫困化

拉美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公可追溯到殖民地时期。当时，“无论是那些以出口农产品为起点的经济，还是围绕矿业生产组织起来的经济，大土地所有制都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因素……土地仅仅给予拥有开发手段、能以剩余产品换取货币、并把其中一部分缴纳给宫廷的人”。^[25]在大庄园主不断侵吞印第安公社土地的过程中，丧失土地的农民（主要是混血种人和印第安人）不得不通过依附性契约向其租种份地，从而沦为佃农；有的则成为雇农或债役农。

独立战争后，虽然大庄园主的势力有所削弱，但贫富两极分化并没有消失。而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模式的运转则继续使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26]

表7-1　1970年前后一些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

注：*发达国家的平均基尼系数为0.380。

资料来源：M.卡克瓦尼：《收入分配不均与贫困：估算的方法与政策意义》，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80年；J.勒凯伦等：《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分析性考察》，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1984年；转引自E.卡多佐等著：《拉丁美洲经济：多样性、趋势和冲突》，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238页。

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固然使拉美经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同时也使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表7-1是M.卡克瓦尼和J.勒凯伦计算的基尼系数。从中可以看出，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等主要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都是很高的，有些国家甚至超过了0.6。^[27]拉美经委会一份论述拉美贫困问题的专题报告甚至认为，20世纪70年代，拉美的收入分配较之世界上其他国家更为不公。例如，其他国家的基尼系数为0.39，最穷的20%的人口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为6.5%；而拉美的基尼系数则高达0.52，最穷的20%的人口仅获得总收入的3.1%。^[28]80年代，由于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两极分化进一步恶化。因此，至90年代初，占家庭总数10%的富有家庭获得了总收入的40%，而占家庭总数20%的穷人家庭却仅占总收入的4%。^[29]在表7-2所列的14个可比国家中，9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

表7-2　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拉美经委会：《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的贫困与收入分配》，1993年3月31日，第16页。

一、收入分配不公的危害性

收入分配不公的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

（一）使拉美国家固有的贫困化问题变得更为严重^[30]

世界银行在其论述世界性贫困问题的《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生动地描述了秘鲁一个贫困家庭的生活状况：“在利马城近郊有一棚户区，有一个用木板、铁条和硬纸板盖成的窝棚，住着一个六口之家。棚屋内仅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台收音机和两条长凳。厨房里仅有一只煤油炉和堆放在角落里的几个罐头。没有盥洗室和电灯……”^[31]

据估计，在20世纪50～80年代期间，拉美地区穷人人数的增长率基本上等同于人口的增长率。^[32]另据拉美经委会对19个主要拉美国家的统计，在1980～1990年期间，处于贫困和极端贫困中的家庭和个人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见表7-3）。这一增加固然与80年代的经济危机有关，但最直接的原因无疑是收入分配不公。拉美经委会指出，收入分配越是不公的国家，如玻利维亚、巴西、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秘鲁，贫困问题越严重。1989年，这些国家的贫困人口比重都在40%以上，其中危地马拉和玻利维亚分别高达67%和54%。相比之下，收入分配较公正的国家，如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巴拉圭和乌拉圭等国，贫困化问题也较轻。1989年，这4个国家的贫困人口相当于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8%、3.4%、7.6%和5.3%。^[33]

表7-3　拉美的贫困和极端贫困

注：（1）%分别表示占全国总人口、城市总人口或农村总人口的比重。（2）“贫困”是指家庭的人均收入低于贫困线；贫困线的标准是各国最低食品开支的2倍，相当于1988年城市居民每人每月22～34美元。（3）“极端贫困”是指家庭的人均收入低于各国最低食品开支。

资料来源：拉美经委会：《20世纪80年代拉美贫困的规模》（第81号），1991年；拉美经委会：《公正与改变生产模式：一种整合的方法》，1992年；转引自O.阿尔蒂米：《危机与调整中的收入分配及贫困》，载拉美经委会：《拉美经委会评论》1994年4月，第12页。

从表7-3中还可看出，农村的贫困比城市的贫困更严重。如在1990年，无论是贫困家庭还是贫困人口，它们在农村家庭总数和农村总人口中的比重都超过了一半，分别为53%和61%。

（二）导致政局不稳和社会动荡

“在任何情况下，不公正程度本身都能带来不稳定的政府，因为收入上的差距在不同的经济利益（集团）中创造出了鸿沟，而这些利益集团难以在民众中求得妥协。大多数人会用一种充满敌意的眼光注视着仅仅有利于某一个特权社会团体的经济政策；如果经济政策变得有利于大多数人，这一特权社会团体也会用一种充满敌意的眼光注视这种政策。在这样的环境下，（政府）就难以制定出前后连贯的或达成共识的政策。”^[34]

收入分配不公导致政局不稳和社会动荡的事例在拉美不胜枚举。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墨西哥恰帕斯州农民暴动。

位于墨西哥东南部的恰帕斯州以种植玉米、咖啡和甘蔗等作物为主。该地区不仅经济基础比较薄弱，而且收入分配不公的状况也很严重。例如，90%的咖啡生产者是小农，每户拥有的土地面积平均不足5公顷（在阿尔托斯等地只有2公顷），而116个大种植园主却拥有咖啡种植面积的12%。1994年元旦，数千农民组成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袭击并占领了该州的一些城镇，扣押了当地政府的一些官员。“萨帕塔民族解放军”提出的口号就是要争取“工作机会、土地、住房、卫生保健、教育、独立、自由、民主、公正以及和平”。^[35]墨西哥政府紧急调集军队加以镇压，战斗中双方都有人员伤亡。此事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虽然恰帕斯州农民暴动不像过去出现在许多拉美国家的游击队或秘鲁的“光辉道路”组织那样经常诉诸暴力或恐怖活动，^[36]但他们对墨西哥政局的冲击却是非常大的。

如果说恰帕斯州农民暴动是收入分配不公的受害者对自身地位不满作出的极端反应，那么智利阿连德政府在短时间内垮台的根源之一，则与收入分配不公的受益者极力反对那些触动其利益的收入再分配政策的结果不无关系。美国学者T.斯基德摩尔和P.史密斯曾指出，阿连德政府“遇到了具有凝聚力的上层阶级的抵抗……这些团结一致的权贵还能赢得中间部门团体的效忠……共同反对（阿连德的）社会主义秩序”。^[37]

事实上，收入分配不公也是拉美的毒品生产久盛不衰的原因之一。面对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收入分配不公和旷日持久的贫困，许多穷人把毒品植物视为“穷人的命根子”。他们或被迫种植收益较高的大麻、古柯和罂粟，或铤而走险从事毒品的生产和走私活动。据估计，在哥伦比亚、秘鲁和玻利维亚，约有150万人种植毒品植物、贩运半成品和提炼制成品。^[38]有些分析家甚至认为，由于毒品生产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可卡因较之传统的出口作物（咖啡、烟草、甘蔗和香蕉）对改善收入分配产生了更大的积极影响。^[39]

（三）构成非正规部门的催化剂

非正规部门是相对于正规部门而言的。区分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的标准就是看某一经济活动“是否遵循公认的游戏规则”。^[40]如表7-4所示，在1950～1980年期间，拉美国家非正规部门的规模明显在扩大。因此，至1980年，在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等国，该部门中的就业者占经济活动人口的比重已超过20%。^[41]

表7-4　拉美国家城市非正规部门的规模

资料来源：国际劳工局：《劳动力市场统计数字》；转引自E.卡多佐等著：《拉丁美洲经济：多样性、趋势和冲突》，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235页。

非正规部门固然为穷人提供了一种别无选择的生计，也为正规部门中的就业人员提供了一定量的廉价商品和服务。但该部门的存在及发展也对整个国民经济及社会产生下列不良后果：（1）由于许多非正规活动难以受到政府的管制，经营者经常偷税漏税。如在巴西，据估计，偷税漏税与非正规部门的产值之比是1∶1。^[42]这无疑损害了国家的税收体系。（2）非正规部门中的劳动者得不到必要的劳动保护，也无法享受医疗保险或退休金等社会保障服务。此外，该部门还大量雇用童工。（3）非正规部门缺乏先进的生产技术，因此其产品的原材料消耗和能源消耗总是大大高于正规部门。（4）非正规部门中还有不少违反法律的活动，如贩卖毒品和从事色情服务。

总之，正是由于非正规部门具有上述弊端，它越来越被视为游离于政府管理之外的“地下经济”。^[43]